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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本海默》:一部欧美“主旋律”?

圆首的秘书 青年志Youthology 2023-09-18
8月30日,由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影片《奥本海默》在中国内地院线上映。影片时长达三个小时整,是诺兰从影生涯以来最长的一部影片。目前,该片全球票房已经达到7.8亿美元,超越了去年备受关注的好莱坞大片《新蝙蝠侠》。而今年,在《沙丘II》延期上映的背景下,《奥本海默》也有望在奥斯卡等奖项上获得更多技术奖项提名。

《奥本海默》改编自普利策奖获奖传记作品《美国普罗米修斯: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基本还原了关于“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生前的诸多历史事实,将这样一个20世纪传奇人物的双重悲剧——命运悲剧纠缠着社会悲剧——呈现给了观众。   


命运悲剧在于,为了拯救二战中水深火热的人类,奥本海默必须先要制造原子弹毁灭人类,而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创造物,只能任由他人使用。于是拯救人类成为整个故事的开始,彻底毁掉人类可能才是故事最终的结局,但他又确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而社会悲剧在于,奥本海默最终会发现,虽然自己在世界科学界享有盛誉,但他又只是更大的版图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是美国政治当中一枚注定被牺牲的棋子而已——天真无邪的科学从来没有办法超越国界,扭曲失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总会凌驾在一切美好世界的理想之上。

奥本海默承担了自己无法承担的悲剧性,因为这种悲剧性不只属于他,也属于全人类。


撰文|圆首的秘书

编辑|林克



01

简化的历史和损伤的“美国性”


对于大部分中国观众来说,大多是从“蝙蝠侠前传”三部曲以及《盗梦空间》《星际穿越》等带有科幻色彩的电影熟悉诺兰的。其电影因为惯用复杂的结构和所谓“烧脑”的情节为人称道,其人也被影迷称为“诺神”。

 

迄今为止,诺兰的创作序列中出现了两部历史题材影片,分别是《敦刻尔克》和《奥本海默》,二者都涉及二战这个关键的世界现代史节点,价值上也比较一致,都表达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赞颂以及对国家体制的不信任。当然,《敦刻尔克》时间跨度很小,《奥本海默》则横跨二战前和冷战早期的几十年时间。

 

相比诺兰的最高作《盗梦空间》,《奥本海默》从结构上看不能算复杂。全片由两条人物线索构成,一条是“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基里安·墨菲饰)听证会过程中闪回的个人生涯,一条是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是路易斯·施特劳斯(小罗伯特·唐尼饰)在另一场国会听证会里闪回的个人经历。双方的讲述扭结在一起,最终在施特劳斯颇有些变态的个人欲望上引爆。


《奥本海默》剧照


两条线索一彩色一黑白,且多少有些反直觉——施特劳斯线索的起点理应处在时间线的末端,但始终没有获得一丝一毫的色彩,奥本海默线索虽然最早从他在国外求学阶段就已经开始,但每分每秒都是彩色。这样的设置在影片开始之初会给人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直到某一时刻,我们才意识到导演是在用黑白强调20世纪美国政治和人性的黑暗。

耐人寻味的是,在诺兰的电影里,政治总是作为一种背景而非实际运作的方式出现的——无论是在虚构的哥谭市还是真实的华盛顿——这体现出他对美国政治的理解,也很有效地把观众引上了一条“漫画之路”。

不少评论就在谈及影片时提到奥本海默事件是在所谓“麦卡锡主义”的背景之下发生的,但这样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甚至可以说是有误导性的。

虽然狭义的“麦卡锡主义”确实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进入全盛,对美国社会各个领域展开疯狂的政治迫害,但历史上的奥本海默事件当中,麦卡锡从来没有真正发挥过什么作用,这并非因为麦卡锡本人不想插手,反而是因为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会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路易斯·施特劳斯不想让麦卡锡插手。

《奥本海默》剧照


事实上,艾森豪威尔对待同为共和党人的麦卡锡及其“主义”的态度相当矛盾,一方面他不是党内极右翼,所以并不支持麦卡锡的极端政治迫害行为,另一方面为了总统大选,艾森豪威尔有时又不得不在公开场合对麦卡锡予以默许或支持,做出些许妥协,直到麦卡锡想要对军队,也就是艾森豪威尔的大本营下手时,后者才不得不彻底与之决裂。

这足以让人理解为什么艾森豪威尔并不希望麦卡锡插手奥本海默问题——他虽担心无处不在的“间谍”问题,但现有所谓“指控”不足以说明奥本海默真的是间谍。而他从根本上也不相信麦卡锡会让奥本海默得到公正处理。在此前提下,路易斯·施特劳斯成为处理这件事情的不二人选。

然而艾森豪威尔没想到的是,施特劳斯并没有让事情走向正义,反而走向了更加恐怖的境地。在心领神会地避开麦卡锡之后,施特劳斯向另一个关键幕后人物,FBI首任局长J·埃德加·胡佛发出协助请求,由此展开了对奥本海默及其律师完全不合法的监听。艾德加·胡佛在他长达40年的任期里不仅协助过麦卡锡,也直接参与了诸多反共调查,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在1935年以降的诸多事件中,胡佛及其所管理的FBI才是从未间断的“红色恐怖”的真正推手,部分观点也试图用“胡佛主义”取代“麦卡锡主义”以指代广义的极右反共浪潮。

在影片当中,诺兰对复杂的人物关系作出了一些简化,艾森豪威尔、埃德加·胡佛两个重要核心人物被基本抹除,政党政治的部分几乎不复存在;在此基础上,路易斯·施特劳斯个人性格的部分被明显加重和强调,这也就导致事件的因果得到了重新分配,严肃的政治一定程度上被个人的阴谋取代,事件中所蕴含的真正的、制度性的“美国性”受到了一些的损伤。

《奥本海默》剧照




02

诺兰和他的欧美“主旋律”


在观看《奥本海默》时,观众可能会无数次想起《父辈的旗帜》这样的影片,它们都展现了尽职尽责完成自己使命的人,是如何被庞大而自行其是的国家机器无情忽视和打压的。


从本质上说,诺兰此次的确讲述了一个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式的故事:在《萨利机长》(2016)中,机长萨利凭借极其稳定的心理素质拯救了机上所有人员,之后的调查却显示他在河上迫降是错误的选择;到了《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2019)中,主人公理查德·朱维尔提前发现了炸弹装置却被指控为头号嫌疑犯……

显然,《奥本海默》也处在这样的一条延长线上——诚实、英勇的爱国者往往反被国家厌恶和制裁。

当然二者也有不同:伊斯特伍德后期电影作品通常寻找的目标都是古典的、质朴的良善,强调人类文明中一种下意识的善的因素,似乎从来无关意识形态,甚至也无关时代变迁。
 
诺兰此次的创作目标则是非常明确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重述奥本海默故事就是为了反对当今世界的极右翼浪潮,反对政治迫害,主张科学自由,同时也认为不应因为政治原因对科学成果加以滥用,由此再一次申明了其反战的主张。
 
所有这一切都是那样主流和浅显,质朴的爱国主义是那样顺理成章,称得上是一种相当具有当下性的欧美“主旋律”,这让《奥本海默》可以从价值上抵达更多观众。诚然,诺兰一直以来使用的方式又是相对而言比较特别的,往往能够给好莱坞电影带来一些异质性,这也是为什么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诺兰从未沦为二线导演,始终都是好莱坞“弥赛亚”一般的存在。

上图为《父辈的旗帜》剧照
下图为《奥本海默》剧照

技术上看,诺兰之所以能在好莱坞甚至世界范围内称“神”,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他矢志不渝对好莱坞电影经典线性叙事的叛逆。从长片首作《追随》开始,诺兰就不甘于线性叙事。如今,用非线性叙事拍摄传记片《奥本海默》,在好莱坞这个日渐衰落的体制中显然称得上独树一帜,也比较有效地打破了观众的审美疲劳。

其二是诺兰式电影奇观确实保证了电影的可看性和影院性。在视觉效果方面,诺兰是一个彻底的原教旨主义者,他非常注重真实感和体验感,所以会用IMAX摄影机实拍核试验爆炸场面,拒绝使用电脑特效,由此可以在银幕上制造出让观众身临其境的、充满真实物理特性的奇观。诺兰也是时至今日为数不多仍在坚持使用胶片进行拍摄和放映的导演,坚信IMAX和70mm胶片记录下的清晰细节所能带来的震撼体感。

耐人寻味的是,当我们都以为《奥本海默》此次为我们带来的最大奇观必然是花重金拍摄的核弹爆炸场面时,诺兰却出乎意料地将这个场景的冲击力通过剪辑、景别和声画分离的形式降到最低,此举充分显示了他叛逆的一面,也非常真实地展现了导演的实际意图:

影片里真正存在的奇观,其实一直都只是奥本海默的面孔以及面孔之下无法被展现的内心世界。以特写呈现心理状态,尤其是在IMAX格式和70mm胶片的加持之下,一定是特别具有冲击力的,但是大量的面孔堆叠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无疑可以很好地呈现角色的面部肌理和心理状态,但一直强烈的特写冲击难免令人疲惫。

《奥本海默》剧照 


同样双刃剑的是《奥本海默》的叙事与剪辑,虽然这种“诺味十足”的方式可以打破经典结构,持续吸引观众注意力,其用剪辑手段创造的奇观也确实比爆炸创造的奇观要重要得多,但高强度非线性叙事也有它的弱点,而这种不足恰好在人物传记片之中被放到最大:传记片讲求的就是完整的人物和关系建构,而《奥本海默》将人物的弧光完全打破,以至于无论是角色的情绪还是故事的信息都只能以碎片化的方式传递出来。

几场重头戏,包括奥本海默在实验成功后的第一次演讲,以及他与听证会调查员的对峙,都只能用室内光线的变化、模拟脑内的噪声和演员的面部表情传达出紧张、焦虑以及内心冲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诺兰也想出了一些办法,比如全程用无调性音乐烘托。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演员和观众一样,对人物的理解都是即时性的,记不得前因、找不到后果,面孔传递的情绪变得虚假,从根本上取消了奥本海默与观众之间建立连接的可能。




03

好莱坞的“普罗米修斯”


诺兰稀碎的叙事方式通过放弃时序,理顺了人物和逻辑上的关联,但也基本抹除了节奏和高潮的存在。作为观众,我们所能感受到的大抵只是180分钟全程高速、均质的击打,很难说有什么实际的心理体验,仿佛奥本海默不需要被完整地理解,只需要被实时地捕捉。

有趣的是,奥本海默这个人物最清晰的时候并不是通过自身的行为展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别人的嘴说出来的:格罗夫斯(马特·达蒙饰)第一次与奥本海默会面时精准地描述了这个人的性格——“一个二流子、好色之徒、疑似者共产主义、情绪不稳定、举止夸张、自负、神经质”——但随后,这一连串的形容词也基本成为奥本海默的性格绝唱。

对诺兰而言,奥本海默更像是一个稍有道德瑕疵的俏皮话大师,一切看似错误的抉择背后都有一万个迫不得已,这样的人物或许还算得上惹人怜爱,但肯定已经算不上有什么复杂性可言了。内在的矛盾性格和精神特质被叙事的利刃斩断,细腻的情感流动也成了一种苛求,而如果连贯的共情都变得如此困难,影片本应体现出来的人文色彩也就更加无从谈起。

《奥本海默》剧照


当然,诺兰也绝非第一次出现类似的问题,无论是他的叙事还是奇观,其实都很难说是为人物本身服务的,他通常只为他自身的趣味惯性和追求游戏性体验的观众服务,历史传记片只是放大了诺兰电影一直以来的缺陷。

类似的,反派人物施特劳斯这个角色虽然在影片中异常重要,是其中一条线索的主要讲述者,但人物本身却异常单薄,在影片的第三幕,创作者透过一种经典的、常见于动画片的反转形式把施特劳斯睚眦必报的小人特质呈现出来,以至于施特劳斯在最后关头几乎成了一个“漫威式反派”——讽刺的是他确实是“钢铁侠”扮演的。这也表明,诺兰对人物的塑造始终未能脱离一种简单的正邪二元论的基本框架,哪怕是只出场一下的总统杜鲁门也不出意外地“反转”一下,表现得奸佞和不近人情。

《奥本海默》剧照


从这个角度上说,诺兰似乎与奥本海默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他正像是好莱坞的普罗米修斯,的确带来了火热的票房,但却是以一种毁灭性的方式。在其接近30年的创作生涯中,克里斯托弗·诺兰逐渐与好莱坞电影的观众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双向支撑,他的电影越烧脑,观众反而越买账,看完诺兰的电影之后多少是要带着一点困惑走出电影院的,但这不构成一个问题,因为狂热的影迷会在观影之后自行对时空进行重组,甚至会二刷三刷四刷五刷,得到一种手工拼装DIY的成就感。

久而久之,诺兰的电影成为一种颇让人成瘾的智力玩具。这更让诺兰成为好莱坞电影票房的保障,尤其是在流媒体出现直到疫情之后的数年间,电影行业需要诺兰,影迷也需要诺兰;诺兰当然也需要被热情之火点亮的观众。

诚然,自从另外一位电影“鬼才”丹尼斯·维伦纽瓦(Denis Villeneuve)凭借《降临》出现之后,好莱坞开始在这个魁北克导演身上发掘新的巨大潜质,也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到他身上,继而开发出了《银翼杀手:2049》以及《沙丘》三部曲这样具有史诗特质的影片,而鉴于诺兰与影迷之间颇具人类学、心理学意味的关系,其地位在短时间内恐怕鲜有可以挑战者。
 
一言蔽之,想要挑战诺兰,新的创作必须足够简单,也要足够有奇观,甚至更简单、更有奇观——我们不知道,电影会不会因此掀起一场“冷战”,或者,电影会不会因此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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