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社媒领域研究新进展 | 学术剪刀手
作者 | 徐阳
编辑 | 小牛稠
一、新媒体研究的困境及发展
新媒体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不同的学科从自身学术背景出发对新媒体进行解读，其中新闻传播学因其对信息传播规律的关注而成为这一学术阵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受到传统学术思维的束缚，目前的新媒体研究还存在较大的进步空间，如何在取得学科进步和助力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中取得平衡，是新媒体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这篇文章对新媒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界定，并从学术发展和现实需求两个方面入手分析了新媒体研究的源起。提示了新媒体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并依据“认识—视角—方法”的路径提出构建多层次新媒体研究框架的设想。最后，明确了重建新媒体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学科本身的存续发展和解决国家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谢新洲，&李冰. (2016). 新媒体研究的困境及发展. 新闻与写作.
二、社会化媒体传播中的主体性崛起于群体性认同
社会化媒体是媒介发展史上最具革命性的变革，它不仅将人们带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群体传播时代，还带来了一种新的社群组织方式，即围绕群体认同所构成的共同体。与传统媒介时代不同，社会化媒体的群体传播促进了个体主体性意识的崛起，这种主体性意识改变了以往社会权力结构，使得依靠公共舆论维系的市民社会经过个体的反抗与“可见的积聚力量”及面向权力的围观与凝视，有着逐渐取代以往的权力引导舆论的传统社会的趋势，导致了话语权力的变迁和传统认同危机，同时也重构了新的以对话代替对抗的群体认同模式。这种认同模式需要真正的公民意识，警惕无所不在的商业收编，才能建构起一种良性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模式。
隋岩，&常启云. (2016). 社会化媒体传播中的主体性崛起于群体性认同. 新闻记者.
三、公众生产信息时代的新闻真实性研究
公众生产信息时代，公众参与新闻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给新闻真实性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民众借助微博、论坛等网络平台发布信息，真伪难辨，如果专业新闻机构自身再不加辨别核证，就有可能给虚假新闻的生成以可乘之机，对真实这一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要求产生影响。对公众生产信息时代的新闻真实性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帮助专业媒体提高辨别信息真实性的能力，并能在新闻实践中加强对事实审查，防止虚假新闻的泛滥。
陈昌凤，&王宇琦. (2016). 公众生产信息时代的新闻真实性研究. 新闻与写作.
四、知乎：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理性试验田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化媒体的壮大，过滤成为应对信息过载的手段。然而，这种信息过滤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网络自由的发展和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此外，网络赋权在促进表达平等的同时，也给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这种背景下，知乎社区作为一个相对精英化、不以过滤为前提条件的媒介平台，对当今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发挥了独特作用。
茹西子，&胡泳.(2016). 知乎：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理性试验田. 新闻爱好者(2)
（图片来源：知乎）
五、社交媒体用户隐私关注的心理机制研究
这篇文章主要以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对用户的隐私心理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建立了隐私关注的集成模型。
研究表明：在线用户隐私心理中，隐私关注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根据已验证的隐私心理相关构念与隐私关注的关系，这些构念可以分为前因变量（隐私经历、隐私意识、个性差异、人口统计学特征、文化）、结果变量（规章、行为反应）和调节变量（隐私计算、信任）三类；已有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也相应的分成前因变量研究、结果变量研究和调节变量研究三个类别。已有的研究在验证各隐私心理构念与隐私关注之间的关系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用户隐私关注的动态变化机理、群体隐私关注等方面的研究。
朱侯. (2016). 社交媒体用户隐私关注的心理机制研究. 图书情报知识(02).
六、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生成和传播机制研究——基于大数据社会网络分析视角
运用大数据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以透视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生成机制和传播规律。本文认为，这种方法有助于对网络舆情进行定量分析，全面把握网络舆情的传播特点，预判发展趋势，提高应对效能。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要搭建网络舆情分析技术平台，发挥网络“意见领袖”的枢纽作用，提升网民媒介素养，从而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网络舆情传播。
黎红友，&陈宇.(2016).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生成和传播机制研究——基于大数据社会网络分析视角. 当代传播.
七、互动因素对受众观看视频节目的影响
这项研究通过控制实验的方法，研究互动因素对受众观看视频节目的影响机制，将受众效果研究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与电视观看的“理解、隐喻、语境”等理论加以整合，对受众观看视频节目的效果进行多个层面的探讨，其中包括信息需要、心理需要和社会化需要。研究发现，当施加互动因素之后，受众不仅不能通过讨论获取节目信息，反而会遗失、忽视相当多的信息；互动并不能为受众带来“一来一去”式的讨论，反而使其娱乐需求在互动过程中得到了满足和强化。
虞鑫. (2016). 互动因素对受众观看视频节目的影响.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八、“段子剧”的特点和盈利模式
“段子剧”是典型的网生内容，也是重要的网络剧类型。近几年，随着“段子剧”的数量大幅增长、热门剧集大量涌现、用户基础不断扩大、创新日趋活跃频繁，它已经成为网络内容生态的重要板块，学界对其的关注度也相应提升。但限于其自身的碎片化叙事特征、多元多变的题材类型，以及世俗草根的风格趣味，“段子剧”尚未形成准确的概念界定，对“段子剧”的研究也仅限于某一现象或案例的研究。这篇文章尝试对“段子剧”进行概念界定和特征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段子剧”的创作特点和盈利模式进行分析和总结，也以此反映“段子剧”这一重要网络类型的发展状况。
董潇潇. (2016).“段子剧”的特点和盈利模式.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Annisette, L.E., & Lafreniere, K.D., Social media, texting, and personality: A test of the shallowing hypothesi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6), http://dx.doi.org/10.1016/j.paid.2016.02.043
二、Everybody reads: Reader engagement with literature in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s（社交媒体环境下读者的文学参与行为研究）
这项研究侧重于研究读者如何通过社交媒体环境参与文学实践。作者通过对网站和Facebook上特定阅读小组的观察，和对活跃用户进行深度访谈的方法，运用亲和性空间营造的概念来理解读者行为。结论提出了读者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参与文学实践的四种方式，即分享阅读经验、与粉丝互动、创建身份和鼓励更多参与者。受访者的回答证实了社交媒体为文学阅读营造了亲和性的空间，并说明了其在激发、支持和鼓励人们文学热情上的重要性。
Vlieghe J.et al. (2016). Everybody reads: Reader engagement with literature in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s. Poetics 57 (2016) 25-37.
三、Recognizing users gender in social media using linguistic features（通过语言特征预测社交媒体用户性别的方法探讨）
Web2.0和社交媒体为用户提供了共享和讨论意见的机会，大量信息的出现可以被用来确定社会中某些人口和行为特征。这项研究试图通过运用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的语言特点对性别进行预测，主要方式是通过计算评论中动词、代词、形容词、副词、介词和数词的数量，拟定框架进行分析。目前这个框架已经用来尝试分析洛杉矶时报读者性别，并且具有66.66%的准确性，此后还可以运用于安全解决方案和电子商务领域。
（图：性别预测模型框架）
Hosseini.M., & Trammimy, Z. (2016). Recognizing users gender in social media using linguistic featur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6 (2016) 192-197.
四、The social strategy cone: Towards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social media strategies（社交媒体战略锥：一种评估社交媒体战略框架的提出）
社交媒体正快速发展，为组织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这项研究通过系统文献综述和案例研究的方法，建立起测量组织社交媒体战略的评估体系，其主要分为三个层面：启动、扩散和成熟。启动的关键要素包括“目标受众”和“渠道选择”；扩散的要素包括“目标”、“资源”和政策；而成熟包括“监测”和“内容互动”。在被调查的9家机构中，只有3家到达了成熟的阶段。同时，研究结果也验证了“监测”在战略中的重要性，需要在实践中得到更多关注。
Effing R., & Spil Ton A.M.(2016). The social strategy cone: Towards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social media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36(2016)1-8.
五、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ssive and active non-political social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expression on Facebook and Twitter（积极和消极的非政治性社交媒体使用与政治表达之间关系探讨——基于Facebook和Twitter平台）
这项研究探讨了如何从人际交往角度出发，在网友日常的非政治性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中，窥探出其政治观点和倾向。研究使用了Facebook上727名网友和Twitter上663名网友的个人信息样本，将用户行为分为消极的非政治性社交媒体使用行为（NPP，即以消费他人信息为主）和积极的非政治性社交媒体使用行为（NPA，即以生产信息为主）。研究结果表现，仅积极的非政治性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会对多元化的政治表达产生影响，这一关系可以用政治效能理论解释。这一结果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同样适用。
Rebecca PingYu. (201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ssive and active non-political social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expression on Facebook and Twitter.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8 (2016) 413-420.
六、Digital activism: How social media and dissensus inform theory and practice（社交媒体中的分歧如何影响理论与实践）
2012年，美国快餐连锁店福来鸡（Chick-fil-A）的CEO丹·凯西在接受采访时的言论“圣经对于家庭的定义——一男一女才是婚姻”，受到了同性恋团体、媒体和政客的一片抵制，引发公共关系风暴。这项研究对福来鸡的Facebook主页上的用户评论内容进行了分析，用以研究“分歧”的后现代概念，并将其作为了解社交媒体如何影响公共关系的依据，主要内容包括分歧观念的产生、分歧如何被表达以及它们对人们关于公共关系理论与实践内涵理解的影响。
Ciszek, E.L. Digital activism: How social media and dissensus inform theory and practice.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016), http://dx.doi.org/10.1016/j.pubrev.2016.02.002
封面图来源：huab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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