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前，我们发起了共同写作计划《从何时起，年少时的地球村想象开始褪色 | 征集》。
在收集到的自述中，很多人都提到，那个让人们可以自由充分地交流、旅行、消费的世界，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更让人唏嘘的是，地球村大门的关闭早已有迹可循，疫情只是最后“砰”一声的关门声。
然而，当不同的个体经验并置于同一语境下，“地球村”的矛盾性也慢慢显现出来：当互联网让外部世界广泛联结，身边的附近也被层层抽空；信息的冲击非但没能带来共识，反而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信息茧房；联结的另一面也意味着筛选，当都市青年的焦虑占据社媒，小镇青年的困苦只能被误读与忽视。
世界的参差，历史的重复，都让“地球村”这个概念无法被框定在某种特定的怀想叙事中，它需要被反复诘问，与经验交汇、流动。
我们和来稿的其中四位朋友聊了聊。他们背景各异，从不同切面讲述了自己所理解的“地球村”，以及那个开始感到隔离的具体时刻。
熙熙攘攘的国际机场，
成了秩序森严的医疗卫生机构
@Sinan
6月毕业于香港某大学国际关系硕士专业
我常常会怀念大学时代，每逢假期背起包出门远行，和各地各国的友人随意交谈。对我而言，国际机场就是小时候教科书上“地球村”与全球化理想的现实景象。流浪汉、背包客、旅行团、拖着大箱小箱的代购、身着名贵西装的精英……那是一种缩小版的《星球大战》里星际交通枢纽的感觉，不同国家的人有着种种差异，但却平等地自由穿梭，各自生活，陌生人间偶尔笑脸相迎或互相帮助。而如今的国际机场，俨然成为了一个医疗卫生机构，曾经的熙熙攘攘荡然无存。核酸检测、疫苗接种与测量体温成为日常操作。不管是机场工作人员还是普通乘客，都把任何一个外人看成“他者”，生怕自己被感染，口罩与防护服更在无形中加重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心理负担。大流行之下无奈的社交隔离与全球封锁，是当下大家已然熟悉的日常，反全球化也随着疫情势在必得。而对于从小就比较喜欢看国际新闻的我来说，全球化叙事的崩坏其实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志：英国脱欧。经过几百年战争的内部消耗，欧洲却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联合起来：统一货币、农业政策、钢铁政策，他们放弃了民族和历史的成见与矛盾，组成了一个欧盟共同体，这在我看来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16 年英国脱欧决定公布时，我正在麦当劳里吃午饭，一边吃饭一边等结果，那时候媒体开始提及“反全球化”，但那个时候还是觉得挺遥远的。直到特朗普上台，“反全球化”趋势已经完全显现出来了。当时我也觉得没什么，还以为媒体在夸大事实。后来我开始接触了国际关系学科，在阅读专业相关书籍时，了解了政治学领域里关于分离主义的定义，才知道世界真的在分离，在历经冷战之后不到三十年的团聚后，在走回头路了。在香港这样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社会念书，每一次过关都会产生一种异样的紧张和陌生感。18 年的时候，香港有开通过一个西九龙高铁站，和大陆互通高铁，但开了一年左右就关闭了。后来每当我坐地铁路过这个站点，看到整个站都处于荒废状态，想到这本来是一个促进交流的地标与象征，就会强烈地感到一种物非人非，以及对于某种“美好景象难再”的隐隐失落。我知道隔绝人与人的不仅是这场流行病，在这之前彼此的距离早已被拉远。政治、文化、教育、乃至科技发展，从国家到个体，思维也早已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巨大差异。更重要的是，我们似乎不再愿意包容，不再愿意去宣扬一个可能达成“共识”的理想之境。想法与思维的差别，或许才是真正的隔离。我曾在电影节偶遇一个本校教授相谈甚欢，回去后翻看了他社交媒体才得知他口罩下的真实长相。我期待有一天可以和他面对面交流，但同时，我知道在“地球村”这样一个看似遥远的理想背后，寄托的不过是人与人之间不要狭隘、心心相连、友好往来的图景，一如我大学时代热闹的国际机场。
当商品无法自由流动，
消费承载了过多的期许
90-95 年间出生的这一代人，应该对“地球村”这个概念都不陌生，它在我们的政治和历史课本上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因此在我的认知中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概念，并且在生活中也有具体的感知。
上大学以后，因为时尚且性价比高，我和一些同学开始海淘。当我想买洗发水的时候，就去找日本的代购，消费的地理范围横跨整个世界。物流之发达，让我当时真的以为大家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不用费太多力气就享受到世界各地的商品与资源。后来在海外留学的时候，我也兼职做起了代购。那时家和学校不过隔着一趟10小时的飞机，每年都还能来回一两趟。虽然我幸运地赶在了疫情前结束学业回国，但眼睁睁看着之前生活过的城市变成了遥远的“毒区”，心里并不好过。离开的人好像再也没法回去看看，留在那里的人生活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因为疫情影响了很多代购赖以生存的物流渠道，加上当地封城的影响，进货和发货的渠道都收到了很大冲击。所以一些靠代购谋生的朋友，不得不开始考虑冒着风险，去找一份更加稳定的工作。曾经活跃的代购群，再也没有人说话。
可仔细想想，并不是疫情导致了地球村的解体，它只是一支催化剂而已。我在大学期间读的是国际传媒，从英国脱欧到美国的贸易封锁，一系列事件让我隐约感觉到，对一些国家来说，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弊端也许远远大于好处。大国间的摩擦会直接作用到个体身上。我们全家都是华为手机用户，但因为芯片方面的限制，导致华为手机缺货严重，给父母换手机的计划不断推迟，我自己还可以去适应别的品牌，但像我爸就很难改变习惯。从那时起，“地球村”就在我心里被一点点打破。到今年，类似奥运期间互联网上的很多言论，让我切身感觉精神上的对立要比物理上的隔离更为可怕。对立也为原本单纯的消费行为赋予了过多的意涵。有一次，朋友在看到我买耐克时问我为什么不买鸿星尔克，虽然是调侃，但也让我很是恼火。我是一个买东西非常注重性价比的人。虽然以前喜欢海淘，但也会买国货或者国潮，我不太喜欢用消费去表达什么立场，而是看重产品本身的品质。然而舆论已经让消费成为一件立场先行的事情，先是新疆棉，后是鸿星尔克，里面充满了各种道德绑架。尽管外部舆论多少会给我的消费造成一点影响，但物流的限制更为具体。如今你已经很难在同样价格的基础上，去买到海外某某护肤品牌的产品，加上我也不太信任陌生的渠道，于是一些质量不错的国货便成为替代品。至于“地球村”的未来，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即使疫情结束，也回不到以前那个世界了。
我在北方边境小镇长大，一个隔着乌苏里江和俄罗斯做“邻居”的地方。物理空间中的“邻居”，是我最初对国外的想象。后来进入大学，在传播学课上，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想象，突破了我眼中“邻居”间存在的现实隔离。
人与人之间变得更近了，“邻居”可以打破时空界限而存在，互联网让原本松散的世界联结。但是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好像看到了互联网的另一面，它联结了很多人，也快速地隔离并甩开了一些人。疫情刚开始出现时，和长辈之间的代际隔离让我感觉到深深的无力。那时候电视新闻还没有开始大量播放防疫信息，大家仍旧沉浸在即将过年的喜庆氛围中，比起网上这些他们完全搞不清是哪里来的信息，长辈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经验，只要电视上没有报道，他们就继续聚众打麻将，怎么劝他们戴口罩也不听。在媒介使用习惯上的不同，似乎把我们困在了各自的语言体系里。正是让我们觉得可以去到“地球村”的互联网，在不知不觉间，把老一辈人永远隔离在飞速发展的轨道之外了，而这条轨道，现在也变得越来越混乱。信息茧房加剧了各个“小圈子”观点的极化。最开始，大家因为兴趣或者某些共同的点在网络世界寻找同类，联合成一个个圈子。而后，人们或自愿或被动地把自己放进那些虚拟隔离圈，越来越听不到其他人的声音，认为身边环绕的信息就是整个世界的看法。尤其是“举报”功能的出现，可以一键让观念不同的人赛博消失，这太恐怖了。最近网络上对于东京奥运会和阿富汗的讨论会让我非常不解，人与人、国与国的对立是如此尖锐。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互联网敬而远之，并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对信息的包容性太差了？但我还是关掉了自己的社交账号，面对纷繁的信息选择了屏蔽，我想自己可能会发展成一个对信息容纳度更低的人。为了逃离那种信息过剩造成的不适感，大一暑假的时候，我前往贵州遵义支教。但实际却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一二年级的小朋友熟练地刷起了抖音，他们在缺乏保护的情况下被过早地社会化。那是一种对于他们的侵蚀，我深刻地理解到了尼尔·波兹曼所说的“童年的消逝”。而当地的老人则抱守着传统文化和习俗，会向我们骄傲地展示特殊的编织手艺与特色乐器。小朋友对此则更多是“漠视”，手机和支教老师都不断向他们展示外面有多“好”，但我却担心他们无法传承上一辈的文化，也不再能够形成和长辈之间的一种“共识”。数字鸿沟不仅体现在设备以及知识上，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看待周遭的视角以及观点。非典时，大家以为“被打乱的生活只是暂时的，只要我尊重历史经验，保持原本的生活状态不变，一切就能回到正轨”。而当新冠疫情常态化，加剧了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也放大了互联网对于我们生活周遭的影响，那个我所锚定的“无论如何波动，还有一处不会变的”的小镇生活也在加速改变，似乎那个“正轨”，我们永远也回不去了。
从小到大，我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相对边缘的省会城市，从兰州到海口到石家庄，后来我又分别在北京和广州呆过，如今又回到了海口。
对于我这种漂泊不定的人来说，“地球村”一方面给予了“联结”的承诺：既然四处游走，不存在归根与乡土，那便用某种意义上的“地球人”或“世界公民”来指代自己。仿佛世界各地发生的事都与我有关，不同群体间彼此牵动，好像很容易就能找到兴趣相同的伙伴。但另一方面，这种扁平世界里的联结，又不足以填补生活中的孤独与隔离。漂泊的代价是很大的，每搬一次家、换一座城市、换一份工作，社交圈都要被重构，好像周遭一切又等待被一砖一瓦地建立起来。因为疫情，去年我的工作和城市都发生了变动。一开始很不适应，身心状态都还在广州，人却回到了海口。那段时间我把市面上所有的社交 APP 都用了一遍，但那种联结还是停留在共同喜欢的电影音乐小说，仅此而已，线上很难跟别人建立实在且深层次的联系。刷朋友圈反而加剧了这种孤独。17 年从北京回到海口后，有一天海口刮起了台风，街道被水淹没，但在北京的朋友们却分享着风和日丽的晴天，我当时就感觉到，当你和朋友们无法在同一时间去感受同一种天气时，你们间的隔离就已经产生了。除了位移带来的人际与信息上的隔离，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隔离也不是“地球村”所能抚平的，那便是边缘与中心的隔离。公共平台上的话语权还是牢牢被一线城市的人所把握，就像很多人以为小城市是逃离北上广后悠然见南山的归宿，但在浪漫化的滤镜下看不到小城市真实且粗糙的另一面。在今年初 clubhouse 特别火的时候，我也想看身边有没有朋友在玩，可以一起上去在各个房间乱逛，随便表达些什么，但周围的人好像都不知道这个软件的存在。然后当我上去以后，发现它和所有公共平台一样，大家聊的就是那种“大城市青年”才会聊的问题，虽然也很有趣，但离开房间后，实在找不到它跟生活的具体联系在哪里，你也不会在 clubhouse 上看到一个聊海口的房间。两次折返后，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来调整自己的不甘：身在边缘，却向往中心。去年我也看了项飙老师关于“边缘与中心”的理论，他说边缘也有其下分的中心与边缘，前往中心并不是唯一的通道，内心就平静了许多。我觉得我也可以在边缘里塑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小城市的资源虽然不多，但也意味着市场没有饱和，有比较大的发挥空间。我尝试在业余时间组建一个本地的女性社群，看能不能找一些同频的人一起做些事情。目前看来还不太容易，大家一开始都很有热情，但也仅限于在群里随便聊聊，参与活动的意愿并不强烈。一旦涉及公共议题的探讨，一些人还会觉得这对于忙于生存的人来说没有意义、是一种干扰。我对那种扁平的、脆弱的联结感到失落，并渴望更多的真实与立体。上周某一天半夜醒来，看到很多人在直播里追流星雨，既感动又心酸。我觉得大家还没有丧失追求美和浪漫的细胞，但在这个隔离的时代，似乎我们只能换更大屏幕的手机，去看一个更大也更扁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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