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民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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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U形弯

崇祯十七年(1644年)旧历三月十九日，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的日子。在此二十多天前，内阁大学士(类似现在的副总理)蒋德绿和皇上顶了嘴，说了几段为时已晚、但在我看来仍然非常要紧的话，惹得皇上大怒，蒋德璟也因此丢了官。

这次顶嘴起源于对加税的不同看法。五年前，崇祯十二年春，皇上在全国范围内加派730万两白银，作为练兵费用，叫做练饷。这是崇祯即位之后的第四次大规模加税，全国人民的纳税总额至此几乎翻了一番。皇上加税虽然也是出于无奈，但也觉得心虚，税费一加再加，老百姓方面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杨嗣昌是当时的兵部尚书(类似现在的国防部长)，他办事认真，聪明干练，替皇上做了一番阶级分析。

杨嗣昌说：加税不会造成伤害，因为这笔钱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强手里。杨嗣昌以上次加征的剿饷为例，一百亩地征三四钱银子，这不但没有坏处，还能让豪强增加点负担，免得他们钱多了搞土地兼并。这种分析听起来颇有道理。

此外，皇上还听过其它一些支持加税的分析。

有了这些分析的支持，皇上又征求了另外两位内阁大学士的意见。这二位也赞成加税，于是皇上拍板定案，加征练饷。

但是，一晃练饷征了五年，原来企图解决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加重了。官军照样不灵；清兵还在闹着；李自成更由战略性流窜转为战略性进攻，从西安向北京进军，已经走到了大同一带；杨嗣昌本人也在与张献忠的作战中失利自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位叫光时亨的给事中(近似总统办公室负责监察工作的秘书)给皇上写了份奏疏，他认为，加征练饷的政策是祸国殃民的政策，应该追究倡议者的责任。

按照规矩，这份奏疏先由内阁大学士过目，替皇上草拟一份处理意见，再交皇上最后定夺。于是内阁大学士蒋德璟就替皇上草拟了一段话，大意是；以前的聚敛小人，倡议征收练饷，搜刮百姓，导致人民贫穷，种下了祸根……。皇上看到这段话很不高兴，这练饷明明是他拍板征收的，蒋德璟却说什么“聚敛小人”，谁是小人？皇上把蒋德璟叫来，当面质问。

蒋德璟心里想的小人是杨嗣昌，但杨嗣昌死在岗位上，皇上对他一直心存好感，蒋德璟不敢直说。皇上心里想的小人是他自己，他怀疑蒋德璟在指桑骂槐，非要问个明白不可。于是蒋德璟就拉出一只替罪羊来，说他指的是前任户部尚书(相当于现今的财政部长)。皇上不信，为自己辩护道：朕不是聚敛，只想练兵。

蒋德璟道：皇上当然不是聚敛。不过那些部长的责任却不可推卸……。后边的话还长，总之蒋德璟顶嘴，皇上震怒，蒋德璟又为自己申辩，诸位大臣替他讲情。最后户部尚书主动站了出来，把责任都揽到自己头上，皇上的火气才消了一点。

这位蒋阁老是福建人，回家后便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疏，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思想。奏疏的大意是：现在地方官以各种名义征税，追讨拷打，闹得百姓困苦，遇到叛贼反而欢迎，甚至叛贼没有到就先去欢迎了。结果，兵没有练出来，民已经丧失了，最后饷还是征不上来。因此我想追究倡议练饷者的责任。我这样做很冒昧，我又傻又直，罪该万死。随后引罪辞职。

崇祯很要面子，心里却不糊涂。他容许蒋德璟辞了官，不久又取消了练饷。清朝的史学家赵翼推测崇祯罢练饷的心理，说了一句很简明的话：“盖帝亦知民穷财尽，困于催科，益起而为盗贼，故罢之也。”

说到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皇上转了一个弯。皇上的思维原来似乎是直线的，他想多敛钱，多练兵，从而消灭反叛者。在敛第一个、第二个、甚至第七八个一百万的时候，这种思维还对头，银子多了，兵也多了，叛乱也开始平息了。但是这条路越往前走越不对劲。敛钱敛到第十几个一百万的时候，老百姓加人叛乱队伍的速度和规模陡然上升。皇上新敛到的那些钱，还不足以平息新制造的叛乱。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U形山谷，从侧面看，崇祯领着官府的大队人马一路压将下去，挤压出更多的钱粮和兵员，镇压各地的叛乱，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越往后越费劲，最后他撞到了谷底。这时候，他的努力便造成了完全相反的后果。沉重的赋税压垮了农民，逼出了更多的反叛者，叛乱的规模和强度反而开始上升了。

崇祯和明朝就是被这个U形弯勒死的，因此，我把它称为“崇祯死弯”。

李自成：谷底的硬石

陕西是明末最早露出谷底的地方。如果以推翻明朝的核心人物李自成的反叛为标志，这个谷底出现在崇祯三年(1630年)夏季的一天。在那天，一路压榨下来的官府，碰上了李自成这块硬石头。

关于发生在这一天的故事，我看到过三种说法。其中与政府催粮派款联系最为直接的说法，出自毛奇龄的《后鉴录》卷五。毛奇龄是《明史·流寇传》的撰写人，他说“自成……相推为里长”。“值催科急，县官笞臂，枷于市。”李自成在村子里收不齐钱粮，受不了打板子、戴枷示众的惩罚，只好逃到一个政府逮不着的地方去。

与政府催粮派款的联系稍微间接一点的说法，是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二的记载：“李自成，陕西米脂县双泉堡人。……因负本邑艾同知应甲之债，逼勒为寇。”

关于那个谷底的故事的第三种版本，是说李自成的祖父和父亲那辈人，已经在为政府驿站养马的差役中赔累破产，李自成自幼贫穷，吃不饱穿不暖，出家当了小和尚，稍大又给一户姓艾的人家放羊，二十岁便到驿站当了驿卒(近似邮递员)。崇祯二年，因为财政困难，大规模裁减驿站，次年，二十四岁的李自成被裁后，又逢饥荒，李自成还不起艾姓乡绅的欠款，被艾家的奴仆戴上木枷，在大街上暴晒。他的驿卒哥们儿按捺不住愤慨，干脆毁了木枷，拥着李自成出走城外。饥民们跟着入伙，于是就成了一支队伍。

上述这三种版本涉及到的所有因素都对崇祯死弯的形成和谷底的位置有重要影响。譬如天灾的影响，地主的影响，政府的赋税和额外摊派的影响，严厉的追逼手段的影响等等。

据《明史·流贼列传》记载，李自成造反的那一年，兵部郎中(近似国防部的局长)李继贞曾经上奏崇祯，说延安一带饥荒，眼看老百姓都要当强盗了，他请求国库发放10万两银子贩济饥民。但是李继贞上奏的结果，“帝不听”。李继贞申请赈灾的10万两银子并不是大数，那几年仅仅加征辽饷这一项，陕西百姓就多掏了26万两银子。比起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军饷来，这些钱粮方面的小数字不过是一些没有多少人注意的零碎，但是就在这些零碎中，在人们无可奈何的官府和官家冷漠中，崇祯死弯已经逼近了谷底。

在《明季北略》卷五中，我看到过一句崇祯元年农民造反前的动员口号：“饿死也是死，当强盗也是死，坐等饿死，还不如当强盗死！”这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当良民和当强盗的风险已经相等了，而当强盗活下去的希望却大得多，这就是崇祯死弯的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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