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还是不杀不足以平官愤。

　　引起各界高度关注的河北贾敬龙杀人案，在最高院核准死刑后，经过短暂的舆论交锋，最终未有根本改善。11月15日上午，贾敬龙被执行死刑，石家庄中院安排其亲属进行了最后一次会面。争议随着贾敬龙的死稍有回落，但更大的悬疑或许就此埋下。

　　核准执行贾敬龙的死刑，在最后也是最近的一份释明上，也回应了两大关注点。一是对于贾敬龙自首情节，仍然不予认定。二是村委会强拆的权力认定，是不是强拆，释明简单地以“不当”带过，没有更周密的司法论证。这说明执行死刑的需求非常迫切。

　　贾敬龙核准死刑消息传出后，因为上述两大司法争议，其家属也曾采取各种办法申诉。刑法学者及法学家也介入讨论，想必也在法官群体中引发激烈的争议，而在一般舆论上，则更是一边倒地倾向于死刑适用存在问题。但是，舆论最终的走向出现了陡然变化。

　　舆论上风向转变，可以从14日的媒体动向上可见。新华社、新京报等媒体同时刊发通稿，论证贾敬龙死刑适用没有问题。熟悉中国舆情的人都知道，在一边倒地同情贾敬龙之后，舆论出现如此相反的口径，意味着贾敬龙在世的时间不多，舆论实际上为执行做了铺垫。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贾敬龙是否适用死刑上，出现了舆论干扰，甚至有极端的观点认为，出现了舆论审判。这是一个特别需要澄清的盲区。首先，贾敬龙案后期确实出现了舆论反弹，但这个舆论不是要“干扰”，而是推敲司法结论，希望最高法展开严肃的司法论证。

　　其次，要跳过的一个认知误区是，所谓舆论审判的主语，早已经不是民众，而是权力。从贾敬龙执行死刑前一天密集的舆论渲染可见，他经历了两次审判：先是法庭审判，后是舆论审判。两次审判的一致结论都是他必须死。这才是此案中舆论审判的真相。

　　司法论证远远比司法结论重要，贾敬龙受了委屈不该去杀人，同理，村委会遇到阻碍，也应该是走行政强制或民事强制两类程序，而不是强拆。最高院说村委会是强拆的“合法主体”，但是在法院赋权之前，这个“主体”还不能盲动。遗憾的是，这类司法论证被降低了排序。

　　既然贾敬龙已经死刑执行完毕，再来叩问死刑上的悬疑，似乎意义不大。但是就一般意义而言，更多的人从贾敬龙的遭遇中会读出非常庞杂的信息，关于死刑的公平公正，关于司法与行政的关系，关于在不同人群那里强度悬殊的舆论，类似的疑惑肯定不会彻底消失。

　　世间已无贾敬龙，然而司法权力调整下的阶层关系仍旧存在人世。每一个人或许都能从贾敬龙的命运中，透视出现实图景，细致地观察到自身在这个图景中的现实位置。所以，贾敬龙死后，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如何走近人情，而不知冰冷的工具，理应受到深思。

　　总之，贾敬龙死刑问题在舆论上引发了显著的分歧，一种死刑陷入了社会阶层的各自表述中，到底是妄议判决还是追求司法论证，难以调和。到底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还是不杀不足以平官愤，成为一道越来越尖锐的选择题。而它昭示的那些冲突与对立，非常让人担忧，这就是贾敬龙之死不能止息纷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