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为了一名老师，但我宁愿没有参加过乡村夏令营 | 野草疯长

大学阶段的钟旺声（旺仔）选择成为一名乡村夏令营（短期支教）的志愿者，这件事一做就是整整四年，毕业以后旺仔成为了一名中学地理老师。原本以为在大学支教中与孩子们相处的经验可以让自己的工作顺顺利利，结果无数个夜晚的旺仔都在想：要是没有参加过乡村夏令营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个专制的老师了。

2024年2月28日，益微青年（EV）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推文《在时代的缝隙里，我想找到“我们”|青年叙事营（写作）招募》。我想找到“我们”的呼喊，引发了我深深的思考。我也带着这样的思考，走向了找到“我们”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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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出生、异地上学

怎么又是你？

旺仔2021年夏令营大合影‍‍‍

第一次的乡夏是在疫情之下的冒险行动，整个团队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专注，生怕因为有人被感染而导致乡夏取消。

在这样的忐忑不安中，我开启了首次乡夏之旅。

初为人师的紧张和兴奋，团队协作的局促和生疏都在考验着我这个“新手小白”。其中，最“让人头疼”的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孩。他似乎并不对乡夏感兴趣，总是在课上捣乱。时而在地上翻滚，时而和同桌说小话，时而敲敲打打，感觉总有用不尽的活力。

在课后，他的活力似乎更加充沛，时常和同学打闹，甚至是打架。我常常利用早、中、晚的空余时间找他聊天，给他写属于我们俩对话的小纸条并塞进藏宝袋（用于装小纸条的信封），解决他的问题，期待他能够有所转变。

不曾想，自己付出的那么多的努力，却是收效甚微。

乡夏的某天，我找到了学校老师，并试图在他那里找到问题的解法。满怀期待的我，得到的回应却是：“他平时在学校就是这个年级的四大金刚之一，如果他实在对乡夏的正常开展造成不利影响，看看是不是可以让他退出乡夏。”

听完之后，我沉默了许久。

旺仔正在给孩子们的信封签名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本着不放弃不抛弃的原则，最终我还是把他留了下来。

结营那天，我在讲台上带领着大家进行告别仪式。其中有一个环节，需要孩子拿回贴在教室后方的藏宝袋。我看到不少孩子小心翼翼地从墙上撕下自己的藏宝袋，并快乐地邀请志愿者在藏宝袋上签名，行动之中充满着对乡夏的喜爱。

但我也看到了“不和谐的一幕”。

只见，那个“令人头疼”的小孩缓慢地从座位上起身，然后转身走向藏宝袋张贴处。不一会儿，就看到他快速粗暴地从墙上扯下自己的藏宝袋。紧接着，他拿着被扯烂的藏宝袋快步地走向垃圾桶，走的同时还不忘再撕扯自己的藏宝袋使它变成碎纸屑。最后，他用力地将撕碎的藏宝袋丢进垃圾桶，并露出了邪魅的微笑。

台上的我，一时间思绪万千，最后也没有说出一句话。

事后回想起这一幕的时候，只记得告别仪式前他又一次和别人打架，被我严厉地批评了。具体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说：“怎么又是你，开营以来打过多少次架了？你就不能消停点儿吗……”

我要遇到“新的大家”

旺仔正在给孩子们的信封签名‍

我再一次感到了无力感，因为我总想做出些什么去改变它，但似乎什么也做不了。

夏令营结营的时候，有许多孩子问我，“明年你们还会再来吗？”

我微笑着，稍加思索后回复说，“不一定哦。”因为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孩子们沉默了。

我看到了孩子们脸上的失落，可我没有办法给出任何的承诺。

利用这一次乡夏结束的空余时间，我又再一次来到了去年开展乡夏的学校。在那里，我看到了去年参加的几个孩子。“旺仔老师？你是旺仔老师？”一位五年级的孩子看着胸口贴着名为“夏天”姓名贴的我，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我望着他，点头说着，“是呀！我是。”

他二话不说，冲过来握紧我的手，嘴里激动地喊着，“旺仔老师，你怎么叫夏天了？你怎么今年不来教我们了？”

面对他连续的发问，我一时间竟有些慌乱。

当我缓过神，我笼统地回应着说因为新的夏天，要遇见新的大家……一阵叮叮叮的声音突然响起，他没等我说完便懂事地先回到教室了，只留下站在原地愣神的我。

“时间不早了，我们要走了”，同行的伙伴提醒到。

我淡淡地回应了一个“好”字，但双腿似乎还停留在原地。

忽然，一阵凉风吹过，我听到耳边传来一声声“旺仔老师”。我快速地转过身去，想要寻找声音的源头，但只看到了发动机轰轰作响的汽车。

我是一名见证者

经历了队员、队长的角色后，我又“按部就班”地历遍了EV的V友（小组协作者）和老船长（队长支持者）的旅程。我也从乡夏的参与者转变成了见证者。

每场乡村夏令营对我都独一无二，无可替代。

五湖四海的青年人聚集在不同的乡镇小学，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相互支持、团结奋斗。我看到过为团队焦虑而半夜哭泣的队长，看到过团队里声嘶力竭地互相指责的队员，也看到过兢兢业业备课至凌晨12点的团队。乡夏真的很能锻炼人，至少心理层面的锻炼并不少。

一年半前，作为走访志愿者的我走访了一支乡夏团队。

受疫情影响，团队直到8月份才得以开展乡夏。开营的上午是忙乱的，孩子来报道后就直接回家了。开营的下午是无措的，孩子比想象的要闹腾，破冰进展并不顺利。距离放学还有一段时间，但孩子已经无事可做了。当晚的例会，团队内部充满了失落氛围。

一整天下来，团队里的每一个人像蔫了的茄子，似乎都没有什么成就感。

一个志愿者提出的关于“支教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叩问着在场的所有人，我也不例外。当时的我，也只是以支教能够带来乡村以外的新鲜事物和孩子们久久缺失的陪伴等笼统话术进行回应。现在想想，我也说不出合乎大家心意的答案。

但我们或许能够从那篇名为《我应该给十年前的支教老师打电话吗》的文章找到一些启发。

我的“乡夏后遗症”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了教育行业，从事着基础教育教学工作。

乡村夏令营平等对话的理念，EV推崇的EV力（青年通用素质能力模型：同理心、独立思考和协作共创）仍在深深地影响着我。新生入学后的那个夜晚，我曾试图带领学生们区分事实和评价。

有个时常与宿舍管理员产生矛盾的学生，便有这样的困境。TA时常会因为没有按照相关管理规定进行宿舍生活，而与宿舍管理员产生冲突。每当我试图了解TA背后的需求，TA总是沉默寡言，微笑相对。

我没有办法得知TA希望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或者希望宿舍管理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缓解当下存在的问题。所以，我只能常常向TA表达我的期待，以解决TA当下遇到的问题。结果可想而知，问题就像根刺，越发深入。

平等对话可以拉进师生关系，但也可能会打破一些边界。

人际交往当中，一旦单方面的同理成为常态，那带来的往往是另一方的肆无忌惮。因此，我也时常受到班级管理失控的困扰，一刀切式的严格和人性化的同理不断地撕扯着自己的内心。

旺仔（右一）2021年参与线下队长培训

由于我工作的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学生晚上需要到教室上晚自习。每次的晚自习，时不时会有学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迟到。

出于对学生的同理，我常常会先了解他们迟到的主客观原因，再对他们进行相应的反馈。但我并不会对这些事情斤斤计较，常常以口头教育的方式进行处理，因为我也从他们这个时期过来，特别理解当下的他们。

刚开始进行教育反馈的时候，迟到现象有所好转。但时间一长，学生便会重蹈覆辙，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面对我的理解与反馈，他们开始变得不以为然，特别是一个经常迟到的学生，一次晚自习，我又一次发现Ta迟到了。当时颇有情绪的我，对着Ta发出了质问：你怎么又迟到了，不要又是因为运动忘记时间！Ta当即摆出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嬉皮笑脸地说是啊是啊。

话音未落，便引发了与Ta一同迟到的伙伴的哄笑。我生气地看着他们，没有说话。直到他们站了好一会儿，平复了一些的我淡淡地说出一句“你们回去自习吧”。‍

在一些夜深人静的夜晚，我时常会想，要是我没有参加过乡村夏令营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个专制的老师了。

旺仔2021年参与线下总结会

有时候看着那些经常犯错误的“问题学生”，便会联想到第一次乡村夏令营遇到的那个“令人头疼的孩子”。虽然不是同一个故事，但这些“问题学生”却像是那个“令人头疼的孩子”六年后的投影。

一个是“令人头疼”的打架，一个是“不以为意”的迟到。他们看起来不一样，实际上又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们的行为，一样的是我重蹈覆辙的思考。

当然，我也清楚地意识到经年累月形成的行为习惯，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改变的。只是我总抱有一些幻想，期待自己是那个能让学生发生转变的“好老师”。就如同，我当年的初中班主任九哥一般。

离开乡夏又一次站上讲台的我，初心没有改变，依旧期待着能够给台下的学生带去一些什么，就如同我第一次参加乡村夏令营一样。

回忆与现实告诉我翻过那座山，跨过那条河，穿过那人海，你会听到人生的旷野里充满着时间的回响。讲台上的我，不断重复着“学习是自己的事情，不是为我而学的”这句话的时候，才开始理解当年我的老师们。走下讲台的我，努力叫醒着睡觉的学生，却不曾想那也是十六岁的自己。

我无法确定什么时候我的学生能够明白学生时代听过的道理，从而完成教育的闭环。但是我也相信就像史铁生在《一个人形空白》中说的那样，我所做的事情正如扣动了一把真枪的扳机，而射出的子弹，总会在不经意间击中他们的眉心。

此刻我坚定地相信那些我遇见的乡夏，是我的“人生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