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学术 | 正略名家
容闳、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燕树棠、陈翰笙、闻一多、张申府、瞿秋白、冯英子,这些名字仿佛长空中的孤寂星辰,汇就一百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今天我将著名历史学者雷颐在2015年8月2日,第74期正略读书会的演讲稿和现场的精彩问答分享给大家,给大家讲讲关于那一颗颗璀璨又孤寂的星辰。
在现代,知识分子是有专业的,这种情况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的专业要关心政治,由此产生矛盾。中国知识分子和仕有很大关系,而士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在这个关系下,正如梁启超所讲,知识分子一直参与政治。他一九二几年突然离开政治,去办清华国学院。他支持了袁世凯,后来又反对袁世凯,他后面讲到,虽然我不认为自己做了坏事,但是我发现还是被一些坏人利用,我参与到政治里,现在要脱离政治,要办清华国学院,研究国学,又请西方的一些大思想家来,这是梁启超。
丁文江是对社会非常了解的人,他留学英国,胡适留学美国,丁回来跟胡适说你做了很多文化的事情。但是政府这么腐败,若不改变政治,文化事业也做不成。胡适说知识分子没有这个力量,丁文江不服:政府腐败,是因为好人不愿意当官,好人认为政治一定是肮脏,他们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丁认为好人要当官,最后劝说成功。胡适,李大钊,蔡元培一波人觉得丁文江跟军阀很熟,活动一下可能还是有机会的。后来真有机会,他们在北京政府支持下成立“好人内阁”,但不到一年就产生矛盾,军阀不把他们当回事,政府觉得关于财政怎么分配我说了算,把他们甩了、解散了。胡适等人感到悲哀:我们一帮文人谈政治,结果是这个下场,很悲哀。但是丁文江始终不服这口气,坚持从政。作为地质学家,他到处跟地方政府军阀打交道,所以很了解军阀。他发现,中国军阀大都没有读多少书,都是草莽上来。他们有能力,有手腕,有魄力,就是没有一个现代的头脑,没有现代的观念指引他们。于是他认为,知识分子改变不了政治,我们可以改变军阀。
之后丁文江与孙传芳合作,孙传芳很器重他,让他管上海,当时上海属于江苏,几个行政划分都和他有很大关系,他行政能力很强,这个时候他跟孙传芳说中国的军官都太旧了,没有受训练打上来的,要办现代军官学校,受现代教育,我帮你筹划办现代军方学校。这时候孙传芳哈哈大笑,说管政治,管行政你比我强,军事我还是比你懂的多,无需劳烦你操心啦。这时候北伐已经起来,因为他适合孙传芳在一起,就因被北伐军通缉而逃跑了。逃跑之后也面临着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尴尬,他想为社会进步做贡献,结果成了北伐军的对立面,这时已经是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形式上统一了大陆,实行党化教育。丁文江、胡适他们从英美留学回来接受不了这种观念,办了一部杂志,叫《新月》,就抨击说学校要自制,你怎么能让党团进来呢,谈到保护人权,保护法治。国民党要求每周一要背总理遗训,孙中山的敬语,他说孙中山很值得尊敬,毕竟是党的领袖,但不能用党的东西统一全国,又和国民党坚决的对立。他们又办了一个杂志叫《独立评论》,批评国民党,和国民党尖锐对立。
之后是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这时候知识分子在政治中面临着矛盾,这批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突然觉得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可能会亡国,我们却天天批评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中国现在面临的恐怕不是一个好政府,民主政府,但重要的是有没有政府的问题,你管他好坏,只要有政府,就比没有政府强。这时候丁文江突然转过头来说,中国现在应该有一个政府,哪怕是独裁的,专制的,也比没有政府强,能够抵抗日本,我们就支持他。但是胡适和张奚若不同意这个观点,你们希望这个政府是独裁的专制的,但是是新式独裁,胡适说你怎么保证独裁者是新式独裁,而不是像袁世凯那样走向旧式独裁。
直到80年代,几十年了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有好几个留学美国的,开始了各种政体上的争论。中国现在到底该怎么办?胡适、丁文江作为代表,有一些人还是相信他们的。觉得在日本侵略面前,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无论它是专制或者其他。正好希特勒纳粹国家主义使德国迅速强大了,斯大林通过几个五年计划,苏联迅速工业化了,丁文江包括胡适到苏联去了一次,感动至极,虽然人民权利牺牲很多,但是毕竟让这个国家工业化了,他们讨论中国是否也应该走这条路,丁文江最激烈,他有一篇文章提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很多贵族流落到上海,你是愿意在专制统治下当一个工程师,还是一个被外国统治流落到上海当白俄,他说我宁愿放弃曾经接受的英美政治制度,哪怕是专制政府我也愿意在下面当个工程师。胡适就不太赞同这个观念,说这个很可怕。这反映中国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起码在那个年代,严格说来按照西方的观点都不是自由主义,因为他们的总体目标是什么呢?俄苏经济,英美政治。他们觉得英国美国的民主政治很好,但看到资本主义的贫富不均和经过1929年市场经济大萧条,又相信计划经济,这个严格说来都谈不上自由主义,中国被标榜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所以计划经济的观念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他们当时就提出来,我们的口号就是俄苏经济,英美政治,这是他们辩论了很久得出的结论。
等到1949年,必须在国共两党之间做选择,当时张奚若是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也是留学美国的,他和胡适的观点一样,两个人是反对丁文江等新式独裁论。这时他们都面临着选择,你是跟着国民党走还是留下来迎接共产党,每个人都在做选择。胡适他觉得国民党不好,非常不喜欢,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我跟着国民党走。张奚若非常不喜欢共产党,觉得国民党比共产党更坏就留下来了。
胡适到了台湾之后,便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表达晚年政治思想。他给蒋介石的信里面写什么呢?他说你应该反省一下为什么失去大陆,那么有力量的情况下失去大陆就是因为腐败;为什么腐败,因为没有权力制衡;为什么没有权力制衡,因为没有多党制。他对蒋说,你曾经要我出来组党,说搞多党制,其实你也知道我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却让我出来组党,不是让我当花瓶么。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这么厉害,干脆国民党分成两党。你不敢分国民党,让他们单独组党。胡适认为到台湾之后这样做还不晚。他把这个信给蒋介石后,蒋介石看完气坏了,在日记里骂他。这时候蒋经国出来,以国军政治部名义出书批了胡适,说胡适宣扬美国的自由民主,是美国人的走狗。我们知道共产党在50年代大陆,胡适也被批的很激烈,被说成是国民党和美国的走狗。两边不讨好,左边说他右,右边说他左,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一种命运。丁文江是在抗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在考察期间的一次煤气中毒中去世了。
刚才讲张申府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他提出口号: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力图把孔子的人和科学打通,把孔夫子列宁和罗素打通。他三十年代就写文章,中国文化本体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中国的文化,里面明显受到张申府的影响。谈到中国应该有民族的形式,不得不提,知识分子中还有一个是陈翰笙,他早年留学美国和德国,后来回国,也是23年经过李大钊介绍加入共产国际,是共产国际东方情报组成员。他作为这个小组的成员,负责情报工作。他在美国学的经济,在德国学的经济社会学,又在北大任教,在中国研究院,当时叫中央研究院,他培养了一批学经济学的年轻人,去搞农村调查,他培养的人都是谁呢?张稼夫、钱俊瑞、刘端生、秦柳方等,他领着他们运用在美国学的社会学方法、调查方法让他们去搞农村调查,根据这些调查,他们在30年代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他们论证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从小就要读这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开篇就说中国一步一步从半殖民地过来,我们共产党人面临社会矛盾应该怎么办。如果说没有前面,你首先要做一些文章,来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是什么性质,毛泽东一点论证没有,因为他不需要论证,前面的人已经替他论证了,并被很多人接受了,他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发起新民主主义运动。
陈翰笙1923年入党,他的关系后来从共产国际转到中共,后来成为我们楼上世界历史所长,我还认识他,一百多岁去世的。我认识他之后,想靠他当年所在共产前的那个情报小组了解情况,但是他一句话都不讲,最后都带到坟墓里去了,我觉得他很智慧。表现在哪儿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是1923年党员,曾经留学美国、德国,理所当然的,周恩来邀请他当外交部副部长。他婉转拒绝了。他说我还是做个学者比较合适,在北大或者中国科学院做研究。文革中他既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又有自己的原则,大家都佩服他一点。文革时期,他看到学生荒废,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就把周围的一些邻居小孩召集起来,教他们外语。之后他辗转想方设法让别人去找到一个小女孩跟着学外语,就是刘少奇的小女儿,在那个年代专门让别人找到刘少奇女儿跟着学外语,那是需要非比寻常勇气的。
抗日战争爆发,所有人撤退至长沙,之后徒步至云南,这使他们对社会的了解逐渐增多,直到他们抵达昆明西南联大。这时候教授和学生都很困难,校长梅贻琦夫人,甚至每人分了蛋糕都会拿到街头去卖,闻一多会刻章,他刻章,人家给点钱做额外的补贴。这时候的闻一多看到国民党腐败,产生离心倾向。其中有两件事使他最终决定支持共产党,第一个是蒋介石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之命运,这个书本质上是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外来的,与要批评民主自由,这也是外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才是最好的,在此基础上来建立未来的中国。闻一多看了这本书很是惊讶,这就是我心里崇拜的领袖的观点吗,这是公开反对新文化运动,里面的“义和团精神”使他颇为吃惊。
此时恰逢1944年豫湘桂大撤退,这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开始胜利,豫湘桂是中国是最后的防线。如果这么好的地理条件,还大败,国民党还能走下去么?证明他没有这个能力领导中国。而这期间有几个人一直在不间断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一个是他的学生吴晗,吴晗坚持他应该读共产党的书,并且悄悄地给过他一些毛泽东的,类似于新民主主义论的左派书籍给他看,比如新华日报。另一个是当年留学美国,后来私人关系一直很好的罗隆基,他当时也是坚决反对国民党独裁,一直在做闻一多的思想工作。他还认识了当时的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华岗,华属于知识分子型,特别有学问,跟闻一多开始谈历史,谈文化,等等,闻一多彻底被征服了。觉得共产党的宣传部长居然是学者,他一下就发生180度大转变:国民党不行,我坚决支持共产党。于是闻一多成为民主运动的一个旗手,后来以被暗杀谢幕。这是他的思想的转化。
陈独秀认为,我们谈论应不应当爱国,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国家。最初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们纷争的机构。高一涵在新青年连续发表观点,国家是人们之归宿,国家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人民为了国家,这都是1916、1917年写的,已经将近100年了。陈独秀写这个更早了,1914年左右,我们爱的国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之做牺牲的国家,国家保障人民自由的权利,如果不是这样的,国也存之无所闻,亡之无所系。近两年讨论制衡权利,可以说还是上一代知识分子讨论的问题,也仍然是这一代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所以此时谈知识分子,确实具有很深刻的现代意义。
第二,我在1995年发表《白与黑》,谈论巴列维白色革命被黑色革命所推翻相关历史详情,当时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发生在1963年左右,在当时的情况下,等同于伊朗国家的现代化运动,举步维艰。因为当时宗教的因素影响很大。但是这个革命得到了人民知识分子大量支持,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伊朗迅速地发展,高速地现代化,其中一个标志就是1974年举办的亚运会,宏伟巨大的场面无一不表明着,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伊朗拒绝政治改革,我专门提到这一点,并且举出大量的例子。拒绝政治改革的后果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贪污腐败盛行,人们总是生活在现实中,并不考虑之前或者之后。尤其是皇家的人,贪污盛行。这时候美国基于苏联冷战的需要,希望伊朗稳定,眼看伊朗贪污这么厉害,便跟当年指责蒋介石一样,说你必须提倡民主,伊朗巴列维拒绝,坚持伊朗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西方的理论在伊朗不一定适用,没有办法实现民主。但是伊朗也意识到了自身问题,成立了皇家监督委员会,成立之后是打了一些贪官,但是碰到一些真正的皇室大老虎还是打不动。刀刃再锋利,也削不到自己的刀柄上。这时候腐败越来越重。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德黑兰等大城市需要建设,大量农民进城。伊朗的农民和中国的不一样,那个时候伊朗受宗教影响颇深。德黑兰那时相对放松,伊斯兰却是比较严格的,巴列维也很放松,女的穿超短裙等现象也屡见不鲜,这和伊斯兰的观念完全相对。农民进入德黑兰后,觉得我们生活这么惨,你们却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心里更加不满。此时美国人一次次提醒巴列维有危险,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巴列维就是相信伊朗人有自己的传统,西方理论不适合这里。结果伊朗被自己打败,因为贪污腐败太过严重。
1963年冲突中,霍梅尼在流亡巴黎,但是一直坚持道德的清高和廉洁。高尚的道德,开始不被接受,后来人们逐渐接受了。人们甚至觉得这个社会要烂透了,一个道德圣人出现是需要的,霍梅尼这时候开始有自己的市场了,支持霍梅尼的人逐渐多了起来,直到1979年爆发黑色革命(由于起义人员身着黑袍,故而称之为黑色革命),将巴列维推翻,然而巴列维到美国,仍然坚持自己是正确的,说年轻人跟着起哄,批判我们,是因为不了解历史,盲目崇拜西方,直到临死前他还是这个观点。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当时,相当一部分民众是按照原伊斯兰教义主义来反对巴列维的,另外一部分知识分子是秉承西方民主自由反对专制,这两部分人联合起来推翻了巴列维,之后霍梅尼上台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态度是,西方的采取镇压措施,比巴列维更为冷漠,后来这些人流亡到巴黎,至此他们发现霍梅尼还不如巴列维。当时写这篇文章,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会取得巨大进步,但是你如果不搞民主政治改革,就会腐败,就会使一部分人怀念毛,这是现实的腐败造成的。实际上如果真正复辟那是很可怕的。
我是70后的后学,一直喜欢历史和经济史。您讲的很多关键性人物,他们不可谓学养不深厚,资历老,也有影响,比如说胡适。在国家的发展过程当中,他们虽然涉入很深,但是似乎对国家道路的发展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是不是真的应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一个说法。当下知识分子,比起前贤,更缺少独立的人格,由此我想问当下的知识分子到底对我们国家的发展能起到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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