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栏目由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CSMR）独家推出，国内外核心期刊、学术网站，社媒领域重磅研究学术观点为你一键呈现。每月更新，干货精选，和你一起，关注社媒领域研究新进展。

——2016年·10月——

☂️ 国内：

• 中国社交媒体企业营销中的用户劳动和消费主义主体建构：以新浪微博上的杜蕾斯官方帐号為例

• 大数据热的冷思考

• 基于社交媒体的科学传播：新浪微博“转基因”热词传播模式研究

• 选择明星还是动漫形象代言？来自脑电研究的证据

• 专业主义的挽歌：理解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生产变革

• 竞争还是共生：移动互联网对当前媒介格局的影响——基于媒介接触时间的研究

• 在线消息源使用中的“把关人”角色：以上海新闻工作者使用微博作为消息源现象为研究对象

• 微信群的传播分析：节点、文本与社交网络——以三个校园微信群为例

• 表达与参与：网络空间中的大众政治模式研究

• 微信公众平台的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研究

☂️ 国外：

• 都是推特惹的祸: 公民与政党候选人互动中不文明推文的影响（A Bad Workman Blames His Tweets: The Consequences of Citizens' Uncivil Twitter Use When Interacting With Party Candidates）

•  扰乱事实与判断：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在线新闻催生政治误解的形成（Driving a Wedge Between Evidence and Beliefs: How Online Ideological News Exposure Promotes Political Misperceptions）

• 针对社交网站的扩展的隐私计算模型：关于自我展示和自我回避的分析——以美国为代表性样本（An Extended Privacy Calculus Model for SNSs: Analyzing Self-Disclosure and Self-Withdrawal in a Representative U.S. Sample）

• 电子通讯方式的在友谊关系中的媒介生态位：一份荟萃分析（Media Niche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Channels in Friendship: A Meta-Analysis）

国内

一、 中国社交媒体企业营销中的用户劳动和消费主义主体建构：以新浪微博上的杜蕾斯官方帐号為例

独特而有趣的杜蕾斯官方账号已成为公认的微博营销典范，引来了无数对其成功模式的分析和模仿。而该研究则冷眼旁观，结合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路径，通过量化内容分析杜蕾斯官方账号博文及粉丝的互动情况，辅之以深度访谈，对以“杜杜”为例的中国社交媒体企业营销进行了剖析。

 *300个微博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在企业中心视角下，杜蕾斯账号的运营实际上是以“节目化”的模式进行：各种与產品本身无直接关联的内容混杂期间，而其中培养与公司產品有关的生活方式以及与粉丝进行互动是“杜杜”最為重视的内容；相比之下，介绍產品和公司本身已居於发贴考虑的最末。

 *各微博类型与受欢迎度的多元回归分析

在用户中心视角下，粉丝参与该企业账号策划的种种活动时，通常怀着投入小、双赢的功利想法。除了对奖品的关注，“杜杜”的粉丝们最感兴趣的，是与產品本身有关的生活方式（如“性是生活的一部分”等理念）。

基于这些分析，研究揭示出了以“杜杜”为例的社交媒体企业营销的本质——在技术的便利之下，用户在媒体消费场域为自身创造意义（如展示自我）的同时，实际上被企业纳入了生产场域，以“网络免费劳工”的角色为企业提供“数字劳动”（二次转发等），为平台提供商和企业微博分别创造着不同程度的价值。这种媒体用户的劳动具有“自由”和“免费”的特征，而用户提供免费“数字劳动”的动因，是当下转型中国单一的经济诉求和复杂的媒体图景所日益形塑的消费主义主体建构方式。

※ 黃炎寧. 中國社交媒體企業營銷中的用戶勞動和消費主義主體建構：以新浪微博上的杜蕾斯官方帳號為例.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37期（2016）：97–126

二、 大数据热的冷思考

“大数据”自2012年进入人们的视野后，以其量化一切的优势，迅速成为每一个行业不可或缺的生产力。传媒学界和业界对大数据具有各种美好的期待，“数据新闻”的专业实践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

该文逆潮流而行，聚焦于大数据研究方法的缺陷、用户隐私安全问题以及引起的社会担忧三个方面，对目前传媒业中的大数据热进行了冷思考。

作者指出，不应当视大数据具“颠覆性意义”，能直接取代传统科研方法。“信息孤岛”的普遍存在是对全数据理想的一大考验，处理大数据过程中更是存在着诸多问题和风险：数据采集混乱，数据存储能力薄弱，数据分析逻辑不一、轻易归因等。作者认为，大数据牺牲精确性所带来的代价不容小觑，同时，数据量也并不意味着数据质量。在这些问题上，传统研究方法的逻辑性、科学性和规范性是大数据无法与之比拟而无可替代的。

除此之外，作者还指出了大数据中的用户隐私问题，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机器人产生的新闻，其人情味和敏感度缺失的问题，以及人文精神的衰退、社会歧视和个人自由的丧失等社会忧虑。

※ 匡文波，黄琦翔. （2016）. 大数据热的冷思考. 国际新闻界（08）

三、 基于社交媒体的科学传播：新浪微博“转基因”热词传播模式研究

作为大众媒介之一，社交媒体为科普提供了新途径，成为了科学传播的新平台。在诸多科学传播案例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新浪微博上“转基因”一词的大热。

该文通采用微博数据分析工具，对“转基因”微博热词传播模式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先使用微博数据应用“微指数”，收集所有2014年10月22日-2015年4月20日间含‘转基因’的博文以作为全样本，并进行传播主体和传播趋势的分析，再用 “一找微分析” 工具对单条微博进行传播模型分析，归纳出常见的种传播模型并探讨其特征规律。

研究发现，“转基因”微博热词的传播模式的主要特征为：跨界舆论领袖为主导的传播主体，稳定但缺乏弹性的传播总体趋势，和缺乏有力桥节点支撑的难以大规模爆发影响力的传播模型。在这样的传播模型背后，是舆论领袖引导情绪化传播、普通用户参与非理性情绪宣泄、意义无涉的内容表达，导致的跨界舆论领袖的传播控制和专家权威的失语。

※ 李美璇，刘时雨，许静. （2016）. 基于社交媒体的科学传播：新浪微博“转基因”热词传播模式研究. 中国健康教育（10）

四、 选择明星还是动漫形象代言？来自脑电研究的证据

该研究采用高时间分辨率的脑电技术 ，通过直接追踪与观看广告紧密相关的两个认知过程———注意和情绪，针对动漫迷与非动漫迷两类受众，对明星、动漫两种形象在广告投放上的有效性进行了比较评估。

研究数据表明，在注意方面，被试对“动漫－明星”存在显著的注意差异，明星形象引发刺激出现270毫秒后的脑电成分负向波（N270）幅值更高 ，即明星更能吸引注意，而漫迷组与非漫迷组从被试类别上不存在显著的注意差异；而在情绪方面，根据与情绪相关的、引发脑电的晚期正成分（Late Positive Potential，LPP）数据表明，两类形象引发情绪反应相当，然而无论看到动漫还是明星，相比漫迷，非漫迷的情绪更容易被唤起。

这意味着，明星通常来说是更为称职的代言人，而漫迷们则是广告投放者更难以讨好的对象。

※ 何苗，丁晓伟. （2016）. 选择明星还是动漫形象代言？来自脑电研究的证据. 新闻与传播研究（10）

五、 专业主义的挽歌：理解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生产变革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迅速而猛烈地冲击着传统新闻业。而在技术升级和媒体融合成为主流话题的当代新闻界，很少有人顾及职业群体及其实践理念的变化，而将这一系列变革都视作是一场令人兴奋的技术进步和业务创新。该文则将关注点放在了那些新闻业变革中常常被忽视的软性因素上，揭示新媒体时代的繁荣表象背后价值和责任感的衰落，以及支撑传统新闻业的专业主义理念的悲剧命运。

作者从产业结构转型和内容生产流程变化两个角度对数字化时代的新闻业变革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讨论，并指出，社交媒体对新闻产品分销渠道的攫取和机器算法在内容采制、编排、分发上带来的冲击让传统媒体和传统新闻生产模式一同走入绝望的困境。在产业形态的急剧变化中，专业主义实践范式正在走向没落，随之而来的将是一轮影响深远的政治权力变更和舆论生态转型。

※ 王维佳. （2016）. 专业主义的挽歌：理解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生产变革. 新闻记者（10）

六、 竞争还是共生：移动互联网对当前媒介格局的影响——基于媒介接触时间的研究

在日常生活中，移动互联网是否真的无时无处不侵占着原本属于传统媒体的领地？

该研究聚焦于移动互联网的功能替代性在不同时间段和空间场所的差异，结合日记法和问卷法在三座城市展开调查，分析移动互联网使用行为和PC互联网、传统媒介使用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替代效应关系，从新的角度探索移动互联网对当前媒介格局的影响。

*移动互联网与其他媒介的竞争共生时段一览表

 *互联网与其他媒介的竞争共生空间一览表

研究发现， 目前媒介格局呈现出电视和互联网双寡头的局面，就日均接触时长而言，移动互联网与电视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亦即强功能替代性）， 与书籍、PC网则存在显著共生关系（亦即弱功能替代性）。 而将媒介使用行为置于场景中考察时则发现移动互联网与其他媒介的关系因时空场景而异。 总体而言， 晚间 20: 00 － 22: 00是最典型的竞争时段， 00: 00－05: 00 以及早间则是典型共生时段。自己住所的客厅为竞争最为激烈的空间，工作 ( 学习) 场所则是最典型的共生空间。

※ 吴文汐，喻国明. （2016）. 竞争还是共生： 移动互联网对当前媒介格局的影响.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0）

七、 在线消息源使用中的“把关人”角色：以上海新闻工作者使用微博作为消息源现象为研究对象

刷微博的从来都不仅仅是新闻浏览者，寻找消息源的新闻从业者也是微博的忠实粉丝。大量研究指出，记者们正在增加使用社交媒体、网站以及在线百科全书等作为消息源的比例和频次。然而，考虑到信息真实性、消息源同质化等问题，记者们也会根据一定标准或报导惯例对消息源进行“把关”。

研究课题组2013 年 12 月对上海的10家新闻单位持有新闻记者证的记者、编辑等现职新闻工作者 6283 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结果进行了回归分析，以使用微博作为消息源的频次为因变量，探究了“ 个人因素 ”，“ 报道惯例 ”（新闻价值判断） 与 “ 组织因素 ” （媒体属性）三者对上海新闻从业者使用微博消息源时的“把关”的影响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在使用微博消息源时的“把关”中，三个因素均产生了显著影响：从事新闻职业时间越长的上海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使用微博作为消息源频次越低，而性别、年龄、职称的影响不大；“软”新闻会较多地使用微博作为消息源；党报属性媒体使用频次则较低。较之“个人因素”，“报道惯例 ” 与 “组织因素 ”二者影响更大，而党报新闻从业者的报道惯例比非党报新闻从业者的报道惯例会较多地影响到他们使用微博作为消息源的频次 。

※ 申琦. （2016）. 在线消息源使用中的“把关人”角色研究——以上海新闻从业者使用微博作为消息源现象为研究对象. 新闻与传播研究（10）

八、 微信群的传播分析：节点、文本与社交网络——以三个校园微信群为例

微信群已成为人们信息获取的重要来源与社群生活的主要平台，厘清其信息传播的分布形态与结构特点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该研究则对三个校园微信群的用户沟通、内容生产、网络构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对目前研究未及的微信群传播结构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研究发现，微信群内部存在幂率分布，即少数用户生产了大多数的内容 ；内容交流符号主要是文本、网页链接、动画表情、图片，微信群的媒体属性比较明显 ；微信群的密度与中心度测量结果也印证了微信群沟通不平衡的特点 ；影响微信群活跃度的因素包括话题共识、社群结构、现实关系等。

※ 禹卫华. （2016）. 微信群的传播分析：节点、文本与社交网络——以三个校园微信群为例. 新闻记者（10）

九、 表达与参与：网络空间中的大众政治模式研究

自2000年开始，网络普及与应用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阵痛、公民权利意识的高涨相交织，促成了网络空间内一种爆炸式的参与增长。

该文指出，在21世纪以来在互联网普及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网络空间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大众政治参与模式”，主要表现为表达与参与的激增，基于自发和广泛动员基础上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该文对这种政治参与模式进行了阐述与分析，总结出了其三个特点：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群氓化、网络大众政治参与方式的极端化和娱乐化、网络大众政治的民粹化导向。作者认为，网络大众政治模式有积极的制度和文化建构意义，但其极端激进的风格也蕴含着系统性的社会风险。

※ 孙卫华. （2016）. 表达与参与：网络空间中的大众政治模式研究. 新闻大学（05）

十、 微信公众平台的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研究

对于以营销和服务为目的管理微信公众号的企业而言，仅仅使用户成为公众号的关注者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用户的持续有意义地使用（查看、思考和互动），微信平台才有意义。用户对微信平台的持续使用意愿也因此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该研究认为，学术界此前对于社交媒体持续使用意愿的研究主要关注于社交娱乐方面，即认为社交和娱乐是用户持续使用社交媒体的原因。因此，该研究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视角，将用户满足分成三个方面：功用满足、社交满足和娱乐满足，以探究微信公众平台的用户持续使用问题。

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与回归分析表明，功用满足、社交满足和享乐的持续使用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功用满足、社交满足和享乐满足之间还存在相互替代的效应。当功用需求、社交需求和享乐需求中的任何一个被满足时，用户都会有意愿继续使用。然而，满足多个需求并不会进一步增强用户持续使用意愿。

※ 李嘉，任嘉莉，刘璇，范静. （2016）. 微信公众平台的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研究. 情报科学（10）

国外

一、 都是推特惹的祸: 公民与政党候选人互动中不文明推文的影响（A Bad Workman Blames His Tweets: The Consequences of Citizens' Uncivil Twitter Use When Interacting With Party Candidates）

Twitter通常被认为是促进民主的平台，因为它为选民和政治家的直接交流提供了可能。然而，大部分针对政治家的Twitter使用模式的研究均显示，政治家主要将Twitter作为广播（broadcasting）工具，而不是参与（engaging）工具来使用。

该研究认为，公民在Twitter上的不文明行为是导致政治家做此抉择的可能性解释之一。研究分析了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发布的与西班牙、希腊、德国和英国候选人相关的推文，通过自动文本分析（Automated Text Analysis）和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来测量这些推文的文明水平（Level of Civility），对政治家参与型推文的发布和收到的不文明的回应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发出的参与型推文的比例和收到的不礼貌推文的比例，按候选人和国家划分

研究证实，政治家的推文的确以广播型为主，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发布参与型推文通常会招致更多的不文明回应。研究认为，不文明回应是导致他们避免发表参与型推文，而主要发布广播型推文的重要原因。这意味着，选民方也是阻碍双方交流，降低推特的民主可供性的重要主体。

※ Yannis Theocharis, Pablo Barberá, Zoltán Fazekas, Sebastian Adrian Popa, Olivier Parnet；Early View (Online Version of Record published before inclusion in an issue) October 2016；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二、 扰乱事实与判断：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在线新闻催生政治误解的形成（Driving a Wedge Between Evidence and Beliefs: How Online Ideological News Exposure Promotes Political Misperceptions）

确保公民在清楚地了解政治事实后做出判断与决定，对一个民主国家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相反地，政治误解（Political Misperceptions），亦即那些与公开的、公众所掌握的事实和证据相不符的看法，则是对民主的严峻威胁。互联网使得公民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相关信息，但这些信息来源中也不乏政治误解的促进者——具有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色彩的新闻网站。

该研究采用了GFK公司在2012年总统大选期间进行的Three-wave面板数据调查结果，考虑了公民关于四个问题的认知（Obama’s Brithplace, WMD in Iraq, BP Oil Spill and Romneys & Outscourcing），在控制“对事实了解的准确度”（Accurate Knowledge About Evidence）等变量的情况下，对政治误解和使用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新闻端的关系做了回归分析，并通过横截面分析（Cross-Sectional Analyses）对三种可能解释这种现象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究。

研究最终证实，对具有政治倾向的新闻网站的使用，的确会促进政治误解的形成。在这些新闻端的影响下，公众会得出超出已知事实证据的结论，倾向于形成符合那些他们所使用的新闻端立场的错误观点——即使他们准确掌握了所有的事实，包括清楚知道专家、记者、调查员或者科学家都称此为谬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和用户对事实的错误理解方式有关，但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会注意不到其它与其政治立场不符的相关事实。

※ R. Kelly Garrett, Brian E. Weeks, Rachel L. Neo；Volume 21, Issue 5 September 2016 Pages 331–348；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三、 针对社交网站的扩展的隐私计算模型：关于自我展示和自我回避的分析——以美国为代表性样本（An Extended Privacy Calculus Model for SNSs: Analyzing Self-Disclosure and Self-Withdrawal in a Representative U.S. Sample）

对于社交网站使用者而言，隐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隐私计算模型（Privacy Calculus Model）就将用户的自我展示（Self-Disclosure），描述为权衡收益和隐私泄露的成本后的行为。而该研究认为，对社交网站的使用不仅与信息发布有关，还关乎信息保留。然而，大部分隐私计算模型都只考虑了自我展示，忽略了自我回避（Self-Withdrawal），而高自我展示行为不意味着低自我回避行为。

因此，该研究对原模型进行了扩展，纳入了自我回避（Self-Withdrawal）和隐私自我效能（Privacy Self-efficacy）两个新变量。研究在定居美国的、成年的Facebook用户中选取代表性样本，通过在线调查问卷的方式，测量了调查者的Facebook收益、隐私意识（Privacy Concerns）、Facebook隐私自我效能值、Facebook自我展示、Facebook自我回避五个变量值，并针对每个变量均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最后对所有的假设都通过饱和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测试。

研究结果论证了新模型的正确性，隐私意识和隐私自我效能都和自我回避行为正相关。新模型下，在社交网站的展示行为中，用户对其收益的考虑超过了对隐私的关注度；而在回避行为中，用户对隐私的关注度则超过了对隐私自我效能和行为收益两方面的考虑。

※ Tobias Dienlin, Miriam J. Metzger；Volume 21, Issue 5 September 2016 Pages 368–383；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四、 电子通讯方式的在友谊关系中的媒介生态位：一份荟萃分析（Media Niche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Channels in Friendship: A Meta-Analysis）

如今，电子通讯方式种类繁多，而它们的可供性也都不尽相同。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针对不同种类的人际关系采取不同的通讯方式。

该研究选取了人际关系中最为特殊的友谊关系，考虑了五种电子通讯方式：手机电话（Mobile Phone Calls）、短信（Texing）、即时短讯（Instant Messaging）、社交网站（Social Network Sites）和在线游戏（Online Gaming）。研究基于媒介生态位理论（Theory of the Niche），通过涵盖来自22份独立样本的27个效应值（Effect Size）的荟萃分析，探究了友谊亲密度（Friendship Closeness）和媒体选择（Media Selection）之间的关系。

 *通讯方式生态位的示意图

结果显示，在友谊关系上，媒介主要存在于两个生态位（Niche）上——手机电话和短讯为一组，另外三者为另一组，在亲密度更高的友谊关系中，人们更多地选择手机电话和短讯。另外，和个人主义相比，在集体主义盛行的社会中，友谊亲密度和社交网络与在线游戏的选择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和文化背景不同的是，性别因素没有导致显著的差异。

※ Dong Liu, Chia-chen Yang；Early View (Online Version of Record published before inclusion in an issue) September 2016；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