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儿子安德烈十四岁的时候，龙应台由于工作关系离开了德国的家回到台湾。等她的工作结束，安德烈已经是十八岁的成熟少年了。为了重新认识孩子，消弭代沟，母子俩用了三年时间互相通信。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在这篇专访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母子间关系的窘态，龙应台把自己掏空，用五体投地、顶礼膜拜的心情去上家长这门课；感动于妈妈的尽心和投入，儿子安德烈开始认真阅读母亲的生命历程，了解这个总爱用双手环抱着他的女人。

当你生他、开始养他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责任，是设法创造一个环境，让他变成一个有健康、平衡的人格，有创意且有自信的人。你既然把他带到这个世界来，第一要务就是给他这个环境。假设你的孩子现在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我觉得家长的责任是把门打开，让他独立走出去。要准备好他离开你，而不是让他紧紧地靠在你身边。

正因为我是从一个威权社会里长大的，因此我对威权特别自觉，特别警惕。尤其是，我常常反省自己：反威权不能只是抽象的理念，它必须落实到生活里的最琐碎的一点一滴，才算数。你不可以在大的政治论述里面大谈自由平等，而在家庭实践里面却是个暴君，这就是伪君子了。
平等自由一直深植在我心中，等到我有孩子，如何落实这种信念，就变成每天要挑战自己的东西。每天在挑战，每天在学习，那个抽象的信仰你有，但是落于实践是另一回事。

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你把下一代当成“外国人”来看。日本人、印度人、欧洲人是“空间”上的外国人，我们的儿女是“时间”上的外国人。他成长的路程、他的学校、他的同伴、他的时代、他的知识结构本来就跟我们的不一样。我们有没有可能跳出自己的圈子，像对待外国人一样，在某种程度上给孩子一个空间？我觉得这对家长来说是个相当大的挑战。

亲子之间从权威到对话，需要很多包容和学习。家长比子女多了许多生活经验，却要和子女平等地进行对话，这似乎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其实在从权威到对话的过程中，家长也是需要被启蒙的。我就是被一件小事启蒙，才意识到家长的权威意识与孩子角度的冲突。

我们家的老二菲力普刚会讲话时，看到隔壁的邻居艾拉来我们家玩，就跟我说：“妈妈，狗狗带着艾拉进来了。”艾拉家有一只腊肠狗，个子很矮。两岁的菲力普大约有八十厘米高，所以从他的眼睛看出去，先看到狗，而艾拉太高了，菲力普只能看到她的膝盖，所以是“狗带着艾拉”而不是“艾拉带着狗”。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当时我就想，凭什么我的角度和高度才是正确的？从他的角度和高度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因此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都要放下已有的权威和高度，试着进入孩子的世界，用心去和他们交流。

其实，社会上常常强调夫妻之间要如何努力付出、学习相处，却很少听见有人在说家长和子女如何做“朋友”。因为我们的文化里有这么一个假设：既然是家长与子女，就一定有爱。这个假设，我觉得是有问题的。爱，不一定喜欢；喜欢，是要努力的。

我跟安德烈分开四年，重新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之间有爱，但“喜欢”不见了。我想做他的朋友，可是他的心是关闭的，你必须努力才能让你们彼此喜欢，才能打开他向你紧闭的心门。这也是我和他共写专栏后，我们确实变成“朋友”的原因。

对于家长而言，可能意味着要把自己放低、放空。我们要认识到，儿女成长的每一个过程，其实都是新的。

我们以为自己都经历过了，其实不一定正确。因为，当自己身处幼儿、少年、青年阶段时，我们对那些过程没有任何理性的认知和观察，只是懵懂在其中而已。

儿女现在的过程，我们其实是第一次看到，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自己什么都懂。我的态度是，把自己当作学生，用最好奇、最新鲜的眼光，最不带成见的心试着去认识孩子成长的每个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位家长都是“新生”，需要被启蒙，需要不断学习。

（ 本文摘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