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案开审，该如何看待法庭传出的“猛料”
如果还在首个诉讼环节，就把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陈述作为真相，那么后面的诉讼程序，还有什么意义呢？
文 | 欧阳晨雨（学者）
从来没有一场异国审判，能如此牵动民众的视线。
从12月11号开始，留日女学生江歌遇害案在东京地方法院813号法庭开庭审判。第一天的法庭审理，便放出了不少“猛料”，充斥着交锋、质疑、反转等诉讼元素，而这也注定了这样一场“世纪”审判，绝不可能在平淡中悄然落幕。
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刑事审判程序按开头程序、证据调查、最终辩论和判决宣告的顺序进行。根据之前公告的信息，江歌遇害案将有6次庭审，11号到15号这5天将连续进行5次庭审，当地时间每天上午10点开始。在20号将进行第6次庭审，并在下午3点宣判。不出意料的话，证据调查环节，将占据庭审的大多数时间。
第一天的审判，主要是开头程序，包括审判长核实被告人的身份、查明被告人的特定情况，告知被告人有权始终保持沉默，可以对各项质询拒绝陈述；由检察官宣读起诉书；给予被告人及辩护人陈述的机会，等等。
从前方传回的庭审信息，主要是对被告人供述、辩护人陈述的转述。比如，被告人陈世峰在法庭上否认部分罪行，认为自己是杀人未遂罪，并陈述凶器的水果刀是刘鑫从房间里拿出来递给江歌的，并且迅速关上了房门；陈世峰的律师则说，江歌用肘部多次按门铃，但是刘鑫都没有给江歌开门，等等。
这些极具挑动意味的信息透露，足以让吃瓜的人们群情激奋。因为这意味着，之前人们对刘鑫的声讨与猜测，经由被告人及其律师亲口，“全部得到了证实”，刘鑫就是那个毫无底线的人，不仅没有道德，没有爱心，见死不救，而且还说谎，作伪证。
只是，此时此刻，法槌还没有落地。这些“爆料”信息，充其量不过是在“开头程序”中，被告人和辩护人的陈述而已。既然是“自由发挥”，就包含着自由意志，也就是说，里面可能有真，也可能有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里面的内容，一定会对被告人和辩护人有利。因为，基于人的本能，没有谁会蠢到挖断自己的退路，把自己关进牢笼。
反过来看，如果“抹黑”证人刘鑫，对被告人陈世峰及其辩护律师来说，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舆论的焦点会转移到刘鑫身上，在一个道德和法律上突破底线的人衬托下，陈世峰的主观恶性也明显降低，而这将是法庭定罪量刑的重要考量。而且，但凡刘鑫所作对陈世峰不利的证言，效力也将有所削弱。从辩护策略来看，这是以攻为守。
虽然，案件的真相，只有见证现场的人才能心知肚明，但法庭审理的过程，却能利用辩论交锋、证据质证，最大限度地逼近真相，还原真相。正所谓兼听则明，除了具有利益关联的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为什么不听听检察官在起诉书中，究竟是怎么说的，还有作为证人的刘鑫，她将如何回应呢？如果还在首个诉讼环节，就把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陈述作为真相，那么后面的诉讼程序，还有什么意义呢？
一切证据都要经受“检验”。事实上，在之前被告人和辩护人的陈述中，本身就夹杂着值得推敲的成份。比如，陈世峰陈述，凶器水果刀是刘鑫从房间里拿出来递给江歌的，但是警方却在其大学研究室中发现刀具包装套；再比如，辩护律师陈述，称陈世峰第一刀并非有意杀害，陈世峰也辩解，“第一刀的时候，自己是不带有杀人动机的”，但法医却在江歌手腕上发现了至少5处防御型伤口，证明在致命伤产生之前，两人已经有激烈搏斗的迹象。
定罪量刑的“核心”，便是诉讼证据的确定，而这需要依靠“证据调查”环节，也就是我国的庭审质证程序来完成。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实施证据调查包括询问证人、询问被告人、调查书证和调查物证等。检察官、被告人或辩护人，有权对调查的证据提出不能作为证据异议；法院认为有理由时，可按职权决定排除该证据的全部或一部分。
在接下来的庭审程序中，不仅刘鑫作为证人出现，正式出庭接受询问，凡是有利于还原案件真相的供述、陈述、书证、物证等，都将接受控辩双方的质疑，最后为法庭所采信，作为定罪量刑的确凿证据。虽说等到证据调查程序结束，便进入最终辩论程序，不仅检察官将“求刑”，法庭也将给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最后陈述的机会，但是在日本司法实践中，辩论程序更多只是一种履行公事的形式，重点还是证据调查环节。
平心而论，这些诉讼程序不无繁琐，但却是还原案件真相、抵近公平正义所必须的法治元素。对于江歌遇害案，与其沉浸在舆论喧嚣中，享受道德批判的短暂快感，倒不如静观庭审过程，司法诸曹、被告人、辩护人如何角力，亲历一场难得的法治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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