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代际关系

《饮食男女》剧照

人对权威的第一次反应，是在家庭中发生的，因为家庭是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人在长大了以后，对社会权威抱持的态度，往往是对家庭权威反应的一个持续。

中国人既然在政治生活方面也搞家长式的统治——在上者必须像亲子一般地去“亲民”，在下者对在上者“抚养”之恩则必须心怀感激，把心也交给它——因此，中国人从小在家庭中养成的对待权威的态度，就成为了解中国人政治行为的一个关键。

1. 代际的“和合”

西方人的代际关系——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代际关系——可以用弗洛伊德提出的“弑父娶母的心理纠结”(Oedipus Complex)的概念概括之。

弗洛伊德用一个古代希腊的神话来说明这种代际关系。根据这个故事，忒拜(Thebes)地方的国王莱尤斯(Laius)，在自己的儿子还未诞生以前，就听到预言说：他在长大了以后必定会弑其父娶其母。因此，当王后生下了俄狄浦斯(Oedipus)后，他的父王就欲先将其致于死地。他把俄狄浦斯的脚刺穿，抛在荒山野岭里，让他自己去死。不料，弃婴却被人捡回去抚养。当他长大了以后，当然不知道生父生母是谁，因此在回忒拜途中就为了一次冲突而将老头子杀了，并且还接收了他的王位和王后。

用这个神话来说明西方人的代际关系，当然只是比喻性质的。它只是象征性地说明：西方人的代际关系是强调“断裂”的，每一代在成长了以后，都完全地建立了自己，让自己的“性”全面萌芽，同时将老的一代完全淘汰，将他们所占据的地位完全地接收过来。此外，为了让自己独立的人格出现，还必须在成长过程中将上一代对自己性格的塑造逐渐铲除，以便让“自我”浮现——而这也是把“自我”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内省基地的唯一途径。因此，每一代都有自己存在的合法地位，都能让自己的潜能完全盛开，而且都有自己这一代的新风格。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每一代都成为不受到上一代牵扯的独立单元。这种安排所付出的代价，当然就是代际的不和合。这种倾向，与每一个人为了确立自己的“个性”而形成对抗性人格的措施，是具有文化结构上的关联性的。

《伯德小姐》剧照

因此，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的代际关系并不是很和谐的，两代之间也不是很亲的。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倾向就更为显著。在美国，当儿童到了十三四岁，即将转入少年期之时，亦即是他的个性即将形成的关键时刻，与父母闹矛盾的情形就特别严重，有时甚至会到视之如寇仇的地步。到了十八至二十岁左右，下一代就多半会迁离父母的家庭，自寻个人发展的途径。在有些情形中，一旦分手就互不往来，连婚丧大事也不与闻。当然，并非所有的情形皆如此。有不少人与上一代的感情仍然是很好的，但是一般都是出自心中的真感情，而不是一种承担义务，或者在社会观众面前表演的“孝道”。在这类情形中，代际关系就演变为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友谊关系了。

这种断裂式的代际关系，并不是下一代单方面要求的。上一代对儿童教育的方式，也是为未来的这个断裂铺路。与中国父母让未成年的子女与自己一起睡的习惯不同，西方人从小起就训练子女独睡，使他们不要出现常常与别人“在一起”的需要，以便培养独来独往的精神。此外，与中国人将成年人“儿童化”的做法不同，西方人往往用对待成年人的态度对待儿童，以便造成“人格平等”。这种种措施，都是准备与下一代断裂的。一对美国家庭中的父母告诉我：“我们并不将子女当作是私产，他们只是上帝暂时托管给我们的。”

因此，他们整个教养子女的方式，就是为了让下一代成为独立的、完整的“个人”而设计的。如果为了感情而不愿子女们离开自己，并去造成他们对自己的过分依赖，在西方——尤其是美国——那样的社会中，就等于是害了他们。显然地，整个新教文化是诉诸大脑皮层左半部的功能，因此强调的是个人对自己的理性组织。他们一代对一代的教养，也是去培养这样的人。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将人情的因素相对地减弱。结果，就自然造成了代际不亲的关系，以及整个社会人情水平的低落。

以上为美国人代际关系之一斑。至于中国人的代际关系，则可以在名列“二十四孝”之首的舜的故事中，找到一个象征式的比喻。舜的神话在结构方面与俄狄浦斯神话十分类似，但是结局却完全相反。

大舜的神话说：舜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也是很有德行的人，因此远近驰名，结果就遭致了他的父亲瞽叟的妒恨。为了打击他，不让他好好地发展，就常常无缘无故地将他毒打。而舜总是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遇见还吃得消的小棍子，他就含着泪水，用身体去承当；遇见实在吃不消的大棍子，他就只好逃到荒野里去，向着苍天号啕痛哭，向已经亡故的母亲呼吁。他的这种“孝心”以及他的贤名，后来传到了帝尧的耳中，就准备让他做王位继承人，并且还把两位女儿嫁给了他。结果，反而更加使瞽叟嫉妒得咬牙切齿，而舜的那位自己发展不起来的弟弟象，对舜的成就也嫉妒万分，而且还垂涎两位美丽的嫂夫人。于是，这两位平均主义者就串通了计划将舜谋杀掉。他们一共试了两次，都因为舜有神助而不得逞。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每一次谋杀计划中，舜都预知其阴谋，却不拒绝他们的摆布，并乖乖地步入他们预设的圈套中；在两次谋杀不逞之后，又当作事情没有发生过一般，仍然以“做好人”的方式维持家庭的和谐。舜因为能以孝感动天之故，才会出现奇迹而免于难。因此，也就成为了“二十四孝”之首。

图源：网络

在任何人类的社会中，代际关系总是紧张的。因此，下一代的成长，对上一代既定的权威地位总会形成一种威胁。然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东方与西方却提出了不同的途径。西方人让每一代都能够完全确立自己，因此就必定将上一代排开，而代际关系也必定成为断裂的。对这种安排，上下两代都不会有异议，因为大家都有机会轮流当上一代和下一代。既然每一代都想树立自己独立的人格，因此就必须将上一代对自己的影响逐步解除，而自己也不想去过分地把意志强加于下一代身上。

至于中国人对代际矛盾的答案，则是要求下一代完全向上一代投降，并且认为只有做到完全认同的地步，才称作是“孝”。因此，他们以“肖”与“不肖”来定义“孝”与“不孝”，而“肖”就是相似的意思。结果，当然越推越古，演变成为崇古心态。这当然又是中国文化中“和合”倾向在作祟。因为强调“和合”，才不准有“断裂”之事出现。

此外，中国人又是搞“仁者，二人也”，“个体”基本上没有合法性，它必须由外力加以制约，才能下定义。因此，不论是上一代与下一代，都必须把“自我”抹杀掉，而摆出处处以向自己下定义的对方为重的姿势。例如，在传统中国，一个人尽管可以搞发家致富，但是必须一方面说是为了“光宗耀祖”，另一方面说是为了子孙的生活打算，就是偏偏不能说是为了自己这一代。为了将自己的努力合法化，说是为了上一代，结果当然是维持了父权对自己的制约作用。至于把自己的努力说成是为了下一代，则是把下一代当作是不能自力更生的人，因此就维持了下一代对自己的依赖感，延续了自己对他们的控制——因此基本上与以“亲民”做基础的专制主义的逻辑相同。这种自己的努力是为了他人的逻辑——也是今日中国人集体主义的“文法”规则。

结果，中国人的每一代都不是盛开的花朵。每一代在被上一代抹杀了以后，又去将下一代抹杀，并且还将自己被社会大众平均了的个性，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结果，做到“跟大家一样”，与政治权威一致，与越古越好的古代认同。这种安排，是保证中国历史“万古如长夜”的最佳方式，而永远也不可能像西方那样，每一代都展现波澜壮阔的新事物、新境界、新天地。

2. 杀子的文化

如果西方文化可以算是一种“弑父的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就不妨被称为“杀子的文化”。

“弑父的文化”并不能算是“死亡崇拜”，因为即使在自然界，行将枯萎的事物也必须向新生事物让路，才会保障自然界生机的延续。

至于“杀子的文化”，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死亡崇拜”，因为它将新的生机加以摧残，去滋润行将就木的朽物。

没有更好的例子，比“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的故事，更具体形象化地勾画出这种“死亡崇拜”。这个故事说：郭巨上有父母，下有幼儿，碰到了大饥荒的灾难，粮食短缺，为了保障行将就木的父母有饭吃，郭巨就决定将初生的婴儿活埋掉，后来当然又是以“孝感动天”、出现奇迹这一滥套收场。

图源：网络

这当然只是传统时代的故事。在今日，是不再会有人公开地提倡这类事情的。然而，我们不妨细心地审视一下：文化“深层结构”有否变动？

在60年代，当我在台湾的时候，曾看到这样的一幅景象。当时，权力机构已经老化，老蒋的一代多已八十多岁，却仍然牢牢地抓住权力不放。因此，像张群那样八十几岁的人才会说出“人生七十才开始”的话，意思就是不肯放手。至于蒋经国那一代，也已经是六十几岁，却被称作是“少壮派”。台湾每年又有选拔“十大青年”之举，而平均年龄则是四十岁。至于四十岁以下，似乎可作“儿童”对待。

这种情形，不只在政界是如此，在社会各界都是如此。因此，就基本上如鲁迅在“五四”时代指出的那样，中国人“从老到死，却更奇想天开，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

在这种窒息的空气下，在政治性比较不那么敏感的教育领域内，就有青年人开始发难，攻击老一代“占着茅坑不拉屎”，并吵嚷着要“接棒子”。事实上，老一代终归是要撒手西归的，棒子总是要交出来的。问题在于：交给谁？答案是很明显的。他们不会去交给“不乖”与“不听话”的青年人。因此，那些敢于站出来向老一代挑战的青年，遂多半没有好下场，有的甚至还身陷囹圄。

到了70年代，蒋经国一代的“少壮派”终于接棒子了。然而，小蒋却以标榜“以孝治国”的方式去继承大宝。这可以从他在老蒋灵柩前“守灵一月”的表演中获得佐证。因此，他纵使对老子遗下的措施或有所更动，但是仍然必须摆出“肖子”的姿态。

因此，中国人即使提拔后进，也往往以“乖”或“听话”为标准。如果不符合这两项标准，即使是有才干的人，也会被置之死地。当我在台湾大学的时候，几个系都出现这种情形。学生想考研究所或博士班，如果没有去走那些主考的老教授的门路，就不会被录取，成绩再好也没有用。有的人与系主任有过节，到了研究所招考时，就连尝试也不敢去尝试。有的情形则是学生在堂上顶撞了老师，结果就被杀个不及格，影响了总成绩。当这种不公平的情形发生后，年轻人是投诉无门的，唯有自认晦气。

在今日的台湾，资本主义较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资本主义市场是只认才干和冲劲的，因此年轻人出头的也越来越多。然而，就整个文化的气氛来说，有否冲破了下一代对上一代“听话”的情形？每一代能否完全地确立自己？每一个人的“个性”发展是否具有充分的合法地位？则是大大地值得怀疑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大陆的情形。

共产党的第一代领袖，是由“五四”启蒙运动中成长出来的。这个运动，在总的方向上，是反中国传统的。因此，“五四”的思潮以歌颂“青春”与“今朝”为主题，认为希望只在下一代，现在的一代只能做到顶住传统这个“黑暗的闸门”，让下一代通过；唯有“救救孩子”，才能免得他们被传统“吃掉”。

曹白刻《鲁迅像》

因此，“五四”启蒙运动以及其后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能够成为吸收青年一代精英分子的焦点，实不足为奇。然而，当共产党的第一代领袖逐渐进入老年之后，似乎有重蹈覆辙之举。“五四”是一个在外来思潮激荡之下产生的时代，因此它也是一个革命的时代。然而，在这个时代中出现的代际关系的对比，似乎只是一个一次就完的现象。它并不能在文化中获得制度化——除非向文化“深层结构”动大手术。

当“建国”以后的第一代开始成长之时，毛泽东就希望他们用“革命”的方式去重温第一代革命家的反叛经验。这个动机，无疑构成“文化大革命”的内容之一。“文革”在很多方面，是以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为开刀对象的——它想将“对抗”的方式制度化，以便革掉中国人“和合”的习性，它想用“造反有理”的态度，去革除中国人的等级思想和“听话”态度。此外，它也想用青年人对老年人的大规模反叛行动来逆转“杀子”的文化倾向。

然而，文化“深层结构”这个千年魔怪，在道高一尺面前，却证明是魔高一丈的。千百万的青少年红卫兵是被发动起来了，然而，到后来，“文革”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波及的范围就是一整代人。

在中国，尽管在表面上会出现用“坐直升飞机”“下级变上级”的方式提拔新的接班人的现象，然而，录用这一类的新生代的标准，却主要看是否对上一辈及其派系“听话”。

用“听话”与否而不是凭才干或个性作为提拔后进的标准，在一个“政治挂帅”而又各树派系的体制中，这个倾向非但不可避免，而且往往是被制度化了的。

当然，在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代际关系当然不至于如政治关系复杂和尖锐。在大陆，父母阻挠子女自由婚嫁之事，仍然很多，而且有时还受到舆论和人情的支持。然而，据一些人说，在生活方面的事情，是要看上一代凶，还是下一代凶。

图源：网络

据观察所得，在中国人的老一代中，可以说还是慈祥的居多。我在大陆时，曾听到一位老年人诉苦说：子女在结了婚以后，还要向他伸手要钱，他们老两口子是省吃省用的，但是子女们在挥霍父母的金钱时，却比他们本人出手还要阔绰。

然而，这里却显出了一些问题：大陆一度实行的全盘的国有化体制，除了使“平均主义”这个“国粹”获得完全的制度化之外，似乎还将下一代对上一代的依赖普遍地制度化。因为，在80年代以前，只要是年轻人，不论是大天才也好，大蠢材也好，在刚就业时，一律都“三十六元万岁”，至于他们的父母，也是不论是大天才也好，大蠢材也好，则一般都会拿到八十多元。加薪是看年资，而不是看等级的——如果一个人年龄小，年资浅，即使从“工人”级升为“技师”级，薪水也不变动，基本上仍然是一个“长幼有序”的局面。

此外，在中国这个讲究“关系”与“走后门”的社会中，血缘关系就更形重要。子女的出道，多半要依赖父母这个靠山。有的甚至弄到连职业都可以世袭，子女对父母的人身依附就更为严重了。

在西方社会，可以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个职工追求老板的女儿，到手以后，行将举行婚礼，该职工就向老板提出辞职，说要另谋出路，老板的反应是：“我早知道你会这样做！”职工问何以见得？老板说：“如果我是你，也会这样做的。”

中国人则大多数不可能有这种人格尊严的。老一代的——尤其是掌权的——没有一个肯退休，必须等待安排好最小的一个儿女出道之后，才肯退休。至于子女，则更需要牢牢地依附着父母这个靠山，因为他们是众多能够为自己“开后门”的特殊关系中最特殊的。可以说，中国人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习性，发扬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峰。

因此，社会氛围加上体制造成的结果，就是使年轻人永远也不能自立，而每一代都不要开花结果。

在香港的中国人社会，“杀子”的倾向，虽然不像在大陆与台湾那么普遍化与制度化，然而，也存在着许多这样的例子：上一代只希望子女早一点儿赚钱，贴补家用，而不要循着自己选择的路去发展“个人”。在中国文化中，“个体”倾向于被当作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因此，出现这种情形，实不足为怪。

本文作者 孙隆基 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1970年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71年赴美国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期间并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一年），1984年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重要著作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历史学家的经线》《未断奶的民族》《新世界史》和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等，曾发表评论文章多篇。

▼

◎孙隆基先生最负盛名之作，全新修订版问世

◎入木三分的文化批判，80年代知识界的著名战斗檄文

◎重新理解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国家与社会”“个人与世界”

良心、人心、关心、攻心、掏心、交心、以心换心——“心”在中国文化中起着怎样的组织和主导作用？

终身、人身、翻身、出身、修身、舍身、身不由己——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用没有精神性的“身”来称呼自己？

几千年来，“安心”与“安身”的愿望如何构建起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个体的习惯又将如何反映出民族的劣根性和国家的政治格局？

孙隆基先生把中国上下三千年当做一个“长时段”，用结构观念——针对特定范围的一种共时性设定——来研究中国历史和这种历史延续所生成的文化特征。其匠心独运之处在于，不是泛泛地罗列出这个民族的国民的劣根性，然后提出老生常谈的补救之道，而是用近乎千刀万剐的切割，给人以深处其间而欲全力挣脱的浓烈感觉，从而达到文化批判的深远诉求。

编辑｜艾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