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民按：

本文为许善达院长于2017年4月6日在《新浪·长安讲坛》总第310期上发表的题为《新常态下的有关政策调整》的精彩演讲。

来源： 财经会议资讯

每年国家的经济政策决策程序安排，大体上都是从头一年的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第二年的“两会”，差不多有三个月的时间。经济工作会议最先开，也是最有决定性影响的一个会。根据这个会议的精神，国家各个部门都要安排部署第二年的各项工作。第二年的“两会”是一个总结，把上段时间国家各部门的工作安排都体现在“两会”总理报告里面。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很多，大家也都知道，所以我就不重复了，但是我想讲几个我认为比较值得关注的内容。

第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李克强总理讲到2017年的经济增长，他用了一个6.5%左右的增长指标。可以说在多少年之内，我们没有用过这么低的指标，据我所知，在讨论2017年经济发展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很乐观的，认为今年经济形势不错，特别是今年头一、二两个月，很多经济数据反映经济开局还是相当好的。所以有人提出可以定在6.5%-7%，还有人提出我们至少要提一个“稳定增长”，会和去年的6.7%差不多。

最后，李总理坚持定在6.5%左右。6.5%左右就是说它比6.5%高一低或低一点都行。我觉得这个信号非常重要，说明我们对于经济增长GDP指标的容忍度扩大了，如果低一点也没关系，主要还是提高我们的质量。我觉得，虽然6.5%左右的增长是一个数字，但是反映了我们对经济发展目标开始有了调整，不再把经济增长速度看的过重。

我们现在有两个关键节点，一个是2021年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另一个是20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我们曾在一份报告里建议，不要把GDP的数值作为我们经济发展历史阶段的一个总的标志。GDP包含很多内容，其中正面的内容会鼓励大家来发展，但是负面内容的影响也在逐渐的扩大。最近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李克强总理最强调的是就业和居民收入，对GDP增长速度指标的意义在淡化。

今年政府几位部长在媒体上的讲话，透露出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比如说住建部的陈政高部长，他在讲今年住宅问题的时候，透露了两个信息，一个是2017年要基本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这个计划是李克强当副总理时就提出来的，当时计划是3500万套，但是搞了几年都没有按计划完成。现在政府继续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宣布今年要基本完成。

基本完成是什么概念？据2010年人口普查，城镇居民有5000万户大约1.7亿人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只有5平方米（建筑面积8平方米），这样的家庭没有自来水、没有厨房、没有厕所、没有取暖等等。搞保障性住房建设包括棚户区改造，就是要解决和改善这些家庭的居住条件。陈部长宣布的这个目标如果今年真的完成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他还讲到各地要借鉴学习上海的“共有产权房”制度。过去上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多，农民工可以住工棚，一间房子住八、九个人甚至十几个人，但是你要搞科技创新企业的话，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他们是不能住工棚的。

各种人才的安居有困难，从某个角度讲，会直接影响到国家贯彻科技创新的新战略。上海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关注。俞正声主席在上海当书记的时候，上海保障性住房都解决完了，不存在居住条件很差的情况，但是所谓的“夹心层”的住房解决不了。

于是上海搞了一个共有产权房制度，先把入住人的条件确定下来，如果你属于这个群体，允许你按照市场价买这个小区一定面积和档次的房子，政府出30%的钱，个人出70%的钱。这就提高了这类个人的购买力，解决他们基本的住房需求。但是政府的钱并不是给你发补贴，而是在产权证上写明个人拥有70%的产权，政府拥有30%的产权。

你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政府不收你的钱，也不要利息，但是如果某一天你想要卖掉，政府首先要收回，不但收回本金，而且房子溢价的部分政府也要分30%，这相当于是一个股权投资。上海到去年为止总共解决了8.9万套这样的房子，有8.9万户这种群体的家庭解决了居住的问题。

政府动用国有资本可以搞企业，也可以搞公共服务，上海用这个钱来专门解决居民住房，一下就把上海这些科技创新企业的大难题解决了，延伸的收益就是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所以深圳和北京也开始学，都搞了一个相应的办法。北京市以前的办法叫自住房制度，政府规定某小区某一栋楼为自住普通住房，这个房的价格要比同一小区其它普通住房低30%。结果，房价一低开发商就偷工减料，这个房子的质量就会出问题，所以北京市出现了弃购现象。而上海的“共有产权房”开发商不能偷工减料，因为它和周边的房价是一样的。

最近北京市也改变了所谓自住房制度，开始学习上海的办法。住房问题是劳动力成本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不管是买房子还是租房子，在劳动收入和支出里占的比例相当大。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科技创新战略是很难实现的。住建部希望各地能够借鉴学习上海的办法，我认为如果能上升变成国策，力度再大一点，让全国各地都用这个办法来解决住房难的问题，对我国家今后国民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在普通人的生活支出中，住房支出所占比重确实太大了。前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库存的两项内容，其中一项是房地产要去库存，我们当时提出来这个提法有偏差。到了2016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房地产去库存问题的提法就改了，变成一、二线城市没有去库存的问题，要求增加一、二线城市的土地供给，三、四线城市才有去库存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调整非常重要，科技创新是国家发展战略，主要由一、二线城市来承担这项任务。

因为科技创新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信息资源、金融资源或者其他产业链的配套标准非常高，没有一、二线城市作为基础，科技创新很难实施。把实行“共有产权房”的方案提出来，不仅仅可以解决所谓“夹心层”的住房困难，对发展科技创新战略也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由于买房难造成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贯彻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负面影响。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像北京、上海这些地方，许多创新企业生存都很难维持下去，更谈不上发展了。

上海和深圳的案例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把这项改革变成国策，由国务院正式下发文件，各地在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时可以动用国有资本，投资界的企业也可以来参股，作为居民住宅的一个股权，多少年以后可以回收。上海已经搞了这么多年了，九万套都落实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调整的潜在作用一定会逐渐释放出来。

从前年年底到2016年布置所谓的“三去一降一补”，补短板概括起来就是两项，一项是进口替代。国内需要自己又生产不了，这就是短板。我们现在的外贸进口规模很大，有很多东西不进口是不行的，比如说芯片。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东西都生产出来，就是补上了短板。

还有一项是创新。从国家到企业都在钻研，商业模式创新很多，技术创新有一些比如BAT，但是总体来说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是相当低的。我们最引以为自豪一些项目比如高铁建设，但是高速列车的轴承和一些特别重要的零部件我们还必须进口。总而言之，国家创新科技水平是一个大的短板。

何帆：写给无比焦虑的父母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