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板入选奥运后的街头少年：收编、集训和彷徨
2016年，滑板、冲浪、攀岩、棒垒球和空手道等5个大项进入2020年东京奥运会。新的金牌争夺点让中国体育部门对这项运动开始自上而下动员。作为街头文化的滑板，开始走上“国家化”道路。
作者 | 孙俊彬
编辑 | 王珊珊
21岁的滑板手刘佳明光着上身躺在宾馆的床上打游戏，左臂的双飞燕花簇纹身随着手臂的晃动游离在台灯的余光中，屏幕的光线照亮了两抹黑眼圈——来北京参加集训之后，他就没有好好睡过一觉。
“楼下那帮小孩一大早就把我弄醒，六点半就开始喊‘一二一’‘老师辛苦了’。”他摇摇头，叹了口气。
吵醒刘佳明的是河南集训队的26名少年队员，他们大多来自当地武术、杂技、体操学校，此前没有任何滑板基础。
2016年，滑板、冲浪、攀岩、棒垒球和空手道等5个大项进入2020年东京奥运会。新的金牌争夺点让中国体育部门对这项运动开始自上而下动员。作为街头文化的滑板，开始走上“国家化”道路。
滑板是一项高度商业化的运动。与传统体育项目不同，过去20多年，中国滑板运动主要靠民间商业力量推动发展。来自上海集训队的刘佳明就是这种商业机制里培养出来的新生代滑手。
距离东京奥运会只有不到3年，举国体制运作的选材备战才刚刚铺开，如何组织一支国家队成为当下滑板界最重要的议题。包括刘佳明在内的一批街头滑板少年被紧急“收编”，加入以“跨界跨项”选材为主的运动员序列里。
理念的碰撞、利益的冲突、话语权的争夺，在备战奥运的大局意识下，不同群体正在暗中角力。
一次特殊的集训
10年滑板生涯里，刘佳明的时间第一次被一格一格的作息表分割了：8点起床，半个小时后吃早餐；9点体能训练；10点训练；午饭后休息；下午两点半继续训练。为了让这些随性惯了的滑手适应运动员的身份，上海队总教练杨康制定了这份严格的作息表。
但刘佳明提不起精神。因为伤病和失眠，他总是缺席上午的训练。“这样的生活状态，我觉得没有什么动力让我去滑板。跟热爱滑板的人一起才好玩——但肯定也不是早上，因为大家都不会早上出来滑板。”
下午3点后，当刘佳明穿着“死神”图案的黑色T恤，脖子上系着运动品牌DC的银项链，踩着赞助商提供的滑板飞速滑进运动馆时，河南队的小队员正在教练的口哨中，整齐列队，练习踩板下台。
集训位于北京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内的极限运动馆，这是国内最好的室内滑板场，拥有高4米的大U台和巨大碗池，达到国际滑板赛事标准。这样的室内滑板场在国内不超过5个。
这是中国滑板第一次由国家召集的正式集训。
今年8月，国家体育总局决定，由中国轮滑协会主导，全国各地按“举国体制结合市场机制”的改革原则组建了6支国家集训队。
此次被召集进京集训的，除了刘佳明所在的上海队，还有河南队和南京队。说是集训，但三支队伍各自占据体育馆一角，由于正式的国家队还未组建，他们只能根据各自的情况自行训练。
上海是滑板文化最发达、商业最成熟的城市，5名队员都是成熟的商业滑手，其中3名拿过亚洲地区的重大滑板赛事名次。
14岁的向小军拎着滑板，爬到一个4米高的U型抛台——他准备挑战新动作：借板ollie内转360度。
向小军身材瘦小，性格腼腆，但只要踩上滑板，立马像只雨燕一样飞翔起来。他喜欢挑战高难度动作，今年全运会预赛，他一上场就做了一个转体540度手抓板动作，令全场震惊。
下板，滑轮高速转动前进，在U台的另一侧，向小军身体半蹲跃起，在右脚打版的瞬间完成左脚搓板，脚下，滑板旋转一周，着地的一刻，向小军惊险地踩住滑板，身体前倾晃动，好在没有脱板。
“成功！”教练杨康双头握着拳头举起。“够野，胆子大，练一天抵他们一个星期。”杨康指着南京队的队员说。
运动馆右侧空地上，南京队的队员正在跳绳，他们穿着统一的青绿色运动装，背上贴着“决战东京，圆梦奥运”的标签。目前，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上板技巧。体能教练于方辉认为，“体能很重要，滑板必须从体能练起。”于方辉此前是一名职业健身教练。
运动馆左侧是河南队队员，年龄在12岁至14岁之间，都是从当地体校“跨界跨项”挑选出来——这是中国竞技体育选材的传统手段，姚明、李娜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验证的成功案例。
来自登封塔沟武术学院的李心如原来练的是散打，她刚开始练习在U池遛板，“还蛮好玩的”。
教练贺艺要求他们早上6点起床，每天必须坚持8小时训练。饭前列队点名，打饭要排好队，起床必须叠好被子，不许迟到。
“第一是要听话，服从管理，只要坚持贯彻教练的训练计划，3年后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决赛不是没有可能。”贺艺说。“为什么那些职业滑手练了这么多年，水平跟国外比还是差得远，因为他们不会利用时间，没有高强度的日常训练，太散漫了。”
刘佳明踩着滑板进门转弯急刹停下，他扫了这些人一眼，嘴角扬起一抹不解的微笑。
刘佳明出生在深圳一个中产家庭，他喜欢冲浪、朋克音乐、玩架子鼓，11岁接触滑板，座右铭是“滑或死，摇或滚”。
“他那会儿经常自己搭个公交车来邓小平广场、沸点板场玩，我们都叫他小鬼，他上板方式很奇特，是反过来上板的，还不会oille（打板、刷板、推平、落地屈膝的一连串动作）。”刘佳明的朋友老飞回忆。
从荔枝公园到邓小平广场，到蛇口滑板场，刘佳明经常逃课混迹在深圳街头的滑板圈。他不喜欢学校，认为“学校的老师只会教给所有人一样的东西，让他们将来成为社会一个齿轮”。
“没有人是你的教练，看谁滑得比你好，就去跟他学，然后超越他。”刘佳明至今不清楚教练意味着什么，“只有朋友，没有教练。”
13岁那年，父母因为他玩滑板荒废学业，把他送回湖北黄冈上中学。一个学期后，刘佳明回到深圳告诉父母，他想专心玩滑板，并且承诺不会成为一个“坏人”。父母最后同意了他的请求。
2011年，15岁的刘佳明拿到Nike City Jam Series滑板巡回赛全国半职业组总冠军，被授予当年“沸点（国内最大的滑板生产商）年度新人奖”，随后又被美国极限运动品牌商DC看中，成为其进入中国市场的首位半职业签约滑手。
从那时开始，刘佳明身上穿的衣服、鞋子，还有滑板都有人赞助，没再花过钱。“工资、商演、广告、比赛，这就是我主要的收入来源，十几万吧，够我生活了。”
他以前崇拜深圳著名的职业滑手付令超（2002年-2006年间中国滑板代表性人物），现在只崇拜自己。从深圳市民中心15级台阶上空翻飞下，这个高难度动作他尝试了87次后才成功。百度贴吧里有个帖子，标题是：刘佳明的15台阶跟翻,摔倒爆惨！你能行吗？
接到上海集训队的邀请时，刘佳明有些犹豫。“我对官方组织的专业性不是很信任。”他掀开衣服，指着肋骨说。
今年8月举行的全运会上，滑板项目第一次进入国内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为奥运选材。但决赛时，临时更换的热身场地上竟然有一枚钉子没钉好，高速滑行中的刘佳明连人带板翻起，重重摔倒，肋骨挫伤，最后只拿到第六名。
受伤一个半月后，9月15日下午集训时，刘佳明尝试在U池卡板尾时不慎脱板，摔在地上，肋骨的旧伤被伤到了，他在地上蜷曲了很久没有站起来。
他缺席了最后4天的集训。
其次才是为国争光
接到上海轮滑协会组建上海集训队的委托时，杨康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刘佳明。刘佳明是他提供商业赞助的滑手之一。
37岁的杨康总是戴着一顶鸭舌帽，即便已经退居二线，看到滑板还是忍不住站上去做个oille。他现在是上海集训队的总教练，同时也是全球最大滑板批发商NHS的中国代理商。
2009年，全球最大的极限运动专业品牌VANS正式进入中国，随后，NIKE、匡威尾随试水滑板市场，中国滑板迎来全面商业化时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杨康从一个滑板手转型为进口滑板代理商。
在中国，职业滑板队不超过10支，其中4支由杨康代理的品牌赞助，“中国的滑板界，可能没有第二个人比我更熟悉滑板市场，而且能对接国外的顶尖滑手建立联系。”
这也是上海黄浦区体育局和上海轮滑协选择他的原因，他也欣然接受。杨康参与了在上海举办的多次滑板世界赛事，在他看来，中国滑板和世界顶尖水平差距很远，体制的身份更有利于他继续从事滑板的普及和商业的推广。
与举国体制不同，滑板产业有一套基于商业价值的人才培养机制。分布在全国的200多家滑板店相当于基层“发掘机”，优秀的滑手会被推荐给滑板品牌商，获得器材赞助，然后迅速投入到商业比赛，为品牌代言。重大比赛中表现抢眼的滑手又被国外大品牌看中，获得品牌签约合同之后，成为职业滑手。
和刘佳明一样，队友向小军同样来自街头，通过这套成熟的商业机制发掘出来。
向小军出身四川资中的一个农村贫困家庭，父母在成都做环卫工。因为至今没有户口，队员们叫他“小黑”。两年前，朋友给了他一个二手滑板，踩上滑板让他感觉“像在天上飞”。他每天如上瘾般从早到黑滑14个小时，进步神速，一年后就获得G-shork（业余滑手比赛）滑板赛亚军。他把5000块奖金分了4000块给爸妈，自己拿了1000买了个台手机，随后辍学，开始滑板职业生涯。
今年5月，赞助向小军的滑板店老板带了12名少年滑手，从成都坐火车到上海推荐给杨康，他第一眼就挑中了向小军。
“好好滑，等你的身价值两三百万了就可以给你父母在成都买套房子。”杨康拍着向小军的肩膀说。
上海队队员向小军
相比于这套成熟的商业体制，滑板正式成为东京奥运会竞技项目后，中国体育总局随即展开调研部署，很快发现经验上“捉襟见肘”。
“中国滑板运动基础薄弱，组建国家队面临着招队员难、找教练难、寻场地难等问题，几乎是白手起家。”前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任冀运希说。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上任之后一直力推体育体制改革。8月中旬，苟仲文到大兴滑板集训基地调研，并和各级体育局的官员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座谈会上，苟仲文提出“以改革的思路、创新的举措，构建举国体制与市场运作结合的新机制”。
对于国家队，向小军还没有概念，他的愿望是向刘佳明一样被大品牌签约，成为一名职业滑手。
杨康问刘佳明要不要去上海队时，他考虑了很久，担心会受到限制。后来，他问了两个滑板圈里的好朋友，那两个人也加入了各自省市的集训队。他最终决定去试试，原因很现实：“队里既能提供很好的医疗保险，还有出国训练的机会，这才是我最看重的，其次才是为国争光。”跟许多滑手一样，他性格直率，并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
加入上海集训队之后，刘佳明每个月能领到固定的工资，队里也给他买了商业保险。除了肋骨挫伤，他之前在2015年的比赛中不慎摔倒，造成脚踝撕脱性骨折，直到现在还没康复。他说因为伤病，自己正处于职业生涯低谷期。
角力
今年4月，体育总局社体中心发布《滑板国家集训队组建管理办法》（暂行），各地集训队开始公开接受报名，召募滑手。
在北京大兴集训基地的运动馆里，上海队、南京队、河南队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模式，相当于未来滑板国家队的胚胎。
“河南队由当地体育局和体育学校组建，是比较传统体制模式；上海队由黄浦区体育局牵头，上海轮滑协会和圣巴集团共建而组成，是体制和市场机制结合模式；南京队由中国轮滑协会指导，冠奥宝德体育公司负责组建，是新的一种尝试。”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一部主任黄强说。“集训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省队，而是未来国家队选材的第一梯队。”
由谁来出任国家队主教练，从某种程度上主导未来中国滑板的资源分配和体制走向。目前这一人选尚未确定。
面对是否愿意出任主教练这个问题，杨康笑了，“我只是个商人。”
河南队总教练贺艺思考了一会儿，“这个要看组织的安排。”
40岁的贺艺曾是兰州最著名的滑板队“魄翱”的主力。1995年他夺得秦皇岛滑板邀请赛综合项冠军，这是当时国内唯一的全国性滑板赛事。由于早期国内滑板商业化程度很低，加上西北好的滑板场地稀少，贺艺后来转型成为一名滑板店老板。
今年7月，河南体育局和郑州、登封等地的杂技、武术体校合作展开滑板跨界选材。集训队组建之后，贺艺被聘请为总教练。此前他在南京队协助跨界选材，因为河南队缺人，被组织调了过去。
贺艺不信任商人能推动滑板运动的普及，“只有由国家力量来推广，才能修更多场地，把这项运动普及化，商人不会做亏本生意。”
在8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召集的座谈会上，贺艺获得了发言机会，他提出了一个融合方案：发挥我们体育总局的领导优势和组织优势，集中调集各类资源，突破地域局限，形成一致合力，为国家争得最大的荣誉。这一发言获得了主管滑板项目的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一部主任黄强认同。
河南队队员在吃饭前列队点名。
跟体制思维不同，职业滑手更注重滑板的专业性，对他们来说，国家队主教练理应是水平最高的“中国滑手第一人”车霖。30岁的车霖是国内第一位职业滑手，也是中国第一位夺得滑板洲际赛事冠军的运动员。“论技术，国内只有我这个资格，至少现在还没有人有资格教我。”身处上海的车霖从嘴里抽出烟嘴，吐了口烟圈。他并没有被邀请参与这次集训。
杨康、贺艺、车霖都有可能成为第一任中国滑板国家队的主教练，但是南京队的胜算更大。
作为“轮滑之都”，南京在2016年11月举办了首届全国滑板锦标赛。南京队体能教练于方辉直截了当地说，“以后的国家队主力就在我们南京。”
“举国体制与市场运作结合”的体育改革定调之后，2017年3月，中国轮滑协会与南京冠奥宝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就共建滑板国家集训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7月，中国轮滑协会与冠奥宝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组建团队，正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跨界跨项选材。南京借着举办了两届全国滑板锦标赛积累的场地优势，成为国家滑板集训基地。
据公开报道，滑板国家集训队目前的总领队即冠奥宝德体育的董事长蔡永军。
蔡永军原为职业拳击运动员和国家注册裁判员，后转型经商，拥有南京善跑体育科技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
滑板入奥之后，世界范围内的滑板话语权问题在世界轮滑协会和国际滑联之间来回争夺。今年9月1日，在国际奥委会的协调下，世界轮滑协会与国际滑板联合会在南京正式宣布合并，组成全新组织World Skate。蔡永军当选为第一届World Skate 7个常务委员之一。
南京队队员正在跳绳，教练认为体能训练很重要。
冲突
把这几个职业滑手招进上海队时，杨康心里也没底。“孙坤坤身上有5家赞助商，刘佳明有2家，向小军有1家，按照传统的体制，运动员不可能私自接受商业赞助商。”
根据《滑板国家集训队组建管理办法》明确指出，“国家队运动员的商务开发权归中国轮滑协会。”
这也意味着，如果滑手想进入国家队，就必须解除身上已有的商业赞助。
因为这个条款，许多被邀请的市场化职业滑手放弃了今年5月在南京召集的第一次国家滑板队试训。
贺艺是那次试训的召集人之一，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邀请的50多人大名单，最后只来了30多个人，很多人舍不得身上那点商业赞助。”
其中包括上海队孙坤坤的表弟高群翔。15岁的高群翔是一名天才型滑手，从年龄上来说很符合国家队的候选条件。南京队曾提出以发放工资的形式招募高群翔入队，条件是必须解除身上所有的商业赞助，高群翔的父亲高勇开出的价码是4年100万，双方最后没有谈拢。
“我花了10年培养儿子，凭什么就这样白白给了国家”，高勇觉得自己并不过份。
在贺艺看来，职业滑手对官方召集试训的态度冷淡，导致了官方选材计划的调整。
之后，传统的跨项选材被确定为“解决滑板运动成绩尽快提高的最主要、最捷径的路子”。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一部主任黄强说，“未来国家队的组成肯定以跨界跨项选材为主，同时吸收市场化培养的优秀滑板人才。”
目前确定滑板跨界跨项选材初选规模为500人，他们将在12月进行复试选拔，择优进入国家集训队。
距离2018年印尼亚运会不到一年的时间。2016年9月，滑板入选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亚奥理事会总干事侯赛因-穆萨拉姆说，2018年亚运会将成为2020东京奥运会的一次“测试赛”。
杨康期望未来国家队能够放宽选手商业赞助的门槛。“明年的雅加达亚运会还得靠他们啊，毕竟跨界选材出来的苗子也需要时间才能培养出来。”在目前的国家集训队里，上海队最有希望夺得奖牌。
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一部主任黄强在大兴滑板集训基地视察。
三场比赛
结束了在北京为期两周的集训，杨康带着队员回到上海，赶赴一场滑板盛会。
9月23日， 2017Vans职业公园滑板赛全球冠军赛在上海外滩开幕。这是全球公园地形滑手的顶级赛事。
早上10点半，上海外滩上港邮轮城，2米深的一体式碗池场边陆续挤满了人，主办方开放了300个入场名额，最后到场超过了500人。
回到上海的刘佳明显得很放松，他拿着啤酒，跟遇见的朋友拍掌，然后握拳互击——这是滑手间流行的打招呼方式。在他看来，这就是滑板文化，“无论到哪里，只要有人在滑板，你就能找到朋友。”
下午三点半，在全场的掌声和欢呼中，来自瑞典的马尔默登场，马尔默外号“OSKI”，主持人形容他是一名“疯狂的街头滑手”。一个高出地面5米的空中“反脚大乱”让现场立即沸腾起来，场地边，观众拿着滑板敲击地面，这是他们特有的喝彩方式。
最后，马尔默“凭借零失误的动作和纯正公园风格表现”获得男子组冠军，裁判长认为他的动作“难度极高、让人震惊和充满创意”。
在许多滑板专业人士看来，Vans职业公园滑板赛的场地和打分标准代表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组织范本。杨康说，体育总局的官员当天也去现场看了，觉得很好、应该多引进这种高水平赛事。
与此同时，由于缺乏重大国际赛事的组织经验，中国官方滑板赛事在专业性上一直为人诟病。
冠军赛结束之后的当天晚上，上海静安寺一家日式串烧店，刘佳明和他的朋友围着一张长台聊天。在场的10几个人几乎囊括了中国20年滑板史的代表人物。在目前已经排定的集训体制里，他们基本被排除在核心之外，对于体制主导的专业性也心存疑虑。谈及刚刚举行的全运会，他们一片嘘声。
刘佳明和朋友们在烧烤店里聚会。
8月12日，第十三届全运会滑板项目决赛暨第二届全国滑板锦标赛在南京进行。来自全国的159名滑手参加了男、女街式和男、女碗池四项比赛。这也是中国滑板第一次进入大型官方体育赛事。
然而，直到预赛开始前的两个月，官方尚且没有滑板赛事的竞赛规则。
在体育总局的催促下，5月，中国轮滑协会和中国滑板联合会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研讨会，经过2天讨论，出台了中国体育竞赛史上第一份滑板竞赛规则（规程）。
打分规则把1000多个滑板动作简化成50多个小项，评委根据滑手对应动作的完成度给予打分，在商业比赛中占重要权重的风格分只占了100分中的10分。
事实上，滑板有超过1000个动作，对于动作的分解和评判是个复杂的工程，世界上目前滑板的重大比赛还是以裁判根据经验自由裁量为主，
2017Vans 职业公园滑板赛的打分系统由运动赛事管理公司TheBoardr提供，公司创始人Ryan Clements说，“虽然我们有一个打分系统，但是就好像给你整套的锤子、钉子和木材你也不一定能做出道具一样，比赛打分中最重要的永远是裁判的经验而不是死的系统。”
担任全运会滑板项目裁判组组长的田军对此也破感为难，“全运会比赛项目的评分必须有标准，这样才能体现公正，但完全靠标准打分又损害这项运动的观赏性。”
预赛之后，由于在10分风格分的裁量存在争议，裁判组在男子组碗池决赛前20分钟达成共识，去掉10风的风格分。这让许多参赛的职业滑手感到不适。
“滑板是个注重个人风格的运动，评委都是圈内的专业人士，比赛只限定时间，没有规定动作，评委完全是凭经验打分，没有标准。”聊起参加全运会的经历，职业滑手车霖摇了摇头，全运会上，他只拿到男子街式组第四名。
2017Vans 职业公园滑板赛的现场中文主持人是上海著名滑手胡天佑，10年前滑板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一个天才型滑手。他也参加了今年的全运会滑板预赛，第一轮之后就弃赛了，他认为赛会组织方在交通、场地、住宿条件都不够尊重滑手，专业性上也不如大型商业赛事。
“我肯定不会变成一个体制内的运动员，国家队就是国家队，滑板就是滑板。”胡天佑说。滑板文化的核心包括自由、挑战自我和个人风格，胡天佑补充说，“你去看滑板人的眼神，都是清澈的。滑板就是一种生活态度。”
全运会预赛前不久，日本举办了首届全国滑板锦标赛。
滑板入奥之前，日本滑板整体水平就在持续上升。刚刚结束的上海Vans 职业公园滑板赛中就有4名日本滑手进入总决赛，而中国目前最好的成绩是上海的孙坤坤今年在新加坡的洲际站中获得的第八名。
车霖跟日本滑手有过多次交锋，在他看来，“日本在10年前的水平跟中国相差不大，但是现在它已经不逊于欧洲”。
滑板网站KickerClub的创始人管牧今年8月在新加波曾对日本滑板协会理事西川隆做了一次专访。
被问及为什么日本会出来这么多世界级水平的滑手时，西川隆说，“日本的滑手在很小的年纪就有机会可以去到欧洲，美国等滑板水平很高的地方滑板，认识很多朋友，在各种不同的地形，板场里练习。”西川隆补充说，“滑手随着水平进步会有赞助商。但是完全没有政府的支持。”
刘佳明没有告诉那些体制外的朋友们他已经加入了上海队。第一次正式集训后，刘佳明有些彷徨：“如果是封闭的管制和冷酷的训练，我宁愿回到街头做我自己。”
9月29日，上海集训队正式对外宣布成立，并计划明年3月会去巴西集训。
刘佳明依然在名单中。他并非体制的对抗者，而是滑板文化的捍卫者，他们不排斥国家队，只是不希望滑板文化被扭曲。
2014年泰国亚洲沙滩运动会，刘佳明夺得街区赛季军，那是他第一次在国外为国家夺得奖牌。普吉岛的颁奖典礼上，国旗缓缓升起，当时18岁的刘佳明突然留下眼泪，“浑身起鸡皮疙瘩”。那种感觉他此前从未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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