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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黑暗时代的她们》

作者：杰奎琳·罗斯

译者：王扬

版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3月

节选自《黑暗时代的她们》

本书将以三位深陷极端不公平境遇之中，却仍竭力创造自己生命价值的杰出女性的故事作为开始。尽管她们生前遭到了轻视与侮辱，各自的经历又迥乎不同，但当我们回溯她们的经历时，相似的沉重感会让我们透不过气来——一如生活曾加诸她们的苦难。而同时，她们的受难故事，也同样是她们反抗命运迫害的光荣历程。于我而言，她们并不是牺牲者，而是伟大的幸存者。尽管并未能等来属于自己的时代，但她们却教会了我们该如何在一个冰冷残酷的世界上，诠释生命的意义。她们同属于20世纪——那是一个繁荣与杀戮都在以空前的方式施展着自己力量的年代。在这本书里，死亡的阴影笼罩在那些充满活力与抗争精神的女性身上，并且至今仍未消散。

她们不仅是将言语与想象蚀刻在生命之外的艺术家, 同时也是这世界丑陋真相的揭发者。她们的遭遇提醒我们，在这世界上，横行的强权、腐败与享有特权的卑鄙阶层从未消失。但为何她们的经历是如此的悲惨？答案或许仅仅是，她们是女人。她们都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可这些痛苦却使她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生命的方向。她们将痛苦掩埋于内心深处，并努力寻找黑暗的藏身之所，为的是弄清究竟是什么在阻碍她们前进，同时为反击做好准备。她们吸引我的原因，是她们并没有犯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误：去坚信自觉的受难意识终能换来报偿，从而对苦难“听之任之”。即便是在暴力之下，她们也尽可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于历史而言，她们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受害者，尽管她们的被害已成定局。

我以卢森堡女士的故事作为开始。这个犹太女人出生在波兰，正是在她的努力下，来自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们成为20世纪初最坚定的革命力量。她的身份多到令人惊讶：马克思主义实践者和传播者、教师、演说者；革命路线的设计者与雄辩家；抒情诗人和语言艺术家；翻译家和语言学家；画家和植物学家。

当罗莎·卢森堡第一次站在公众面前，发表自己那将要感染众人的公开演说时，她缓慢但准确地衡量了自己的力量。“我并不是一个希望以鲁莽的手段，通过制造某种具有轰动性效果来达到目的的狂热分子，”在1898年写给自己情人列奥·约吉谢斯的信里，卢森堡写道，“相反，我自己正在以冷静的状态，自信美好未来即将实现……我确信自己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成为我们同志之中最出色的演说者。”

当罗莎·卢森堡总结自己的演说时，她发觉自己着力引导和改变的，其实还是那个本质上属于男人的世界。而这个瘦小、有一点跛足的波兰裔犹太女人，则是在用自己的全部力量不断向高处攀登。她与参与她演讲的每一位革命英雄和权威都是平等的——其中甚至包括列宁，尽管他是一位卓越的革命领袖，却也曾被卢森堡当面指责。简单地说，罗莎·卢森堡征服了他们的世界。

与此同时，卢森堡同样不曾怀疑，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意义是独一无二的。“你知道我为何如此坚定吗？”在几个月后给约吉谢斯的信里，卢森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一些我在生命中体验到的东西，将会以我自己的方式被阐释和表现……正因如此，我的灵魂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臻于成熟。凭借着观念的力量和强烈的自信，它将会冲破一切陈旧规则惯例的束缚。我想要像一声惊雷一样，以我的观点、信念和表达的力量，唤醒人们麻木的心灵。”这番话或许可以用狂热、过激、缺乏情感来形容，但对于卢森堡而言，成为一名政治参与者的使命，必然是要使世界迎来新生，这显然需要无比的决绝。而接下来，她又在信里补充道：“可是该以怎样的方式、向怎样的人、在怎样的场合完成对他们的引导，我却仍不确定。”

卢森堡的迟疑，来自那些看似与她同仇敌忾的同僚。她所呼吁的是一种新型的政治语言，那是一种我们至今仍在沿用却也时常被误解的观点：一种政治理念，并不应以翦除异己方式实现全面的控制。她的这一观点对汉娜·阿伦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阿伦特同样也曾详细地阐释极权的可怖之处，同时指出终极的自由作为一种资格之于人们的意义。而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她写道：“没有逻辑，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将会使强权的运转呈现尽可能多的可能。这是因为对于所谓的逻辑之链而言，它的开端往往只是以假设作为前提和形式。”这同样解释了为何极权主义总会无比憎恨“新人”，恐惧之所以被需要，是因为极权者“唯恐人们在世界上建立起超出他们控制的联系，从而提高他们自己在世界上的声音”。

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声音——获得更广泛的话语权，同样也是女权主义运动的目的。在父权占据主导地位的场合，女权主义者的言论通常被冠以“聒噪”“歇斯底里”之类颇为轻蔑的形容词，通过这样的谴责来使她们减少自己的发言。

通常意义上，人们对女权主义运动的反对，即便不是以恢复男性在这个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为目的，也是在试图继续对女性的言论进行染指和干涉。一个直言不讳的女人总会被看作一种威胁，这并不是出于对她所说的内容或是所提出的要求的担忧，而仅仅是因为在公共场合“发声”这一行为本身，已经太过强烈地表露了自己的存在感。也正是基于此，罗莎·卢森堡的演说，时常会遭到反对者的无理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同时也是位自诩的“女权主义者”奥古斯特·倍倍尔曾对她恶语相向，说她的言语是“卑鄙的女人喷出的毒物”；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先驱维克多·阿德勒更是直接称她是“恶毒的婊子……总喜欢像猴子一样抖机灵”。而在一些其他的场合，他常常会宣称卢森堡所做的一切并不明智，“证明了她不过是个女人而已”。而在1905年的一次党内大会上，阿德勒半开玩笑地说：“是时候让她停下来了……不能让一个蠢女人坏了我们的好事。”罗莎·卢森堡所遭受的诽谤表明了，一个卓越而勇于发声的女人的存在，通常会被包括同僚在内的男人们看作一种威胁。而这种境遇本身也证明了，人性中，尤其是权力拥有者身上的卑鄙与下流，其实从未消失。

当罗莎·卢森堡被政府的追随者们杀害时，夏洛特·萨洛蒙仅仅两岁，但她与世界和自己的冲突已经埋下了伏笔。她不朽的作品《人生？如戏？》（Life？ or Theatre？）不仅是绘画史上的重要作品，同时也是对德裔犹太人在“二战”期间遭遇的苦难的一份忠实记录。她用一幅又一幅的水粉画，描绘了自己在这黑暗岁月里的境遇。而这部创作于她生命最后几年里的作品，直到她死后多年才得以结集问世。她是在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被杀害的，但或许，将她的作品全然归入大屠杀纪念中展出或许是个严重的错误。

事实上，夏洛特卓越创造力的意义，要远胜于她作为一名“大屠杀死难者”的价值。《人生？如戏？》的配色是极艳丽的，这使得画面通常看起来很刺眼。而这种不同寻常的风格，似乎暗示了她所处的境遇——一面是压抑与禁锢，而于自己，夏洛特·萨洛蒙的才华却不容许半点儿压抑。这组矛盾的结果，最终通过这些非凡画作得以呈现。它们贯穿了绘画者在两次大战中的经历，将其间的疯狂与痛苦小心收纳，并以鲜艳的界限，诠释此时与彼时生命的痛楚和希望。

根据一份可信的报道，夏洛特在作画时会面朝大海，嘴里哼着歌——这大概也是她的作品富于韵律感的一个原因。欣赏她的作品是一种多层面的体验。随着黑暗渐渐渗入她的生活，她在画布上的表达也随之发生改变。由于她富于表现力的手法，欣赏者不难像置身诗歌朗诵会或是音乐会上那样，体察作者心境的变化。这种将声音与画面结合的表现方式同时还具有独一无二的“紧迫感”——画布上的角色仿佛可以主动发声，央告人们来查看这里发生了些什么。

夏洛特将绘画与音符融合的尝试，使她逃离了恐怖的深渊——这深渊既是来自他人的暴行，同时也来自自我。她的天赋使她可以驱散笼罩在自己生活之上的黑暗，同时揭露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共谋”。《人生？如戏？》始于1913年她的姨妈自杀的那个晚上，那同时也是“一战”前夕看似安宁的一天。但死亡往往孕育着全新的生命——在自己的姐姐离世之后，夏洛特的母亲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来到“一战”前线，成了一名战地护士。而正是在那里，她遇见了萨洛蒙医生。两人迅速相爱，结婚，生下了夏洛特，而“夏洛特”这个名字，正是来自她不曾见面的姨妈。可这个美丽的名字，却暗示了一个不祥的结局，而这个结局在夏洛特降生时似乎已经被人们察觉：“小夏洛特生下来，似乎就带着对生活的不满。”夏洛特的出生伴随着秘密与谎言。而从一开始，她便试图引导自己的观众去关注那不寻常的东西：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它的国民是怎样经营自己的日常生活的，那是一种狂喜与愤怒、冷酷与压迫共存的状态。与此同时，犹太人也背上了奇怪的罪名——由于他们的相对较高的自杀率，其他人开始将“堕落”的帽子扣在他们头上——自杀是亵渎神明的表现。出于这样的原因，夏洛特姨妈的自杀，只好被家人掩盖起来。但事实上，萨洛蒙家族总共有七人死于自杀，包括夏洛特的母亲——她于夏洛特八岁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夏洛特则被告知自己的母亲“死于流感”。根据记录，在这一时期，“没有人告诉过夏洛特自己家族这些死亡事件的真相”。

尽管尚无从知晓自己的“宿命”，但夏洛特还是为自由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便想象自己好像一只被束缚的飞蛾，“只有靠近烈火才能挣脱枷锁”。而当她在二十三岁时得知自己家族的秘密后，想到自己可能也难逃自杀的诅咒时，她决定要做些什么。“务必保存好它们，”在完成自己的作品后，夏洛特将它们交给了自己的朋友莫迪斯医生，“这是我全部的生命。”当她坠入黑暗的深渊时，勉强用画笔描绘出那不可言说的可怖景象，使她成了那个时代的记录者。这是她谋求“幸存”的方式——生命可以轻易被磨灭，可记忆却能永存。而在这一层面上，她又是个不折不扣的榜样。

夏洛特·萨洛蒙全力以赴，对抗这世界，以及自己内心最不安的情状。这恰恰也是我试图论证的关键部分——只有当我们对她们所遭受的苦难有所体会与认同时，这些杰出女性的意义才能真正被理解。你永远无法在一场战争中装聋作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或者提高耳机音量——像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做的那样，去掩盖由远及近的隆隆炮声。在多数时候，按照官方辞令的说法，“战争让女人走开”，她们至少可以做一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等待灾难降临或风平浪静，但由于自己难以隐抑的才华，夏洛特却成了一个“主动受难者”。

现代社会对完美的诉求（一切完好，没有瑕疵，没有界限，没有阴影）消除了普遍意义上的掠夺与侵犯，却更使女性本身成为那些亟须隐匿起来的邪恶企图的理想藏身之所。当世界权力的重心于“二战”后穿越大西洋转移到美国，与权力相伴的压制与强暴也如影随形地来到了新大陆。在其中，似乎没有人比玛丽莲·梦露承受了更多的痛苦。就像这一时期的美国本身一样，梦露的故事也被深深地烙上了“美国梦”的印记——然而，她的“美国梦”同样也不过是幻梦一场。

1959年，苏联领导人对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访问。而正是在这次“友好访问”中，赫鲁晓夫主动提出想“见见梦露”，因为对于苏联人民来说，美国是“可口可乐和梦露的国度”。梦露自己对于这些的看法显得很犀利。在她生前最后一次采访中，她指出：“我从没把自己当作一件商品，可显然，有人是这样认为的。”

梦露是在“一战”后的萧条之中出生的。她于1926年生于天使城的郊区，由于父亲失踪，母亲随后不久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梦露的童年十分灰暗。她是这世界上留下影像最多的女人，尽管人们偶尔不愿承认她演技精湛，但却不能否认她是一名极具天赋、极出色的演员。人们对梦露总是持有错误的认知，不只是因为她悲惨的生活经历，也并非仅仅由于她的早逝（她的死因至今仍然是个谜）；而在于这两个方面更像是她生活中一条时时涌动的阴冷暗流，验证了她徘徊在B级片演员与大明星之间“一定并不光彩”的演艺生涯，更表现了一个具有支配欲的美国究竟是如何将自己的商品和美元撒向全世界的。但不同于人们的固有认知，梦露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胸大无脑的金发美人”，恰恰相反，她十分睿智，思想极具批判性，同时具有很强的自制力。她曾多次尝试反驳在那个被虚化的时空下被强调的所谓意义，而在今天，这种反驳显然比仍被坚持的谬论更具价值。

梦露的演艺生涯，始于带领美国人民走出战争沮丧的罗斯福新政时期，经历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又涵盖了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朝鲜战争以及因对共产党人的滥杀而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时期。每当道德崩坏的时刻，梦露的出现就像是一针强心剂，鼓舞人们继续相信生活的美好。她的完美无瑕像是一种魔法——美国梦的实现可以“不请自来”，于是人们也不必勉强自己穿过层层阴霾（尽管梦露自己的生活自始至终都布满了阴影）。

梦露是一位杰出的反抗者。“氢弹是我的噩梦，你的噩梦是什么呢？”在1962年的一次采访中，梦露曾这样反问道。这些言论和故事都理所当然地被隐瞒起来，使得梦露的政治活动更像是一段隐藏起来的影像，被尘封在银幕背后，被她自己演绎的、为人们所期待的光鲜亮丽掩盖。

据我推测，梦露的政治活动经历之所以会被隐藏，是由于她对所谓“美国梦”的态度并不坚定。而她所坚持的“人道主义”却又是那样易碎和危险，这最终使她只能被一些狂热者“热情相待”。即便是作为一位明星，梦露的经历也太过近似于她所演绎的故事的反面。那些对她的执着有所了解的人们显然知道，她最关注的观众，是那些工人、穷困潦倒者，以及那些将银幕上的她视作全部生活意义而借以逃避现实的自闭者。她是底层中的幸运儿，却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幸运。1960年，梦露曾给自己的朋友、《纽约时报》的高级编辑莱斯特·马克尔（Lester Markel）写信，对美国政府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治态度提出了抗议：“莱斯特，我从小便被告知民主的意义，可当古巴人民为了实现民主，在驱逐独裁者巴蒂斯塔的斗争中付出了如此多的鲜血时，我那宣称热爱民主的祖国却对此漠不关心。”

事实上，当有关社会主义的事件发生时，美国也往往会摒弃所谓的“普世价值”，站到民主的对立面。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梦露越会表现出自己不同于往常的一面，那才是她最真实的一面。而这真实，又往往会在虚构故事之外的镜头前被捕捉。曾为梦露未竟的影片《濒于崩溃》（Something’ s Got to Give）拍摄照片的摄影师劳伦斯·席勒（Lawrence Schiller）曾写道：“她既是一位可以完成既定动作的杰出演员，同时又好像完全可以主宰这一切。”梦露向他展示了“其他摄影者都知道的事实：当梦露进入‘拍摄模式’，她会让所有摄影师沦为‘按快门的人’”。而对于另一位摄影师艾娃·阿诺德（Eve Arnold）来说，这种力量延续到了暗房之中。当她为梦露拍摄过一组照片之后，这些照片看起来似乎是有生命的：它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冲破束缚，在黑暗中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