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民按：

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梦”，李克强总理讲“努力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实际上都是思考一个问题：让每个人都有发展机会，都有机会追求自己的理想。当然，最后发展的结果是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没有，成功和失败的都有，但是，公平的体制强调的是起跑线的公平，每一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如果发展的机会都被某一个阶层垄断了，别的阶层没有机会，那显然是不公正的。这就涉及到代际流动的问题。

代际流动是测量两代人、三代人之间的地位变化，看看父母一代与子女一代社会地位的变化，如果财富总被某些家庭代代相传，或贫穷的家庭总是代代贫穷，那叫做封闭的体制，或者称作阶层固化。反之则是开放的体制，开放体制强调不同阶层的子女都有发展的机会。社会学常常用代际流动率来测量社会开放度。

总的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国以后代际流动率一直不低，我们的流动率跟美国的差别不是很大。那么，中国为什么代际流动率高，不同时期情况差别很大。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革命，革命造成流动，地主下去了，农民分得土地是巨大的社会流动。政治运动也造成社会流动，“文化大革命”是大流动，大批干部都打倒了，造反派地位上升了，政治运动造成的社会流动并不是好事情。中国始终算是流动率比较高的。

改革开放以后，流动率又比较高，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允许市场竞争，一下子产生富翁了，也有人地位下降了，下岗了。这种社会地位的变迁也影响到父母子女两代人之间或几代人之间的地位变迁。

对于地位流动也要客观地看，社会流动率高体现社会有活力，但是，过于频繁的流动，也体现出社会的无序。当然，从新世纪以后，从我国的流动率上来看，代际流动有所下降。

这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准入的门槛越来越高了，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了。比如，产权和文凭证书的排他变得比较突出。很多产业的准入条件大大提升，如房地产、金融、高技术产业等，一般社会群体难以进入这些产业。我们用80年代跟新世纪比就非常明显，80年代没有明确的准入条件，大家都可以竞争。

第二，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最近好多的年轻人感到没有出路，确实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大城市房价的问题。深圳与北京炒房如此高昂，意味着有些人一次性把财富占有了，而年轻人、新来的大学生，再打两辈子工也不可能在这里买一套房，导致了下层群体上升流动比例下降。与之相比，80-90年代的中国，很多低收入层有更多的机会进入高收入层。

第三，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逐渐形成。怎样看待这件事情呢？中国过去是阶级混杂社会，改革开放以后变成了阶级差异很大。比如住房，过去只有单位之分，没有穷人区和富人区之分，单位里面最高的领导人和司机和扫地的都住一个大院里面。但是，今天中国明显产生了阶层的生活区域。城市中，因房地产差异造成的阶级区隔正在形成，不少城市有穷人区和富人区之分。这里面确实有很多消极的东西。

另一方面，阶层生活方式的形成，也使得一个社会从过去的无序走向有序。大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过一句话，他说火车、轮船有一等、二等、三等有差异，你只要能让顾客们能够随时上下，这个社会就有流动了，火车好比是一个分层的社会，只要有流动，就有地位变化的机会，这有一定的道理。

第四，阶级阶层内部的认同加强，各种高层社会网络的形成。当然，底层文化也有形成和认同的现象，这对于社会秩序是有威胁的。

以上四个分析发现，中国阶层还是有固化的趋势。最近大家讨论比较激烈的是所谓“官二代”、“富二代”，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代际继承。中国人有望子成龙一说，父母总是希望子女有很好的社会地位，这也是很正常的心态。问题是怎样获得很好的社会地位，是父母传给的还是靠子女自己竞争的，现代社会倡导的是与血统传承的古代社会完全不同的竞争机制，所以，我们要建设的是现代社会机制。

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遗产法”（只有“继承法”），这在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我问过一个日本人，发现日本的遗产税很高，虽然他想留给孩子，但是他的财产转给孩子的时候大部分是要被税收征走的。现代社会机制的思考，涉及到未来中国社会的制度安排，这些社会体制建设还没有完成，未来还要做一系列的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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