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资本家的积累对劳动者的后果

文/[英] 大卫·哈维

译/张寅

节选自《资本的限度》

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促使他们至少要按照社会的平均效率来使用劳动力。但是积累得较快的资本家倾向于把积累速度较慢的资本家逐出市场。这意味着个别资本家拥有一种无休止的动力：加大劳动过程中的剥削，使剥削水平超过社会平均水平，以此来增加资本积累的速度。这对劳动者造成了不可胜数的后果。

例如，工作日的最大限度受到生理的和社会的约束，然而它们“都有极大的弹性，有极大的变动余地”（《资本论》第1卷，第232页）。由于竞争或天性，资本家有可能试图延长工作日，以便获取绝对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劳动者要求“正常的”工作日；倘若资本家可以不受限制地对资本积累表示出必然的热情，劳动者显然就会受苦。战斗打响了：

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另一方面……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资本论》第1卷，第234—235页）

《一位五个月共休息了五天的拼多多员工决定离职》文章截图

个别劳动者可以在无论什么契约条款之下（无论工作日有多长）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劳动，只要他们乐意就行——原则上是如此。但他们还必须在劳工市场上相互竞争。这一切意味着“孤立的工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资本家的积累驱动面前“是无抵抗地屈服的”。劳动者唯一的补救办法是“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反抗资本的劫掠（《资本论》第1卷，第299—302页）。劳动者越是采取集体的抵抗形式，资本家就越是被迫把自身建构为一个阶级，以便共同确保累进的资本积累所需的条件可以得到维护。

通过研究与工作日长度相关的阶级斗争，另一个要点也被揭示出来了。如果劳工没有阶级组织，资本家之间不受制约的竞争就有可能摧毁劳动大军，而这恰好是剩余价值本身的来源。资本家必须经常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自身建构为一个阶级，并对他们自己的竞争程度加以限制。马克思将早期的英国工厂法案解释为试图“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因为这种渴望已经“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资本论》第1卷，第239页）。可见，这类调节有别于——这个区别常常相当模糊——工人阶级及其盟友在要求合理工作日的斗争取得胜利之后所确立的调节。

资本家也可以通过获取剩余价值来积累资本。马克思识别出了两种形式。当生产“工资品”——劳动者需要的商品——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上升时，劳动力的价值就会下降。绝对的生活水平——这是通过劳动者可以掌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来衡量的——保持不变：只有交换比例（价格）和价值改变了。然而，工资品的系统性降价不是个别资本家力所能及的。他们需要某种阶级策略（针对基本商品的补贴、廉价食品和廉价住房的政策等等），这种形式的相对剩余价值才能转变成一种系统性地加快积累的手段，而不是零星出现的、不受控制的手段。

第二种形式的相对剩余价值处于个别资本家的掌握之内。个人可以改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他们自己的私人生产成本之间的差距。资本家只要运用更高级的生产工艺，使劳动生产率高于平均水平，就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因为交易的价格是按照社会平均水平来设定的，而他们的单位生产成本大大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种形式的相对剩余价值具有转瞬即逝的倾向，因为竞争会迫使其他生产者追赶上来或退出市场。但只要在生产率方面保持领先，个别资本家就可以加快自己的积累，超过社会平均水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只是关心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总是力求”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来“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资本论》第1卷，第320页）。

资本主义之下的组织变革和技术变革的根源就在这里。我们会在后面回到这一点。眼下我们仅仅想要说明，当个别资本家试图通过协作的扩大、分工和机器体系的运用来追求相对剩余价值时，劳动者会受到哪些影响。

劳动过程中的协作和分工意味着把工作活动和劳动者集中到一处地方，并建立协作的手段和资本家专制权威的控制权。竞争会迫使工作活动越来越集中（多半直到规模经济完全走到尽头为止），也会迫使工作地点的权威结构和控制机制越来越紧迫。与这些如影随形的是等级组织和一些专业化的形式，它们使工人阶级出现了分层，并创造了管理者和监督者这个社会阶层，后者——以资本的名义——统治了工作地点日复一日的运行。

机器体系的运用和工厂体系的降临对劳动者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对个人技能的要求出现了下降［这种过程现在被相当不优雅地描述为“去技能化”（deskilling）和“去资格化”（dequalification）］——工匠成了工厂的操作员。“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得到了强调，前者倾向于转变成一种“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女性和儿童也可以更加方便地加入劳动大军了，因而整个家庭的劳动力代替了个人的劳动。劳动过程的强度增加了，工作的节奏变得更加严格、更加紧迫了。在这一切情况下，资本家手中都有一种新的、强大得多的调节劳动者能动性和生产率的办法——机器。劳动者必须服从机器的指令，而控制机器的是资本家或他的代表。

全部后果正是如此。追求资本积累的竞争要求资本家在工作地点、在工人阶级身上施加日常的暴力。这种暴力的强度是不受个别资本家控制的，特别是在竞争没有得到调节的情况下。对剩余价值不停息的搜寻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使劳动力遭受了价值丧失和贬值，更不用说工人还丧失了尊严，感到自己无法控制工作过程，无休止地遭到监督者的骚扰，而且无休止地由于必须服从机器的指令而遭到骚扰。作为个人，工人极少有抵抗的资格，尤其是因为生产率的上升一贯会让一定数量的工人获得“自由”，即进入失业的行列。工人若要发展出抵抗的力量，就必须借助某种阶级行动——不论是做出自发的暴力行为（破坏机器、焚烧和暴徒动乱不仅存在于较早的时期，至今也绝没有消失），还是创造能够以集体的方式发动阶级斗争的组织（例如工会）。资本家想要获取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但这种强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战斗又一次开始了，阶级斗争的主要阵线也在若干问题的周围形成了：比如机器体系的应用、劳动过程的速度和强度、女性和儿童的就业、劳动条件，以及工人在工作地点的权利。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证实了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无所不在的，而这种追求必然蕴含的暴力必定会在工人那里激起某种阶级性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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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马克思的经典理论

为我们时代面临的难题寻找解答

在新自由主义迅猛发展的今天，全球化、城市化、金融危机已成世人熟知的名词。而这些概念，在这部20世纪70年代的经典著作中已初见端倪。新马克思主义代表性学者大卫·哈维在这部书中，运用商品、租金、利润等基本概念，带领读者逐步了解资本主义的运作、发展和危机的形成；他独具原创性地在马克思主义论述的框架中以整体主义的和辩证的方法将金融与地理两个维度相结合，更好地解释了城市化过程、房地产市场和不平均的地理发展；他分析全球普遍出现的危机背后的深层原因，基于世界市场的发展状况，延伸、修正和改编了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以处理我们这个时代的难题。为此，这个预言性的文本在当代越发显示出其意义和价值。

编辑|弓背蚁 艾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