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好像是今天年轻人们既困惑也无解的问题，它是隐匿在无数发问背后的终极问题，“996 工作太辛苦，要不要辞职？”，“在大城市买不起房，要不要回到小城市生活？”，“社交网络上的好友越来越多，但为什么感到越来越孤独？”......归根结底，在社会的分化与冲突愈演愈烈的情境下，我们对于当下的生活有着诸多不满，开始向内与向外进行探索，寻求新的联结与信任。当都市青年陷入内卷和焦虑的今天，我们看到有些人悄悄退出了这些战斗，和主流的成功叙事背道而驰，尝试寻找一套与功绩社会完全不同的价值坐标，创造自己心中的理想生活。基于这些精神层面的相似追求，有些年轻人找到了彼此，在主流社会以外，建设起一个个“理想共同体”，在这些共同体中，也重新建立起人与人的联结。创立于 2012 年的“ 706 青年空间”，至今仍是内地非常活跃的青年社群，通过文化沙龙、读书会、派对等活动，九年间联结起了无数的年轻人。如今， 706 也正在尝试共居（co-living）的实验，希望在原子化的社会中，建立一种有温度的居住方式。在空间的定位中，706 说希望能“在实体和精神上将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让年轻人在这里找到真正的精神归属“。这样的理想共同体也出现在乡村。比如因为热爱田园生活而相聚在一起的“麦昆塔社区”，成员们在成都的西来镇扎根，尝试践行一套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共同创造，在田野中重新获得对于生活的感知。还有位于福州的“家园计划”，致力于自给自足，和基于共识的社区自治实验，已经开展了十年……这些社区和共同体实践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它们在小众的道路上探索，一方面是对主流成功学的反抗，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共识“的需要，和共同精神价值的追求，也构成了如今的”社区“与”共同体“的内核。当然，这样的精神乌托邦，也面临诸多怀疑。我们将通过一系列的走访与对话，在“社区”专题的系列文章中，尝试呈现这些关于年轻人“理想生活”的另类实践。本篇文章是社区系列的开篇，我们从追溯和厘清“社区”这个过于宽泛的概念开始，探讨如今出现的“社区”和“共同体”到底意味着什么？如今的年轻人们为什么又开始重视起“社区”？这些新兴的青年社区有哪些形态？步入后疫情时代，当人们意识到个体力量的局限性、和对彼此的需要时，社区与共同体会成为一种未来吗？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共同生活”，可以成为我们的答案吗？我们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提出问题，在后续的文章中努力寻找答案。在讨论“社区”之前，或许要先厘清这个词语的概念。如今我们提到社区，既有可能指代住宅小区，也有可能指代某片街区，还有可能指代网络上的某个虚拟社区，意涵宽泛，可能令人摸不着头脑，需要依据语境再做判断。“社区”一词最初来自于德文“Gemeinschaft ”，然后被翻译成英文“Community”，最后再变成中文的“社区”或“共同体”（ community 兼具社区与共同体两重含义，下文依据语境交替表述）。几经辗转后，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它的指代都变得含混不清。据美国社会学家乔治·希勒里在 1955 年通过对社区有关文献的研究和统计，发现一共有 94 种关于社区的定义，到1981年已经增加到140多种。“Community”一词已经成为人们使用最频繁、歧义最多的术语之一。最早提出“社区”/“共同体”概念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 Ferdinand Tnnies )，在 1887 年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滕尼斯第一次对“共同体”和“社会”进行了区分，他认为社会是一种暂时和表面的共同生活，是基于契约关系和法理而存在的，社会是一种机械的聚合。而“共同体”则是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共同精神与伦理价值的，持久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共同体”强调共同的信仰、风俗习惯，成员之间的亲密互助，以及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是一种前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它代表着农业社会中，基于土地和亲缘建立起来的的密切人际关系，比如我国的传统村落、宗族氏族，就是典型的例子，“社区”这一译用，也是来自从事我国乡土社会研究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进入 20 世纪，随着工业化城市本身的重组与发展，“社区”的概念逐步扩充。以都市社区研究而著称的芝加哥社会学派，关注到城市社会的群体组织和内部分工，这些群体没有亲缘关系，是按区域所组织起来的人口，但也处于相互依赖的互动关系之中，构成了“城市社区”。比如，基于工作场所形成的矿工社区，或是地理区隔形成的贫民区等等。在芝加哥学派的研究中，“社区是一个地域性的社会”，这一概念强调了“社区”/“共同体”中的地域性，而非血缘关系，这也形成了如今普遍使用的社区含义。再后来，社区概念开始超越地域的限制，拥有了更丰富的面向。尤其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后，人们的联系不再依赖物理上的区隔，越来越多社区研究的学者开始关注跨地域性的社区，以及其中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运作方式。尽管“社区”/“共同体”的定义不断演变，至今也仍是一个争议概念，但仍有某些重要的基本要素，比如“社区”是一种人际关系结构，“社区”注重共同的信念、利益和情感，彼此之间有互动关系，强调成员的认同与归属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日常最常见的“小区”，这种仅基于地理位置和楼盘划分的住宅社区、或者基于社交软件/应用程序中的泛社区等弱人际联结的社区形态，可能并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在这个系列的文章中，我们更关注引言中所提到的，年轻人们追求和建立的“社区”，也是更加重视共同的信念和价值取向，从而形成的紧密联系的“共同体”。现代人对于重新建立“社区”/“共同体”的渴望，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倒退，人们并不是要返回到滕尼斯所说的那种前现代社会。而是在如今个体化的背景下，尝试在共同体中寻找凝聚力和共同的价值感。在前现代社会，共同体是一种命运，而如今，它是一种选择和理想。如鲍曼所说，人们对于“共同体”的热情的回归，几乎是对现代社会加速原子化、以及不确定性的一种必然反应。NHK 曾经制作了一套纪录片《无缘社会》，无缘社会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关系、毫不关联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大量的单身、独居、沉溺在网络世界、与人毫无接触，直到生命的最后。在日本，每年有高达三万多例的“无缘死”，他们独自死去，却早已被社会遗忘。在这样的现象背后是代社会中人际关系淡薄和极度原子化的问题。城市是陌生人社会，人们对于彼此熟视无睹、漠不关心，这提供了一种自由，但同时也意味着情感的疏离和冷漠。类似的新闻在国内也屡见不鲜，今年春节期间，一位在北京独居的女生被困浴室近 30 小时，期间有邻居经过，但是没有理会她的求救，送包裹的快递员发现无人应答但也不觉得有何异常，直到楼下邻居听到敲水管的声音，才半信半疑地前来搭救。而据开锁师傅说，这样独居被困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根据民政部的相关数据，2018 年我国单身成年人口达到 2.4 亿人，其中超过 7700 万成年人是独居状态，预计 2021 年将上升至 9200 万。技术和消费，让人们在家里动动手机就能几乎满足所有需求，但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独。伦敦街头摄影师Alan Schaller拍摄的系列作品《大都会》（Metropolis）©网络尽管互联网高速发展，但线上的社交并没能解决人们的问题，联结起不同的人们。相反，如今我们看到的是网络舆论场的撕裂，一面是观点的极化，另一面是赤裸裸的恶意与谩骂。人们通过否定别人来确认自己、让愤怒的情绪有地方发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一度丧失。以前，人们在网络中寻求庇护，逃离现实，而如今人们却反过来，纷纷从乌烟瘴气的网络环境中逃离，更想要从现实中获得真实可感的社交，这也产生了对于线下公共空间的需求。只是在城市中，公共空间往往沦为消费空间，比如商场、咖啡厅这样的公共场所更多的是消费场所，并不具备公共性，消费场景中热闹的大家也只是聚在一起的陌生人。同时，现代社会也是一个风险社会，人们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从都市生活的日常风险，到工作的不稳定、失业威胁，再到社会动荡、环境和疫情危机，现代社会中的极大自由也伴随着危机。并且，社会个体化，也意味着处理这些风险的责任摊到了每个个体的头上。商业保险的兴起与繁荣就正反映出个体通过消费，来处理、应对风险社会的现象于是，在这样的处境之下，人们自然会渴望重建“共同体”，来提供人的联结和安全感。如鲍曼所说，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我们”是一种策略，而对于“共同体”的渴望是一种防御性举措。当然，安全感绝不是现代人重新追寻“共同体”的唯一原因。在前现代时期，家族、村庄、邻里的共同体为个人提供庇护，但同时也意味着诸多限制，这是人们逃离的原因，现代人并不会愿意为了安全感和确定性而放弃来之不易的自由，所以相比于机械性地联结，人们如今更倾向于基于共识、以相同的精神价值而联结的共同体，来选择自己的伙伴、家人，这是人们主动建立的关系。尤其经历了世界局势的变化和全球疫情之后，人们发现“共识”成为了越来越难的事情。观点正在加速极化，一言不合可能就会招致谩骂，沟通与理解无比艰辛。“同温层”不再是需要突破的舒适圈，它变成了人们与异见者沟通无果后的治愈与疗伤之所，人们现在想要寻求的，恰恰就是一个拥有相似价值取向的“精神乌托邦”，将纷扰抛之脑后。如今国内也有大大小小，遍布各地的社区建设实践，种类繁多，核心都在于重建人们的关系、联结，建立共识和共同价值。但是联结的形式、目的、规模各异。与此同时，“理想社区”和“共同体”的建立，本身也是一种另类生活的实践。既然“另类”，也就蕴含着对于“主流”现状的不满与批判，基于这些“非主流”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实践者们彼此联合，以共同体的方式进行反叛。在城市，“社区”/“共同体”建设可以成为对于原子化、公共空间缺失的反思与回应。面对年轻人在城市的漂泊感和孤独感，共居（co-living）生活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尝试。共同生活的理念可以追溯到 60 年，当时丹麦一群家庭认为当地房屋和社区制度不符合他们的需求，就组织了五十个家庭形成一个理念社区，共享住宅，除了卧室外，共享其他公共空间，并且共食、共耕、共建。现今，共居生活成为城市青年的一种新兴选择。在国内，一般体现为一些城市青年社区的形态，集共享办公、共享公寓为一体。比如位于北京的“燕京里”，希望提供一种“大院儿”式的生活社区，注重打造公共空间和住客之间的社区感。还有位于吉林的“新青年公社”，一个混合型的青年居住社区，从建筑和空间设计的角度，串联起居民，创造彼此的相遇和关系的发生。这样的共居社区一方面解决了年轻人无法独自负担城市高房价的问题，另一方面，相比普通的合租，更加重视社区感的营造，强调居住者之间的互动与交往，在共同居住中建立一个小型的共同体、真正的家。城市之外，在乡村与近郊的社区实践，则从生态与可持续的角度出发，对抗城市社会中的污染和环境问题。日本作家盐见直纪曾提出“半农半X”的生活理念，二十多年来，在新加坡、泰国、台湾等多地流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半农半 X ”提倡回归自然、顺应天性，通过亲手栽种农作物，来获取安全、没有农业污染的食物，满足简单的生活基本需求，不依赖于消费和物质，从而实现半自给自足的生活。X则意味着在自足的基础上，从事不被金钱驱使的、真正热爱的理想工作，建立起个体和社会的联结。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人们重新学习生存的能力，真切地理解和感受食物，而不是将“吃”的选择都交付于大规模的食品工业、加工厂、快餐店，对于农业中可能存在的污染问题一无所知。如今在国内也可以看到不少年轻人，厌倦城市之后，选择来到乡村过一种低欲望、高满足感的生活，在自然中重新找回对于生活的感受力。而作为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实践者们也会寻找伙伴，相比于不和人打交道的隐居生活，乡村社区、公社、合作社的形式吸引着不少人，因为除了另类生活方式的实践，乡村社区也意味着一种乡邻关系的回归。同时，这些新的社区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和当地乡村产生联系与互动，作为乡村振兴的一部分，应对“乡村空心化”的问题。除了回应当下社会的问题，“社区”/“共同体”的建设，也可能是面向未来的，有时寄托着乌托邦式的想象。比如，“女性共居”、“多元家庭”、“抱团养老”等概念的出现，可以说是由于对现有家庭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满，而建立起的小型共同体，也不失为一种新的家庭、养老模式的探索与尝试。而带有这样先锋、尝试色彩的，关于“共同体”的乌托邦，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在美国，从 1805 年到 1855 年，就出现了 100 多个实验性的乌托邦公社，到 20 世纪 50-70 年代，甚至涌现了 1 万多个类似的公社组织。其中较为经典的，比如 18 世纪罗伯特·欧文在美国创立了“新和谐公社”。欧文希望通过“共产主义公社”的方式，财产共有、权利平等、民主管理，创造一个理想社会，不过两年不到实验就宣告失败。1840 年，美国的社群主义乌托邦实验大规模爆发，其中“奥内达公社”较为有名，奥内达公社依托基督教的信仰，践行共产，成员们一起劳动和生活，自给自足。公社最为争议的一项制度是“混婚制”，没有固定的夫妻，丈夫、妻子、孩子都是公有，后来公社的婚育制度也成为实验失败的诱因。六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嬉皮运动中，嬉皮士以反叛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抗议民族主义、战争的资本家们的贪婪。基于“爱与和平”的理想，以及对资本主义将人们彼此割裂冷漠的现状，嬉皮士们聚集到一起，过公社式的生活，试图创建理想中的共同体和群居生活，于是六十年代在美国涌现一大批嬉皮公社、群居村，算是第二波公社运动的浪潮，后来还影响到欧洲，比如现存最久的乌托邦，位于丹麦哥本哈根的自治社区，克里斯钦自由城，如今已经成为地标性的存在。类似的实践也遍布世界各地。一战后，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发表了三篇《关于新村的对话》，发起“新村运动”，在日本村庄实践耕读生活，希望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平等社区。还有写出《不畏风雨》的日本昭和时代诗人，宫泽贤治，也是一个热衷农业的乌托邦爱好者，他在 1926 年创立“罗须地人”，实践农业、解说农民艺术。而在中国，晏阳初在河北农村开展的“定县实验”，也是如此基于农业和乡村建设开展的乌托邦实验。他帮助当地农民识字脱盲、组织合作社提升农民收入、改善公共卫生条件，以教书育人为本，实现村民自治……尽管从历史上看这些社会实验也大多宣告失败，但某种程度上，人们是为了反抗现实世界的种种问题，才创造出乌托邦，寻找一种替代性的方案，它看起来虚无缥缈，却也是人类社会的另一半现实。1838年伦敦艺术家F.Bate绘制的“新和谐公社”鸟瞰图 ©Alamy当然，作为一种另类实践的尝试，“社区”/“共同体”的建设往往伴随着争议。因为社区/共同体概念自身的理想主义色彩，“过于浪漫化的描述”、“不切实际的幻想”似乎是无可避免的指摘，而社区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或者在群体生活中的阴暗面很可能在呈现时避而不谈。与此同时，如今的社区/共同体建设，鱼龙混杂，比如一些由开发商主导的共享居住模式、街区建设或是乡村社区共建，可能一不小心就沦为了消费的对象，当城市中的街区建设成为网红打卡地、乡村社区变成商品化的田园体验、度假休闲，“社区”/“共同体”的实验性、建立深刻联结的理想就沦为空壳，或是宣传的噱头。在《共同体》一书中，鲍曼也犀利地对与现代社会中涌现出的共同体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个体化是现代人的宿命，如今的共同体是“在不安全的世界中寻求安全”，可是确定性与自由是人类都渴望却难以两全的东西，两者的矛盾不可调和。现代的共同体建设，实质上是一场寻求“身份认同”的运动，而寻求认同的过程也必然伴随着边界和“排他”。同时，身份认同作为一种选择，也是一件随时可以穿上或卸下的铠甲，并不牢靠，而共同体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时加入或退出的安全屏障，在这样的状态下，真正的共同意识难以形成。类似的怀疑还有很多。人类总是在个体与集体、自我与他人、自由与归属之间来回游走。前现代的“共同体”已经死亡，但是现代意义上，人们期许的“理想社区”/新的“共同体”还尚未建立。所有的尝试都是进行时，我们都暂时无法判断这些实践的好与坏。不过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为我们打开了想象力，想象一种新的人际关系，想象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它批判现在、面向未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在“社区”专题的系列文章中，我们想带着那些理想主义的目标，以及现实的争议与批评，去到一个个青年社区/共同体当中。我们想看看它们如何运行，为什么成功，或者遇到什么样的阻碍，将这些实践如数呈现，一起探讨“共同生活”的可能。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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