半个世纪前，他用他的画作出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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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两幅图，猜猜这是哪儿？
这么抽象，猜不出？
好吧没事，你不是唯一一个猜不出来的。这两幅画都是大卫·霍克尼1981年在中国旅行途中随手画下的，第一幅是桂林的山，第二幅是北京天安门广场。
问题又来了，谁是大卫·霍克尼？
他是当今国际画坛最具影响力的大师之一，被“称为英国艺术教父”。
不知道？他在2012年由英国女王授予“功绩勋章”。
没听过？大卫·霍克尼马上要在北京798艺术区举办个展《春至》啦，据说个展要从4月18日展出至6月6日。
不晓得？好吧，接下来，是时候好好了解这位“2005年BBC 20幅最伟大画作唯一获选的在世画家”——大卫·霍克尼了。
波普艺术
1957年在英国的皇家美术学院，有两派画风，一种是传统画风，另一种是来自于美国的抽象主义画风。不少学生受美国影响，偏爱后者的画风。大卫·霍克尼在皇家美术学院学习期间，正值美、英消费社会和大众商业文化兴起，一批以流行文化和商业形象作为研究和描绘对象的作家、艺术家成立独立小组。这批英国最早的波普艺术家在50年代形成较大声势。霍克尼自然也受到这种画坛时尚风格的影响。
虽然霍克尼曾多次拒绝别人称其为波普艺术家，但是从他的整个创作生涯来说，他的大部分作品具有波普艺术的某些特征，如：强烈的高纯度色彩、平涂技法、简洁的画面构成等。但是简单的将霍克尼的绘画风格等同于波普风格也未必正确，这位深具创新和探索精神的艺术家，其绘画始终具有强烈的个人表现和绘画趣味性。如1961以茶叶（Ty-phoo牌）包装盒为表现题材的画。
▲Ty-phoo牌茶叶包装盒，1961年
拼贴照片
这是霍克尼早年对于摄影的思考。普通照片无法吸引视线的停留，唯有与你自身相关的画面才可能被收藏。但是相机只能拍摄出现在眼前的场景或时间，对于那些没有出现在你眼前的东西，你就无法用摄影来完成，比如时间差、空间感。带着这样的思考，他决定暂停油画创作，专攻组合照片。这也成为他艺术创作的重要阶段。其中1986年4月11日至18日创作的《梨花公路》是大卫·霍克尼最具代表性的拼贴作品，也标志霍克尼在摄影拼贴照片这一领域的探索达到了顶峰。
▲梨花公路，1986年
大卫·霍克尼对此评价说：“我喜爱广袤开阔的空间，它对心灵有益处，我喜欢在开阔的荒野信步时的感受。天空一望无际，使人心旷神怡。《梨花公路》还是不折不扣的摄影作品，因为毕竟我使用的唯一器材还是相机，冲印工序和采用的色彩也都是摄影的那一套，它确实与绘画十分相近。”
他还在同时期创作了其他拼贴画作。
▲Still Life Blue Guitar, 1982
▲Don&Christopher,1982
▲Celia’s Children， 1982
同性恋
同性恋是霍克尼的另一个标签，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甚至偏爱在画作中画自己的情人。霍克尼可以说是欧美艺术史上第一位公开利用创作当作是工具“出柜”的男同性恋艺术家。当然他公开意指同性爱情的画作也让他饱受争议——当时同性恋行为在英国不被普遍接受。纵观霍克尼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创作，其中包含三个主题：“家庭”主题、“淋浴”主题、“游泳池”主题。通过这些主题，霍克尼试图忠实呈现这种次文化现象，同时也借此来建构一个理想国度，让自己逃离道德的枷锁。
▲加州，1965
▲洛杉矶的家庭，1963
▲在游泳池的两个男孩，1965
还记得开篇提到的大卫·霍克尼曾经有过一次中国之行吗？
1981年5月，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画家大卫·霍克尼以及画家的助手格里高利·埃文斯（Gregory Evans）的中国之行由香港开始。他们一路向北，经过政治气氛依然严肃的北京和表情凝重的西安，在江南四城——南京、杭州、无锡、上海辗转停留，结尾处的桂林山水和湿热广东让他们意犹未尽。所到之处，官方预定的路线和极力保持政治正确的导游“Mr Lin”无不让他们感到拘束。
然而，在猎奇式的景点旅游以及被安排与诗人、艺术家、学者进行座谈之外，三位旅者还是在密密的行程表中拨开一点儿空隙，窥到了一线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暂且不论是否是“隔着杂色玻璃”的真实。之后，诗人和画家将他们的这一段旅程集结成书，在1982年出版了《中国日记》。
▲《中国日记》
他用画笔记录了这些——
▲西安酒店外，1981
▲北京机场的路，1981
▲插红旗的船和毛毛虫，1981
大卫·霍克尼说他在中国感触最深的是“差异”：那些存在于城乡之间，南方与北方之间，封建皇朝的过去与社会主义的现在之间，新老之间，年轻与年老之间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并不如今天中国城市所显见的差异，或说当时的中国表面上看并无任何差异。
这些感触除了用画笔记录，霍克尼的同伴——诗人斯蒂芬·斯彭德还留下文字片段，将当时的见闻连同感受一并为我们呈现。
在北京，城墙，硬质垂直的线条，所有人看上去都一样；但在广州，有不一样的脸孔，天气更热，名字听上去很闷但实际上很有趣的文化公园…… 南京似乎是个中性的地方，我们更少觉察到是身处社会主义国家：别致的林荫道将街边的树和人们的活动组织起来，下起雨来街面发湿，一切都是中性。上海的感觉似乎又回到社会主义国家。
天安门与故宫在空间中并置让都城的两个中心呈永久的对望等待状态。紫禁城压倒性的空旷感让游客感觉它如此冰冷，完全堙没在过去的历史之中。游客处于这样巨大的院落和庙堂空间里显得如此抽离与隔阂，就像海水冲刷着不动声色的礁石。紫禁城等待着过去的中国。相反，天安门广场也有一种等待的意味：不是对死去的等待，而是为新生等待，等待那些未出生的人民群众……在中国，‘群众’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创造未来的自发动力。两者的共通点是他们的匿名性：没有任何显示个体建筑师或者艺术家的文字。
大卫说中国人的生活中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替代性快感。没有人在意比他们富有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替代性快感的负面影响是嫉妒心。一些情况之下，整个社会都建立在满足不同阶层的人彼此所生的嫉妒心之上。在中国，嫉妒心经过官方许可和制度化变得愈加荒谬……城市人比农村人更优越，所以他们被下乡体验生活（特别是那些本应最为人所嫉妒的知识分子阶层）。文化大革命所表达的疯狂想法就是高位的要就低、低的要拔高：老师要在教室拖地，从学生那里学习，嫉妒心不是生于贫穷者对富有者，而是愚笨者对聪明者。
“在中国，老年人不喜欢年轻人。”上海的青年学生向他们诉苦。年轻的活力无处发泄：有钱却不能为女友买到友谊商店的衣服，喜欢跳的士高却没有地方可以疯，和外国人说几句话要被盘问跟踪。然而，他们也注意到上海街道橱窗里的瑞士表，零星路遇美国人和欧洲人，共同追忆旧时沪上的“纸醉金迷”。但在无锡的丝绸工厂里，蚕丝女工让诗人回忆起幼时养蚕的经历，他感叹劳动原本无差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站在何处反观另一处，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政府也被种族暴动和劳工不满所困扰。经验的断裂之处总被观感与想象弥补，而社会的表面无差异更隐藏着更深的差异。
在北京，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的中国人骑着自行车，或者在公交车上，或去市场做买卖，所有人都在各自的目的中奔波，就像在酒店里拥挤向大堂与餐厅的游客。颐和园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国人在放松他们自己，享受生活。
三十年前，这两位旅者眼中的中国城市隐忍和低调，连一个广告牌都看不见，只有她的山川风貌和孩童天真动人。如今，这本《中国日记》在市面上已经很难买到，老诗人斯蒂芬·斯彭德已过世，两脚穿双色袜子的波普艺术家开始谈用ipad作画的心得。而在他们当年经过的中国城市里，无数的年轻人也正在用ipad妆点生活，巨型荧光屏照耀下的城市成为难以被波普的幻梦。
Q：如果你将和五人一起进行晚宴，谁会在你的嘉宾名单？
大卫·霍克尼：毕加索，戈雅，伦勃朗，米开朗基罗，和一位作家，也许我会说歌德，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有趣的谈话者，而且关于他我还有许多未知。
Q：你给人的印象是，你似乎完全无视批评，对吗？有没有哪个批评曾经伤害过你或让你重新思考你的工作？
大卫·霍克尼：不，还没有。大部分的批评是无足轻重的，你认真你就输了。我从来不关心布赖恩·休厄尔，虽然他总是攻击我，当然他攻击每一个当代英国艺术家，但他只是个笑话。我从来不把他当回事，我一直很自信。当我进入皇家美术学院时，有人曾经嘲笑我是“麻烦”，诸如此类，我一概不理。但有时我会看他们的画，并想：“如果我画成这样，我宁愿闭嘴”。我刚到伦敦的时候，以为能够到这里的人都不错，但是两周以后，我对很多事情改观。如果你一直认为自己会做好，那么你自然就有自信了。
▲大卫·霍克尼的iPad画作《Arrival of Spring》1
Q：现在年纪渐大后，“爱”对你来说是什么？有什么变化吗？
大卫·霍克尼：我热爱我的工作，我一直觉得工作充满爱。我现在独居，好吧，我和JP住在一起，但是我们不是恋人。我一直期待浪漫的爱情，但是现在我觉得自己拥有的已经足够了。我的工作就给予我足够的爱，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常常在信件的结尾写着 “爱生活，大卫·霍克尼”。唯有当我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毕加索，我可以一直站6个小时，仿佛自己依然30岁。毕加索曾经说，从30岁到90岁，只要画画他就是30岁。
Q：对于那些道貌岸然地指责你抽烟的人，你想说什么？
大卫·霍克尼：有一次，我在Holland Park散步，看到黑兔子在玩耍，我就停下来坐在椅子上，有几只毛色黑白相间的喜鹊飞了下来。这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的美好。我就坐在那里点着一根香烟，然后有三个女孩过来，边慢跑边看我，指着我哇哇叫。当时我坐在那里，心想：她们认为她们是非常健康的，但她们没有看到兔子。我想了想觉得我比她们健康。
人是狭隘的。他们既狭隘又沉闷。我并不在意他们。他们太沉闷，太沉闷。
▲大卫·霍克尼的iPad画作《Arrival of Spring》2
Q：你是否觉得你的艺术已经改变了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如果是，这对你来说重要吗？
大卫·霍克尼：也许吧，我想这是一件好事。我知道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同性恋者需要隐藏自己，但我不想这样做。我想：“好吧，我就要成为一名艺术家了，我必须诚实。”你必须诚实。事实上，作为同性恋者，我并不为此而担忧，我总是说，我们生活在波希米亚，波希米亚是一个宽容的地方。
Q：我有一种感觉：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一直渴望创造更幸福，更快乐的艺术。你怎么看？
大卫·霍克尼：好问题。艺术充满趣味，我不知道它是否是快乐的，但我不认为这是不幸的。你的情绪会反映在你的作品里，如果我不高兴，我肯定不工作。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大多数时候我一周工作7天，我已经77岁了，我只是想要不断探索，探索新的绘画方式，这才是令我感兴趣的事。
我不是一个悲惨的艺术家！艺术应当关乎快乐。老少皆爱，不是吗？
▲大卫·霍克尼的iPad画作《Arrival of Spring》3
Q：你还在用传统的方式作画，正如你从皇家学院毕业时那样？
大卫·霍克尼：是啊，2013年，我画了大概30幅肖像，是木炭画，非常传统，但这不是守旧。从16岁到20岁，我所做的就是这样：在布拉德福德的艺术学校可以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都待在学校，我就这样画了四年。这样做你可以收获颇丰，但是问题在于现在很少人愿意如此，我坚持这样做所以有所进步。
我不知道艺术学校现在怎么样，但我听说他们不再画画，这有些不可思议。绘画在未来是亟需的，视频游戏和其他东西，这都是人画出来的，它必将回归到绘图板，即使是在电脑上，也是如此。
Q：用iPad画画有什么不同？在纸上画和在iPad上画给你的感觉是否一样？
大卫·霍克尼：当然不同，因为你相当于是在玻璃片上绘图。在iPad上，你可以一直画，但你不能在一张纸上一直画下去，并且在iPad上你画的东西是不同的。绘画已经有五万年的历史，它由来已久。当那些人在20世纪70年代试图放弃绘画，他们说：“你现在不需要画画了。”而我也指出：“好，那你为什么不告诉那些小孩子呢？告诉他们你不需要画，看看会发生什么。”
本文综合整理自网络，访谈部分编译自《卫报》，其他内容综合参考《建筑论坛》2011年7月15日《外者静观——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城市》一文（作者：翁桐润、张宜轩）；《东方艺术》2011年05期《大卫·霍克尼与波普艺术》一文（作者：黄继谦），综合整理：蛀牙，小井，转载请联系书评君，需标明来源及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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