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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心理咨询手记：我从求助到助人

需要讲述的 青年志Youthology 2023-07-02


我从 2019 年 4 月开始接受心理咨询，如今已经第 4 年了。“心理咨询作用于我，我因此改变了吗？心理咨询有没有用？到底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我被问及数次，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既是提供对此类问题到目前为止的我的答案，也是在长期进行深度的自我跟踪后，产出的一则“自我调查手记”。
 
诚然，这篇文章无法涵盖关于心理咨询的所有问题，每个人所需要咨询的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依然是我在进行人生反刍以后最切身的体悟。因此，我既谈到了考虑心理咨询的源起，找寻咨询师的过程，咨询经历中的获得，也谈到了我如何思考作为一个“东亚小孩”寻求心理咨询的延宕，我对特权的反思，以及我从求助到助人的角色转变历程。
 
我无法在一篇文章里向你展示所有人生的缝隙，所以在开始叙述以前，我先在这里给自己贴一些标签：东亚小孩、女权主义者、双性恋/泛性恋、性别研究专业的学习和实践者。这些标签，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慢慢浮现出来的。
 
©《独自在夜晚的海边》
 
01 
东亚身份与延迟的咨询
 
我第一次在网络上搜索“抑郁、心理咨询”是在高二（2012年）的某一天，随手点开一些排在最前面的网站，右下角会有不断闪动的聊天框，热切地等待我的诉说。
 
我到现在也很难说清到底是什么触发了这个动作，或许是和家人频繁的吵架，或许是所谓的早恋里的矛盾，又或是高中生活本身的苦闷。更有可能，是这一切叠加和杂糅在一起，让我有点喘不过气。
 
当时，我正经历着一段被家长和老师定义为“早恋”的关系。我的妈妈通过翻我房间带锁的抽屉发现了这件事，同时老师在我的课桌桌肚里发现了“课外”小说，并因书中有所谓“成人情节”而向家长质问我的家教问题。最终，我必须在全班面前检讨。
 
事实上，我在当时已经开始了性的尝试，但并不是完全自主自愿的。我对此有很多困惑、担忧和羞耻。我亟需诉说，却无从诉说。能确定的是，我不可能与翻我抽屉、“劝”我分手和认为我没家教的大人们讨论这些。我更加无法承受被好友、同学暗地议论的滋味，于是也做不到和同龄人开启这类话题。在网络上查找心理咨询资源近乎是我退无可退的一个选项。
 
但其实，我很快就关掉了那些网站，并删除掉浏览记录。我不信任那些用加粗和闪动特效将电话号码堆到最显眼位置的网站。我想象着它们像大张着嘴的怪兽，随时准备咬合，只要我有一点点示弱的倾向，就会被生生地咀嚼。在疼痛和困惑之余，我会“自愿”喝下它们兜售的鸡汤。
 
现在再回想当时的状态和心境，“东亚小孩”是我思考和认识家庭、教育、亲密关系、性与性别等议题时无法回避的身份，成为所有矛盾与问题的交汇点。这个标签曾经牢牢地桎梏着我，反应在我心理状态的每一面。
 
作为一个东亚小孩，我从小就知道犯错和惩罚是绑定的，我必须在成绩、兴趣乃至外貌上符合一个“三好学生”该有的标准。这教会我察言观色，让我习惯把很多东西放在自己心里。我不相信自己可以从周边的环境获得帮助，也不相信大人是安全的求助对象。
 
©《怒呛人生》
 
我也经历过那些东亚赛道里特有的关卡。比如高考，它让我体验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命悬一线感，却无法帮我找到自己的志趣。比如去到陌生的城市读书，在我见识了更多的人和事物之后，“好学生”的惯性让我无法自控地拿自己和 TA 人进行全方位的比较，从外貌到生活费，从考试成绩到有没有人追，从去网红餐厅打卡到学习最新的互联网流行语......
 
我是一个“东亚小孩”的意思还是，当我遭遇那些与传统东亚教育默认的规则不匹配的状况时，我会陷入无措和恐慌。比如当我发现自己也喜欢女生时，我需要花费时间进行学习和思考来自我教育，同时也常常纠结于怎么把这点告诉朋友和家人。比如当我开始关注性别议题并意识到普遍存在的偏见和歧视，却同时感觉周围没有人可以去讨论和发问，这使得我对女权主义者身份的拥抱在早期也经历了许多困惑、担忧、沮丧和害怕。
 
这些感受混乱纠缠又互为因果。从第一次搜索心理咨询的 2012 年开始算起，到第一次接受心理咨询的 2019 年，至少有 7 年，我都带着这些复杂的情绪生活着。我一直没有准备好诉说，无论向谁。我想，这种延宕本身或许也反映出某种典型的东亚性。
 
所以失灵来得很突然。2019 年初，我开始在澳洲进行硕士学习，虽然专业是我感兴趣的性别研究，但新的语言，新的学科思路，新的术语和理论，难缠的室友，不顺利的异地恋，这些新的问题杂糅着旧的焦虑和不安，内耗的漩涡把我扯向低谷。
 
于是，留学生活刚刚进入到第三个月，强烈的“满溢感”催得我无法进行任何输入和输出。
 
关于这种感觉，我曾经写下：
“压垮我的不是某次事件、某个人，或某段经历，而是太多难以言说的东西......过往二十多年人生中所有没被看到、没得到帮助、没被公平对待的时刻积累到了顶点，毫无预兆地如同火山喷发一样倾泻了出来。”
 
如果再不直面即将满溢的感受，我会被自己情绪的火山灼伤，甚至吞没。可以说，是此前打结的感受和情绪累积到了顶点，让我比7年前更迫切地感受到接受心理咨询的必要性。
 
《马男波杰克》截图
 
 
02 
寻找咨询师和我的特权
 
在我开始心理咨询前沉默而蛰伏的 7 年时间里，我保持着对心理咨询行业的观察和学习。我最早对随机查找到的心理咨询机构的怀疑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不止一次读到或听说过尝试心理咨询却感到被冒犯、被评判的故事，也了解到咨询行业的门槛和资质不一。
 
幸运的是，我和我的两任咨询师都建立了足够的信任和安全感。
 
我寻找到第一位心理咨询师的引线要牵回到 2018 年我参加的某次反缠绕（anti-stalking）的性别活动。活动上有一位心理咨询师受邀作为嘉宾以咨询师的身份在活动中进行分享。那恰好是我在性别议题上启蒙思考和学习的阶段，所以我在活动结束后去添加了这位心理咨询师的微信。虽然日后我们交流不多，但半年后，在我表达强烈的倾诉需求时，也得到了 TA 及时的帮助。
 
在我寻求帮助时，我们已经成为了一段时间的微信好友，这代表我们已经通过朋友圈、好友在看等途径一定程度地介入了对方的私人生活，这些信息会导致对彼此产生既定的印象和期待，并不利于重新建立专业的咨访关系。于是，TA 没有直接和我建立咨访关系，而是推荐了自己认识的另一位咨询师 A 给我。
 
我结识咨询师B也是通过某种类似的途径，TA 当时在介绍自己正在学习和实践的咨询方法——女性主义叙事疗法，引起了我的兴趣。这种疗法会关照到性别不平等的普遍性，不会把问题归咎于个体，而是会帮助个体去看到和外化父权制对自己的规训。出于对这个疗法的好奇和对女权主义的认同，我主动去询问了 TA 关于接案的相关情况，并最终确认下了我们的资访关系。
 
和 B 的咨访从疫情爆发前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的会面频率也从一周一次逐步调整到目前的五周一次。下一次会面是我们的第 56 次会面。
 
汉娜·盖茨比《Nanette》截图
  
现在写出来似乎很顺利，但以上这样的筛选并非一个简单的过程。我与此同时付出的劳动还包括但不限于：询问不同的有过咨询体验的朋友，反复思考到底用中文还是英文进行咨询，查找当时留学学校的相关资源并了解收费、时间等细节，我甚至去搜寻和尝试过网上不同的付费陪聊服务......
 
在筛选的过程中，我发现性别意识是我寻找咨询师时非常看重的标准，我很担心遇到一个需要我去教育 TA 性别不平等的普遍性的人。
 
我假设过如果我说出一些不符合主流性别规范的话，比如“结婚就是百害而无一利”时，会遇到的糟糕回应。如果对方露出不解的表情，哪怕很轻微，或问出自以为好意的劝导性问题，比如“结婚真的没有任何好处吗？”，或是进行貌似理性的说教，比如“婚姻这个形式存在这么久，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等等，我一定会感到更加创伤。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讲出自己寻找咨询师的过程，是因为这个过程中许多“幸运”的本质都是特权。
 
心理咨询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时间和金钱但不保证“疗效”的尝试，“有没有用”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判断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般，有足够多的钱、时间、渠道和心力去不断投入和调试，同时还一直保持对心理咨询这一方式的信心。
 
而对于女权主义者、性少数之类不符合主流性别规范的人群来说，心理健康相关的支持资源更显稀缺，且遭遇冒犯的可能性更高。因此，即使是在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时，我们需要随时做好被冒犯的准备，而这种警惕本身已经是一种赘余的情感劳动。因此，在建立咨访关系的信任时，我们也需要花更久的时间。
 
据北同文化一份面向中国多元群体的心理健康调研报告显示，近 70% 的社群伙伴不确定自己是否敢于在社会医疗服务中披露自己的多元身份。一些来访者谈到，TA 们有被心理从业者二次伤害的经历。
 
例如，一位女生回顾自己在和母亲一同咨询时，谈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当咨询师坚定地对母亲说：“我相信她不是这种人”时，她无法忘记咨询师朝她投来的鄙夷的目光而产生的羞耻感。后来，她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自闭和抑郁。
 
我不得不承认这种对于特权的反思可以无休止境——如果有听障、视障或者别的障碍，或不是一个习惯通过谈话梳理自己的人，我能找到更合适的非对话的咨询方式吗？再退一步，如果我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普及心理咨询的地域，我又该如何处理自己的心理问题？
 
我必须承认我的幸运及其背后的特权的存在。
 
 
03 
咨询的历程就如剥洋葱
 
心理咨询对人生的反刍作用就像徒手剥洋葱。我把自己当作洋葱剥了 4 年，的确感受到心理咨询在我身上起了作用。
     
最初，我的表述就像一锅大杂烩，想到什么说什么：小时候的事，昨天的事，跟家人的关系，留学过程中的文化冲击，种种。这段时间，我的咨询都没什么主题，因为一切都是主题：原生家庭、亲密关系、学业和工作、自我和人生......
 
用一种更形象的说法是，在刚开始咨询的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呕吐式”地表达着，不知道自己下一次，甚至下一秒，到底会说什么，该说什么。
 
呕吐式表达帮助我把很多东西从自己这里转移到了咨询师那里，并让我相信这些东西被 TA 安全地收纳起来了。这与和朋友聊天不同，我既不担心给对方带来了负担（因为我有支付费用，咨询师也有 TA 自己的督导），也不担心自己说的话会影响我们的关系（因为我们是有距离的专业关系）。没有这些心理负担的情况下，我“呕吐”得很畅快。
 
2019年咨询师曾让我画出自己的感受
看得出来，那时我还在呕吐式表达阶段
 
「简单心理」的创始人简里里曾在一期播客中谈到，她在觉察自己心理健康的过程中所取得的“进步”：“虽然还是常常哭，但每次哭就哭一件事，而不是哭整个人生的积怨。哭完，这件事也算某种程度上过去了。”
 
随着咨询的频次增加，我同样发现不同的人、事物是有不同的“诉说额度”的，有些事我只需要说一次，有些或许要三次、五次、十次。而当 TA 们达到了各自的诉说额度时，我就很少再想起或谈起了，因为把 TA 们放在我的咨询师那里也是安全的。后来，我同样感受过这种神奇的“后见之明”（hindsight）：只哭一件事，而不是哭积怨——这真是很幸运的体验。
 
与此同时，随着满溢感退潮，那些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被筛选了出来，就像慢慢剥去层层旧壳的洋葱。我一点点接近那些真正让我需要、想要不断去思考的议题。总的来说，那些逐渐不再需要诉说的人事物都是某种程度的“身外之物”，而那些最里层的洋葱芯则更直接关乎我自己。
 
我逐渐发现，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就是“性别”。以我和某位表姐的关系为例，一开始我会说自己从小有多么喜欢她，多么相信她为我提供了关于成长现成的参考答案，但我们逐渐渐行渐远；下一次，我在诉说中发现我们分岔的节点是她顺应家长建议在很短的时间内相亲、结婚、生子；再后来，我不再说她，我说自己对她的爱和厌，说害怕自己和她一样被主流叙事套牢，说自己对个人与家族关系、婚姻制度、生育的看法......
 
在这个叙事重点从她转到我的过程中，我卸下了要和她一直一路同行的期待，肯定了自己可以对一个人既爱又恨的权利，也至少确认了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我不要什么。我逐渐看清自己的洋葱芯，徒手剥出它要忍受辛辣的气味及其催生的眼泪，但最里层的洋葱头最终显露出可爱的那一面。
 
女性主义疗法确乎为我在咨询过程中提供了帮助，但它并不是一种具体的话术或者技巧。当来访者知道咨询师拥有这方面意识之后，就会更放心地讲述。
 
许多性别意识已经觉醒的女性也常常会面临一个共有的感受，即哪怕已经接受过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哪怕已经在自我接受和认同的路上行进很久，当不符合主流规范的观念与行径、或不属于传统女性特质的部分被轻易打量评判的时候，仍然会无法自如地表达内心的愤怒，亦无法坦然面对这样尴尬局促的场面。
 
正如我同样设想过和 TA 谈及在婚姻话题上不主流的看法时，对方能如何让我感到赋权。比如 TA 可能会因为觉察到我叙述节奏加快而带我做呼吸上的练习，也或许是帮助我拉开视角上的距离，提醒我可以把婚姻当作一个制度来观察，当我们看到其中基于性别的不平等时，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
 
亲密关系也是我在咨询中常常谈及的一个议题。因为相信我的咨询师有基本的女权主义意识，我不担忧 TA 会对我进行道德审判。我放心地谈及我经历和尝试的各类关系，无论是一对一的伴侣关系，还是浅尝辄止的约会关系，或仅仅是出于性需求而发展出的关系。
 
我也和 TA 一起带着女权主义的视角不断回看自己有过的亲密关系和对象，去同理高中时自己在性探索中的不安和羞耻，去反思异性恋浪漫爱对我想象力的桎梏，去拥抱自己多元的情感和欲望。
 
慢慢地，我不再需要一周一次的高频会面。我逐步提出拉长咨询间隔的需求，把频率从一周一次缓慢调整成五周一次。
 
图源：网络
 
 
04 
从求助到助人
 
过去几年里，时不时有朋友来问我是怎么找心理咨询师的，到底有没有作用，值不值得花钱。我可以从 TA 们的询问中感受到自己也曾有过的焦虑、怀疑，即将破壳的倾诉欲，以及想要被接住的深层心愿。
 
和之前的我一样，TA 们担心如果做心理咨询，身边人会不会理解成 TA 们“有病”，或是有过曾尝试求助却感到被冒犯的非赋权（disempowering）的经历。于是这种尝试埋伏、迂回在 TA 们脑海中许久，却无从寻找靠谱的咨询师。
 
这些询问让我产生过这样一种想象：如果人们那些亟需被说出、被看到的心里话像漫画里的气泡对话框一样飘在头顶，它们一定会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但也正是因为它们不像漫画里画的那么夸张和显眼，所以无论是社会还是我们自己，常常都选择避而不谈。
 
这种对痛苦的回避并非偶然。《助人技术：探索、领悟、行动》这本书中提到，每一个决定向外求助的人其实早已在内心做过无数次心理建设。而当一个人迈出求助的那一步时，TA 非常需要肯定和支持，需要有人告诉 TA “没关系，有些时候人就是需要帮助的”。
 
4 年的咨询让我体验到“受助”背后隐藏的劳动、幸运和特权。所以，我也想要充当某种出口、桥梁、树洞，去打开自己，提供我能提供对方也需要的互动。或者说我想要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助人者，去尝试《助人技术》里所说的：“努力改变社会对寻求专业心理帮助这一行为的消极态度”。写下这篇文章也是我的尝试之一。
 
过去 3 年，我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进行过一种助人的尝试。作为一个此前在性与性别领域持续了好几年学习和实践，也打算继续这么做的人，我选择在这个我了解和擅长的领域着手进行助人，是更妥当的方向。
 
我的朋友圈截图
 
有不少朋友都因为这条朋友圈来找我聊过天。聊天内容有些极为私人，也有些指向公共事件；有些关于自己遇到的困惑，有些关于另外的 TA 们想要帮助的人。我发现，至少在性别相关的话题上，大家拥有的表达出口其实并不多。所以很多时候，我只需要听 TA 们讲述就能让对方感觉好一点。
 
我基本不会就对方的诉说给出明确的建议。接受过心理咨询的经验让我知道，助人者不是医生，助人的目的也不是开出什么具体药方，而是提醒对方 TA 有做出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和能力。
 
在对方自我怀疑时我会告诉 TA，从 TA 的叙述中我看到了哪些珍贵的品质，在对方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时，我会提醒对方 TA 已经做了什么样的努力。这就是诉说和语言的力量，我曾经在咨询中感受到过这种力量，也在练习把这种力量传递出去。
 
比如，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某次会面我讲到情绪起伏处，咨询师跟我说“听起来很辛苦”时，我一下子反应过来，对呀，原来我一直想听到的话就是有人跟我说“辛苦了”。这样简单的描述或许无法复刻我当时感到被安抚的程度，或许会被解读为在美化心理咨询的作用，也不可能对所有人在所有时刻起到作用。但我切实地感到过被接纳，而那是一种非常好的、我想要传递的体验。
 
其实，“辛苦了”是很神奇的三个字。它的出现场景并不是公司群聊里老板提出自愿加班后的端水发言，而是一个人付出信任和勇气，另一个人报以真诚和耐心，把自己换位到对方的处境后自然产生的共情。
 
在面对主动向我剖白自己的朋友时，我常常会跟 TA 们说“辛苦了”。而我的感受是，对于总被教育去吃苦中苦的东亚孩子来说，允许自己感到“辛苦了”是需要反复练习的自我照顾。而在倾听后认真地告诉对方“辛苦了”，就是一种具体且有效的练习。
 
类似的值得对自己和 TA 人常说的话还有：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这不是你的错

你的反应是正常、正当的

你值得被更好地对待

你不是一个人

 
这些话我也会尤其频繁地说给和我一样关注性别议题，有意愿推进性别平等的朋友们，因为这条路实在不是容易的选择。
 
有段时间，因为频发一些性别暴力事件，很多女性朋友都感到无力、失望和恐惧，却在和周围人（尤其是男性）讨论这些事件时感觉不被理解，甚至被说教。她们告诉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自我怀疑、愤怒和伤心，也想知道到底如何去解释和说服。
 
我非常能代入她们的处境，因为有无数次我也是她们。所以在提醒她们先照顾自己、相信自己的感受和我跟 TA 们同在之后，我补发了下面这条朋友圈。在这条朋友圈的评论中，有更多同路的朋友说被安慰到了，或想要转发这段话。这也让我感受到力量的流转，让我相信从前面那条朋友圈到下面这条，我达成了某种助人的循环。
 
我的朋友圈截图
 
很多时候，在一次对话结束时，来找我的朋友会说“谢谢你听我讲这么多”或“这些话我平时其实不知道要和谁说”，我也会跟 TA 们说“也谢谢你信任我，谢谢你愿意袒露这么多”。
 
这也是我在接受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学到的：肯定对方的袒露，因为袒露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接收方，练习看到对方在自我袒露中付出的信任和勇气并直接地告诉对方，也是能抚慰人心的。
 
某一次和朋友的聊天截图
  
当然，我也深知把上面这些话说出口的困难不亚于承认自己其实需要听到这些话。所以这绝不是唯一的表达方式，更轻松、不尴尬的表达方式也有很多。
 
比如很多时候，我都深感于一些表情包的智慧和治愈效果，所以我也常常给来找我诉说的朋友发很多吐槽性质的表情包。下面这个就是常常会用到的，对红字大标语的嘲讽式新解看似无端，却是苦闷生活中难得的调剂和微小的反抗。在互相分享表情包的过程中，我们以一种更轻松的方式承接和化解了彼此的焦虑和不安，哪怕这只是暂时。
 
“不要埋怨自己，要指责他人”表情包
 
以上的助人练习如果可以归类于“谈心”，那更困难、更复杂的助人是无法靠一次两次的短暂交心完成的，也是我在其中会感觉吃力、无力和力不从心的。
 
我也曾接到过一些遭遇性别暴力的当事人的求助，即使我读过书、听过讲座、和有经验的朋友讨论过具体案例，也很难简单地把那些停留在书本和 PPT 上的术语、理念、流程套用到现实境遇中。

说“辛苦了”偶尔有用，但常常是不够的。对当事人来说，或许 TA 们也会经历漫长的延宕、反复的剥洋葱，再加许多幸运，才能完成自助。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价值，依然是我在学习和练习的。
 
助人会是我一直关心的，这也是在性别之外，得益于心理咨询的寄存、筛选和梳理功能，慢慢浮现的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主题。我已经不再是那个战战兢兢的高中生，我正在成长为当时的自己所需要的那种大人。我会保持敏感，追问特权，并不断地学习、练习和记录。
 
我也希望这篇“手记”对你能有所帮助。

作者｜小毛
编辑｜Sharon
排版｜yixue
设计｜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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