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视频访谈的时候，很多中国作家都喜欢把书房作为背景。他们背后往往有一个塞满图书的大书架，这似乎是某种暗示：正是背后那丰富厚重的专业知识赋予了他们写作的权威性。而当他们谈论起自己的小说时，也总是喜欢在各种人文课题里钻来钻去，如今最常见的莫过于乡土研究，每个作家谈论起这个问题时都俨然变成一位社会学家，侃侃而谈。就这样，许多的职业作家便在专业和非专业间竖起了一道隔墙。

但这世界上真有“写作专业”这回事吗？是不是真的读得越多，写得越好？是不是在每个作家的创作空间内，都会摆上满满一柜子的书，都会拟订一份严格的课题研究表，并拥有一套专业的创作系统？的确，像翁贝托·埃科这样的学院派作家是存在的，也有像博尔赫斯那样梦想着浸泡在图书馆天堂的大师，但艺术的殿堂却从不因此而设立隔墙。

博尔赫斯（1899－1986），阿根廷伟大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兼翻译家，受到余华、苏童、马原等中国作家的推崇，深刻影响了中国一代作家的写作。

写作更像是一种迷幻的脱离，让人在这个过程中摆脱现实身份，除了艺术的创造者外什么也不是。像雷蒙德·卡佛，杰克·伦敦等等，他们更喜欢叼着香烟谈论灵魂，而非研究某项严肃而乏味的人文课题。这些来自三百六十行的作家们非但没有损害文学的“专业性”，反而让文学走向了更深邃的高空——没有他们，生命的日出日落，该是多么无聊。

相比于其他的艺术工作，写作是技能限制最低的一种，它不需要一个人像音乐家那样从小勤学苦练掌握技巧，不需要像建筑师受制于材料资金和环境状况，只需要拥有一份书写的意志，一张纸，一支笔，任何人都有机会成为优秀的写作者。

也正因此，它对专业技能要求不高，便转而对创作者的灵魂和思想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下面要谈的这些作家来自各行各业，他们许多并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学训练，在正式写作前从事过各类奇葩的职业，包括优渥的、底层的，有趣的、压抑的。

雷蒙德·卡佛（1938—1988），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被誉为“美国的契诃夫”。因生活所迫，卡佛做过替药房送货、在加油站给人加油、在医院里打扫卫生、在公寓小区打杂、替人摘花等工作。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作家”，这句话有两种意味，它意味着文学写作的大门向所有人平等地敞开，也意味着并非所有勤奋与投入都能在文学中得到等量回馈，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写作这门专业。就算真的想成为“专业写作者”，也是三分靠灵魂，七分靠天赋，至于学识渊博、阅读广阔、勤奋不倦等等，最多是锦上添花罢了。下面，我们来细数一下，哪些专业出的作家最多，又出了哪些令人着迷的作家。

转行“重灾区”医学界

面对大量死亡与病痛，把手术刀变成了笔

不想当作家的医生既不是好医生也不是好作家。尽管世上并不存在什么“作家大学”来培养专业作家，但如果说有哪个专业最接近的话，非医学莫属。医学似乎是文学写作的学前班，或者培养、或者挫败他们的生活，最后的目的只有一个：把一部分人从医学送入文学殿堂。

文学史上，弃医从文的名单非常庞大，且可以追溯到非常悠久的时代，例如济慈，一个放弃了医学转而写诗的青年，当他二十六岁便哀婉凋落的时候，死亡，文学，医生，三者之间的冥冥联系不禁令人唏嘘。

《济慈诗选》

作者:  济慈

译者：屠岸

版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年11月

医学界成为转行重灾区绝对不是偶然。作为成天与病痛或死亡打交道的行业，它每天都接触着人类生存最深刻的层面。拥有医学经历的人总是会对生命背后的现象产生兴趣，这使得他们的思考自然比平常人更深一层，他们会思考病象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会养成系统而精密的思考习惯，犹如手术刀一样，缓缓切开事物表象，追寻人生内部的实质。

在中国，弃医从文的作家并不少。鲁迅、毕淑敏、余华、池莉等都有从事医学的经历，其中以鲁迅的经历最广为人知。

起初，鲁迅是把医学视为改良与拯救的手段的，可到了日本学西医，结果依然失望。鲁迅发现医术只能延长人的生命，却无法改变人的灵魂，愚昧的中国人依然愚昧，纵使自己成为一名精湛的医生，如果不能从精神上让国人摒弃孱弱病态的话，那生理上的行医依然没有意义。于是鲁迅转而从事文学，他依然延续着医学的态度，只是把工具从手术刀换成了文学作品。他针对国民的劣性对症下药，希望从魂魄上为国人治病。这也是鲁迅作品倾向特点的一个原因，他的作品，基本都是写给别人看的，就像医生给病人开方子一样，唯有一本《野草》留给了自己。

弃医从文是世界性的现象。日本小说家渡边淳一拥有整整十年的医学经历。十年间，渡边淳一参与了太多手术，见过了太多生生死死，绝境中的心脏移植，瘫痪者的脑部手术，诸多死亡边缘的场景极大地触动了他的神经。因此，渡边淳一是以“堪破生死场”的态度弃医从文的，他见惯了生死，对人体所承受的极限了如指掌，他的作品风格也因此而极为凄婉，游走于生死边缘，小说中的人物在情欲高潮中走向毁灭与唯美。究竟何为生，何为死，何为昙花一现的激情与幻梦？这是在阅读渡边淳一小说时会获得的最强烈感受。

《失乐园》

作者:  渡边淳一

译者：竺家荣

版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年6月

当然，并非所有作家都因内在联系弃医从文。我们会拥有柯南·道尔这样一位侦探小说先驱，得感谢他凋敝不堪的生意。柯南·道尔是个不怎么如意的医生，他在伦敦开了一家眼科诊所，整整一个月，居然连一个光顾的病人都没有。于是，行医赚不到钱的柯南·道尔不得不放弃他的诊所生意，尝试写福尔摩斯系列短篇小说，结果一举成名，从此他再也不必依靠行医来养家糊口。

弃医从文的队伍非常庞大，除了上述几位，还有俄国的契诃夫（在行医与平民打交道的过程中感悟社会现实题材）、布尔加科夫，英国的毛姆，以及不久前畅销书《当呼吸化为空气》的作者卡拉尼什都有从医经历。

总之，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喜欢读书的医生朋友的话，你应该建议他去尝试写作。生死存在的主题，他们很容易把握。

法学界

法学与文学难解难分的德语文学

弃医从文是世界性现象，但在德语文学界，法学与文学难解难分的纠葛则成为十分独特的现象。德语是一门非常沉重的语言，复杂的语法，冗长的单词构成，哲学性用词，以及动辄一句话几大页不分段的写作手法都是它的鲜明标志。因此，德语在精神荒原中的职责便仿佛一位立法者，讲求精准，秩序，探究，时常陷入深邃的精神地穴而不能自己。

走进德语文学，会发现大批作家都拥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经历。《朗读者》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曾担任法学教授和州法院法官；马丁·莫泽巴赫年轻时主修法律专业；费迪南德·希拉赫专司刑事案件，接受政治案委托。其中，和“法律”“规则”等特性的交织最为密切、最能通过作品感受文学与职业的影响与冲突的，则非奥地利作家卡夫卡莫属。

卡夫卡并没做过律师或法官，法律专业毕业的他只是一个保险公司的小文员。但“法律”一词对他而言有着比其他作家更钻骨剜心的意义，因为在卡夫卡的世界里，“法”不仅是职业，更意味着冷冰冰的秩序与霸权，意味着一种他不得不服从的生活。

卡夫卡终其一生都被“一切障碍粉碎”，他选择法律并非自愿，而是父亲强烈意愿的结果，在商人父亲的逼迫下他压抑着换到文学系的想法，一直主修法律，毕业后在一家保险公司郁郁寡欢地任职。在卡夫卡的世界里，父亲意味着不可反抗的命令，这从他的短篇小说《判决》中便可以窥见，当父亲命令他去死的时候，那个“我”的身体便自动行动，从桥上跳入河里。

他有太多不可进入的世界，如《城堡》中作为土地测量员的荒谬周旋，在卡夫卡眼里，他与其他世界的隔阂就是法的隔阂，法，意味着一扇他人制造的，永不为他敞开的门。因此，他在《法的门前》才会写下那样痛苦的话语：

卫士看出乡下人已死到临头。为了让他那听力渐渐消失的耳朵能听清楚，便冲他大声吼道：“这道门任何别的人都不得进入：因为它是专为你设下的。现在我可得去把它关起来了。”

从卡夫卡的文字里，我们能最大程度感受到“法”与文学的影响。

侦探小说界

来者不拒的大花园

如果说医学界是转行的重灾区，那么相应地，在文学界也有一个重灾区，它来者不拒地欢迎一切来自其他职业的写作者，并竭力将世界最精彩刺激的体验传递给每一位读者。

侦探小说属于文学中非常重要也异常庞大的一个分支，虽然它由于太过通俗而导致不被主流文学界承认，但要知道，想创作出一本精彩完美的侦探小说绝非易事。一本优秀的侦探小说，除了悬念，精彩的反转，别具一格的侦探形象，随时会发生罪行的氛围感之外，还会将读者带向对社会及人性的思考。想要写出这些精彩，写作者就必须有丰富的生活体验，最好亲身在人间各个角落尝尽冷暖心酸。

于是，侦探小说家便自然地具有了一些“硬汉”的生活经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品尝过跌宕起伏的悲凉，在社会的底层职业中摸爬滚打，却并没有被灰暗乏味的生活吞没，相反，他们站了起来，带着直视者的目光创作侦探小说，为读者传递生命中那些最残酷又极端的处境。

英国作家伊安·兰金是典型的万能职业者，在从事写作之前，他摘过葡萄，收过税，还有一阵子做起养猪和研究酒精的工作，不过长期变更的职业经历并没有影响他写作生涯的开始。兰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写作，因此，他很有可能把工作当成了积累写作素材的源泉。

美国的侦探小说家雷克斯·斯托特的经历则比兰金还要丰富，他在正式从事写作之前大概从事过30余种工作，其中包括在杂货店卖香烟，后来他创作出了“尼禄·乌尔夫侦探系列”，才使得他摆脱职业动荡的困境，这个侦探十分古怪，身材肥胖，最大的爱好是种植兰花，也颇有些不务正业的意思。

而被媒体赞誉“从没有写过一本失败作品”的女作家约瑟芬·铁伊所爱好的职业更具有专业色彩，约瑟芬·铁伊毕业于体育学院，对杂技和体操十分热爱，据朋友回忆，铁伊经常会在出门游玩时表演一系列高难度动作例如在栏杆上翻筋斗。毕业后，她还曾经在某个体育学校任教，这段经历也被她写进了小说《萍小姐的主意》里。

这个名单继续说下去的话，还包括电气科出道的东野圭吾，BBC记者薇儿·麦克德米，皇家特种部队出身的柯林·德克斯特等等。只要有才华，侦探小说界来者不拒。

理工科

以各自专业为中心的理工科作家们

文学界还有一批理工科出身的作家。通常，理工科出身的作家都带有很明显的专业特征，写出的作品也以各自的专业为中心。例如波兰作家亚努什·维希涅夫斯基就是一个专业的信息工程师，而且在该领域还小有成就，不少国际化学公司都在使用维希涅夫斯基研发的计算机程序。目前，维希涅夫斯基仍然在一家信息公司工作，写作，看起来只是他的副业。维希涅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寂寞联机》就以作家个人的职业知识为背景，讲述了一对年轻人通过信息世界相识、恋爱的故事，这本小说在波兰非常畅销，并且改编后搬上银幕。

而意大利化学家普里莫·莱维的经历则沉重许多。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话，莱维或许只是一个普通的化学家，然而，希特勒的集中营将他变成了一个控诉罪恶的作家。《元素周期表》是他最有特点的一本小说，也最能体现他化学家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普里莫·莱维通过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形式，用“汞”“锌”“铁”等元素的特性来讽刺希特勒当政时期的众生相，例如在他眼里，那些毫无思考能力，顺从希特勒政策而大肆鼓吹的意大利知识分子就像“汞”这种易挥发的气体一样。

作为奥斯维辛的幸存者，莱维的作品全都集中于对法西斯政权的控诉；“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那段经历就仿佛一颗子弹，它早已经将真正的莱维杀死，留下的只是卡尔维诺式的两个一半，一半化学家莱维和一半作家的莱维，在写尽了对奥斯维辛的控诉之后，普里莫·莱维便跳楼自杀。也难怪得知莱维的死讯后，有很多学者表示，其实莱维的生命早在三年前便被奥斯维辛剥夺了。

《元素周期表》

作者:  普里莫·莱维

译者：牟中原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4月

当然也有些理工科的人在转行后丝毫没有流露老本行的痕迹。如新生代的俄罗斯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索罗金，毕业于石油天然气机械工程的他以创作后现代小说为主，却着眼于内在情感，丝毫没有专业知识的参与。

写作是一个人的灵魂探索，是一个作家对世界的独特呈现，这个过程没有专业技巧可言，也没有人可以传授，全都需要一个人自己去体验。因此，艺术领域也没有名师出高徒这一说，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有什么样的生活经历，只要有一颗纯粹的灵魂，那么书籍、啤酒、手术刀、加油阀……你身边的一切东西都会成为写作路上最好的导师。说到底，它并非是一门职业，而是一个人灵魂及存在的轨迹；任何人都可以很轻易地拿起笔来，关键在于你如何落笔。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断指；编辑：张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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