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结束，小豆丁意识到自己没有考好，准备复读。妈妈对她的选择心有不满，说：“你看看人家，早一年高考上大学，就能早一年出去工作赚钱。”
听闻妈妈的话感到羞愧的小豆丁，在复读后的假期开启了打工之路，直到大学毕业，她都没再向家里伸手要过生活费。五年来，她做过地推销售、照顾过宠物、送过外卖、教过弓箭和小提琴，在电子厂待过，也在生鲜超市后厨和便利店打过工。 鬼马机灵的她，在与形形色色的人的交往中，一点点形成对世界清晰的认识。社会上的人鱼龙混杂，不乏骗子，她也无所畏惧，她说，“社会就像一个大题库，见的人多了，再遇到新的人也会有熟悉感，知道如何相处”。
打工的一路上，她始终在以充沛的活力与热情影响着周围的人，创造出无数奇遇。她在便利店遇到过许多不耐烦的顾客，意识到好好说话的重要性，也在后厨看到了“现捞海鲜30分钟出餐”“外卖20分钟准时达”背后的辛酸和泪水，提醒着自己要在宏大叙事下看到具体的人。
然而，她也常常畅想，如果在成长的过程中得到了足够多的关爱，过一种不那么辛苦的生活，自己的人生又会成为什么样呢？
以下是小豆丁的自述——
社会就像一个大题库
我穿着一件蓝色的小裙子，戴着个小蓝帽，像cosplay一样打扮成海盐味饮料的样子，旁边站着穿黄色小裙子的“柠檬味饮料”。这是我打的第一份工，在家门口的商场给饮料做地推。工作时间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一天70块钱，如果晚上留下来卸货可以加20块钱。当天卖超十箱饮料的话，每多出一箱可以提成五块钱，因为精力旺盛和脸皮厚，我是当时小组里挣得最多的。我特别爱吆喝，拉着路人试喝，和路过的人唠嗑顺便说句买瓶饮料吧。每天的试喝是有一箱指标的，把饮料分在小纸杯中，每杯只能倒一个底儿。试喝饮料如果被剩下，就说明你推广任务没有达成，一瓶要被罚五块钱。如果遇上人流量小的时候，为了不被罚钱，商场里又没有地方可以倒，我们只能蹲在没有监控的后台，等主管走后，喝掉，三个女生喝完六瓶。那段时间我天天都在喝那个饮料，打的嗝都是酸水，好长一段时间，我看到它们就害怕。因为要穿得比较滑稽，来应聘的男生很少。晚间卸货时，标配阵容是两个女生和一个男生一组。每次有我了，就不用分配男生了，我比较能干。工作中，我喜欢穿着气球人衣服和来往的路人抱抱，有时候遇到小朋友，和他们招招手，他们看到就会跑过来追你。上大学之后我的生活开始丰富起来了。平日里，我下了课就会去参加学校军乐团、汉服社组织的活动，还会跳舞、运营自己的公众号，中午给学校的馄饨店送外卖，周末去教小提琴、在弓箭馆做陪练——我简直是时间管理大师，有花不完的精力。到了寒暑假，我也不回家，每年放假的时候就在外面打工，我去过杭州、武汉、长沙……在各地流浪。
我在电子厂待过，送过外卖，做过宠物店店员，也在盒马后厨和罗森便利店打过工……在这些游历中，我遇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有骗子，也有很极端的好人和坏人。我从小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长大，要学会察言观色才能生存下来。在社会上碰到的人更加复杂，但这就像一个大题库，见的人多了，再遇到新的人也会有熟悉感，知道如何相处。但这不代表我会利用别人的弱点去骗人，我只是知道对不同的人，以什么样的方式相处、保持多大的距离、交流到什么程度，会让我们都感到舒适，哪怕遇到我不想深交的人，我也知道说什么样的话会让他开心。我经常和当地老乡聊天，寻找当地的美食，在自己的公众号上推荐。因为擅长写段子，我会在公众号上帮我打工的馄饨店拍小视频宣传。有一次，视频内容是假装在馄饨店吃法式大餐，我特意买了桌布和刀叉，把馄饨汤倒在高脚杯里，把辣椒油叫作红酒，用刀叉切馄饨，后期剪辑时用慢动作把它们连起来，做出很优雅的姿态。公众号在本地产生了影响力，有很多店家联系到我，要我帮他们招聘，于是我建立了两个微信群，为找工作的人发布招聘信息。我把工作机会收集上来，找到自己想做的，先不发布，直接去问店主要不要让我去。作为中介，我有了“中饱私囊”的机会，在弓箭馆的兼职就是这样找到的。野路子出身的我，自然没学过弓箭，不过跟着店主练一段时间就会了。我射箭射得也不准，但是陪练主要的工作是给来玩的人科普运动常识，保护器具和人不受到伤害，所以也不算有难度。打工时段里，还是有很多私人空间的。在弓箭馆没有顾客的时候，我就呼朋唤友，把大家叫来喝饮料、玩桌游。那期间，我每天中午还会给学校的馄饨店送外卖。在店里没活儿的时候，我常和包馄饨的小弟聊天，结下了很真挚的友情。馄饨店的小弟当时17岁，很早就不读书了。他很腼腆，笑的时候喜欢抿着嘴巴。他包馄饨很快，一只手用小竹板擓一点馅甩到馄饨皮上，同时另一只手已经捏上了，紧接着拿下一张皮。动作行云流水，我数过，他一分钟可以包127个。他有时自卑，有时又喜欢夸夸其谈。他曾很骄傲地和我说过“你们大学生毕了业有的赚得还没我多”，也曾在有外国人来吃饭时，看到我用蹩脚的英语化解他眼里的“大危机”后，懊恼又羡慕地说，“还是大学生好，还是读点书好。”他很内向，在嘈杂的店里，只会和我吐露他心中的迷茫。他会说不知道未来会干嘛，会说每天包馄饨包到手抽筋、关节疼，还会说还是你们大学生好，拿着家里的钱吃喝不愁。我安慰他，不是还有我这种自食其力的嘛，我们差不多的。但我心里知道，比起他来，我是卑鄙的幸运儿。后来我就意识到，我也许没有办法和很多人就人生理想进行深入交流，我也许和他们在很多议题上立场不同，但只要有基本的善意，在共事过程中能够体谅和共情彼此，我们就是很好的伙伴。
在监控的死角，连接温情
到了假期，我会去给一些连锁品牌打工。和学校里的馄饨店不一样，连锁店里分工精细、标准化程度高，管理更加严苛，人的个性也被流水线这种生产方式所消磨。
我在盒马的后厨做过帮工。后厨会安排五个固定的宰杀师傅和七八个帮工。我们有时要四处流窜，哪里的岗位需要就顶上哪里。
以蒜蓉粉丝扇贝为例，扇贝经宰杀师傅处理完，会被放到铁盘子中，送到摆盘处。在那里，有人负责将酱油泡过的粉丝放到扇贝上，浇一勺蒜蓉，垫上纸送到蒸箱里。蒸好后，再拿出来浇葱油、调味料，把盘子上的数字号码牌打个卡，会有短信自动通知顾客餐好了。
工作内容不仅这些，后厨处理的食材量很大，有时候要去抬货，几百个铁盘、五十斤蒜蓉，有时候要去熬酱油，一天要熬一百多斤。除了处理扇贝，我们也要给炒菜的师傅配调料、摆盘、浇葱油和调味汁，当负责宰杀的师傅人手不足了，我还要去干洗龙虾、切龙虾的活儿。师傅会指挥“小二”，但也需要自己有眼力见。看到这边的鱼堆成一堆了，你就要跑过去摆，那边的酱油没了，你就要去添。我后来玩《胡闹厨房》，很多人觉得游戏很难，操作起来手忙脚乱，但其实比后厨的实操简单多了。玩的过程中，我常常想到这段打工经历，还觉得它的游戏设计有bug，我们当时不是这样操作的。游戏里有很滑的地面，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或者耽误很多时间，这让我想起我们在后厨的时候，地上总是油油的，走路容易摔倒。我有一次狠狠地摔到了尾椎骨，疼了好久，后来师傅就教我在地上撒一些碱面和盐，可以增加摩擦。那时，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时薪16块，做六休一。赚的是比之前多，但是流水线生产容不得停歇，不允许你有额外的思考或交流，每道工序时间卡得很紧，还有视频监控，做得不轻松，赚的每一分都是血汗钱。监控下，我们就是任人指挥的机器。然而在监控的死角，我们也在尽力开拓着自己的生存空间，让人与人之间温情不被切断。
那期间，我遇到了对我很好的组长，那个小男生比我还小一岁，却很照顾我。
有一次，我被蒸箱烫到了手臂，他掩护着我在一旁休息，还把报损了的鸡翅炒给我吃，他做的东西真的很好吃。
每天结束后厨的工作后，他会在旁边施工的椅子上睡一觉，晚上再去送外卖，晚上送单给的钱会更多。
为钱卖命，罚款是最有效的规训手段，身处其中的我们人人自危。
在后厨，如果出菜忘记关火会被罚600。规定本身是为了消防安全，但实际情况是常常顾不过来。一个人要同时控制四口锅，一个用来焯水去沙，一个避风塘炒锅，两个油锅。单子像雪花一样飘进来，一不留神，火就忘了。
手忙脚乱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和锅里的鱼虾也没区别，都在被往死里榨。
有一天太忙了，组长因为给皮皮虾贴错了标，加上忘记关火，被罚了800。我看到他蹲在地上抹眼泪，就上前安慰，他看到我第一反应是，“给我拿纸就拿纸，但别摘手套，不然要再被罚300。”
我们走出去透气，我看着他推电动车去充电，说打算晚上多送几单外卖。
被罚款的第二天，他因为熬夜送外卖，脑袋昏昏沉沉的，炒菜的时候把手烫掉了一块皮，我去找主管问烫伤药，主管说我们只有给客人的创口贴。
那年的大年三十让我记忆犹新，我从早上六点开始干活，等到收工回家，看到街上的大屏幕上都在放春晚。
我知道在后厨打工对于我来说只是暂时的，每份工再辛苦，也只用做假期的两个月。我还有许多选择，但我在打工时接触的大多数的人是没得选的。
从那以后，我再看到“现捞海鲜30分钟出餐”“外卖20分钟准时达”的时候，就会想到，当我在享受这样的便捷时，在我看不到的地方，有人手忙脚乱，有人因超时被罚款，蹲在角落哭。
我后来在美团送外卖，更加切实地感到制度对人的剥削。
一个月有31天。送28天，一单4块钱；送29天，一单4.5块钱；送30天，一单5块钱；如果送31天，月底加600块钱全勤奖。
那时带我的大哥，发高烧走路都在打晃，但为了冲全勤奖不敢请假。
我看到网上有人骂外卖员闯红灯，这真不怪他们。
大数据会动态调整预计送达时间和路线。如果原本的预计送达时间是30分钟，有的外卖员怕超时，闯了红灯，27分钟送达，那下次这条线路的系统预估的时间就变成了27分钟；有的外卖员走了危险泥泞的小道，那下次系统导航规划路线就变成了这条危险的路线。
有骑手出车祸去世，家里人以为一年几千块的商业险怎么也能多赔付一点了吧，结果保险的大头没给保险公司，而给了平台作手续费；和平台也不是雇佣关系，签的是合作合同，还是和第三方。
许多人看到了正能量叙事，看到了蛟龙入海、神州上天，却看不到脚下的苦难。
“一束光照进铁塔，铁塔里的肮脏龌龊被显现，这束光便有了罪。”
我亲眼看到的那些苦难，时时刻刻提醒着我太多人的不容易，提醒我要心存善意，要珍惜、要抗争，眼里不能只有宏大叙事，要看到具体的人。
我们能做的也许不多，可能仅仅是给服务行业的人留出一点宽容和耐心。
我在罗森便利店打工的时候，遇到过各种顾客，才意识到那些和服务行业好好说话的人属实难能可贵。
只是一句简单的“你好，需要加热吗？”，我就收到过五花八门的回答。
“那不然呢，我吃凉的？”
“你说的这不是废话吗？”
“不热的话你给我买腹泻药也行。”
以至于，每当我听到“热一下，谢谢”“不用了，打包”时，我都觉得长出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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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眼里，职业的三六九等被分划得很明晰，甚至和工资多少没有关系。同样是赚四千块钱，社会看待一个教师和一个服务员的眼光是不一样的，能提供的资源支持也是不一样的。
我希望不被这个环境所同化，能够给予各行各业的人以尊严。
打工的一路上，教小提琴是收入最高的，一个小时能赚90块钱，是做体力劳动的好几倍了，但体会到的快乐却是最小的。
在教授的过程中，童年的悲惨回忆常常闪过我的脑海。我想起我小时候并不喜欢学乐器，是我妈出于功利的意图逼着我去练，认为学西洋乐器可以给家里长脸。她会对我说，“你爸也不管你，我带你来练琴你还不珍惜，还不好好练”，这让我倍感压力。我看到现在的家长依旧如此，把自己的期待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学得不快乐，我也很郁闷。有一次，我听到有个妈妈对小孩说，“我周末没有和同事去唱歌，就是为了你，你还练成这样。”当时我为了当小提琴老师，也去了解了孩子教育的知识。于是我把那个妈妈带到了另一个房间，和她聊。我和她说，孩子的爸爸没有在周末带孩子，这是他的失职。你不能把自己对婚姻，以及没有分配好娱乐时间的怨气，施加到孩子身上。你不能当着外人的面这样去否定孩子，这会给小孩留下心理阴影的。而且，小朋友的注意力没有办法超过15分钟，我们稍微放松放松，转移一下注意力，也能让教学更好进行。之后，再去教琴，为了让家长不要眼高手低、苛责孩子，我一般都会把我的琴借给家长，让他跟着一起练。让他们明白不是因为小孩懒惰，弓才没有走直，而是肌肉记忆不是短时间能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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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和自己的妈妈，也在我长大后慢慢达成了和解。我看了一些心理学的书籍，包括《非暴力沟通》和《假性亲密关系》。我和她讲，有些时候我们以爱之名说的话、做的事，其实暗含了一些我们意识不到的暴力。她也会和我一起反思。
我出生在一个河南县城，这边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就连我的名字都是我爹为他的儿子准备的，他并没有期待一个女儿的到来。
上大学后，我才感到真正的解放，打工虽然辛苦，但我可算是自由了。
我的生活费是自己赚来的，学费是申请的助学贷款，贫困证明都是找的我家的老邻居帮忙开的，越过家里人，把手续搞定。
我爹是狱警，一个月能赚7000多，这在县城里已经算很高的收入了，然而沾上赌博多少钱也不够用，有一阵，追债的都跑到我家门口了。
他不仅赌博，还酗酒、打我妈，我和他的关系特别不好，也不想再向家里要钱。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意识到我自由了，一旦离开家，就再也不想回去。
我后来定期和我妈视频，我想让她离婚，她有工作，有时候挣得比我爸还多呢。
但是哪怕经济独立了，她的思想却并没有独立。
我姥姥就是被我姥爷抛弃的，我妈在单亲家庭长大，她认为只要我爹不和她提离婚，她是不会离开的。有时候她受气了，给我打电话，我说要不你来找我生活，但是她只会在哭诉完之后擦擦眼泪，继续被他欺负、给他做饭。我整夜给我妈洗脑，但是都没有用。我感到很无力，也不能把他们绑到民政局把婚离了。
我妈可能就成为重男轻女思想的牺牲品了，我没法带着她离开，只好自己先跑了。
身处这个观念落后的小县城，我的意识觉醒来自于小时候喜欢看书，常常会逃课去图书馆看书。那时候看到书中的内容和身边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割裂感，比起现实，更加向往书中的世界。
我记得我看完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去查书中写到的事件，我爹说我怎么这么小就有一颗“反动”的心。
“话语教给我们许多，但善恶还是可以自明。话语想要教给我们，人与人生来就不平等。在人间，尊卑有序是永恒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听。”
书中的观念启蒙了我，我又人缘比较好，于是敢于带着大家去反抗。
初中的时候，看到老师开一些辱女的玩笑，给女同学起外号，我就和老师对着干。因为叛逆，老师都特别不喜欢我，但同学都叫我“大哥”。我那时好像“邪教头子”一样，经常和同学们普及一些内容，比如我们孤立同学是不对的，或者不应该相信老师这种权威。
有一次，我因为替同学出头，差点被开除。班里的男生揪女生辫子，我把桌腿卸了跟人对着打，家长来学校找我，“那个叫×××的是谁”，扎着双马尾的我站出来，说：“是我打了你儿子，怎么了？”那时候觉得自己可大姐大了，但回想起来，幸亏没下狠手，要不就进少管所了。
我在小城市上的大学，身边的同学也大多都是农村来的，身边的女孩子可能大多想的是待在一个离家近的地方，以后方便结婚生育，或者是做幼师、会计，回老家的超市做营业员。
但这些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网络给我带来了很多改变，也给我开拓了视野。我在网上认识的人，他们还会督促我学英语，让我未来可以多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打工的这些年里，我也在许多城市参加活动。我在杭州和喜欢汉服的同好们聚会，不再打着“驱除鞑虏，振兴中华”“男为天女为地”的旗号，宣传一些糟粕文化，而是会普及一些女性意识，比如拒绝“月经羞耻”，给大家直接发放卫生巾，不装在黑色塑料袋中。我其实脑内有很多想法，比如想过去做宠物殡葬行业，给主人们一个仪式，但都没有落地，对未来还是比较迷茫。在我把经历发到网上后，许多人在评论区表达对我年纪很小就有丰富体验的钦佩，但其实我也常常畅想另一种生活。我很羡慕我的堂妹。我爹和她爹的工作都是我爷爷安排的，一样的岗位，一样的工资。我大伯会安排我堂妹每个假期去旅行，给她买香水和衣服，让她学艺术。而我爹，连我上几年级都不知道。我的寒暑假可以整理成一册厚厚的打工日记，而堂妹的寒暑假就是多姿多彩的旅行vlog。我时常忍不住去想：“如果我被这样对待，又会长成什么样呢？”然而，我也觉得自己的每段经历都珍贵有趣，这可不是嘴硬。可能是因为我还没经历过买到烂尾楼，或者存款蒸发这种令人五雷轰顶的事，我觉得打工也好、成长中的小磨难也罢，这些体验都是独属于我的，能够让我产生很特别的人生感悟。我很喜欢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的一段话：“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念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小豆丁为化名，插图除特别标注外，均为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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