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民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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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造反并非偶然。他不过是一场在时间和空间上更为深广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冲突的一部分。统治集团攫取无限的权力，残酷地压榨老百姓，一直压到“崇祯死弯”的谷底，而李自成不过是一波又一波的谷底中的一块硬石头，他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

秦二世元年七月，农民陈胜、吴广和九百戍卒到现在的北京一带服役，大雨路断，不能按期赶到，依法当斩。这二位于是决定造反。当时陈胜、吴广正处于标准的崇祯谷底。而“天下苦秦久矣”，则意味着全国人民的处境离崇祯死弯的谷底不远了，这确实是造反成功的绝好条件。结果，天下大乱，秦朝由此灭亡。虽然这是公元前209年发生的事情，但这类事情在随后的两千多年中不断重复着。到了元朝的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陈胜、吴广造反的1560年之后，李自成造反的278年之前，明朝创始人朱元璋25岁，正在安徽凤阳的一座寺院里当和尚。和李自成一样，他也是因为家里太穷才出家当和尚的。当时元朝已经用沉重的徭役和赤裸裸的腐败逼出了红巾军，官兵和造反者杀来杀去，天下大乱，官兵经常捕杀良民冒充战功。这时候朱元璋开始卜算凶吉。结果，留下是凶，逃走也是凶。和吴广当年分析的结果一样，风险相同。投红巾军呢？答案是吉。于是，这位即将埋葬元朝的人上路了，投奔红巾军去了。

还不到三百年，世道又转了一个圈，轮到朱元璋的子孙面对当年明太祖一流的人物了。

明末陕西农民造反的第一人是白水王二，时间是天启六年(1627年)，比朱元璋晚275年，比李自成早三年。

那年三月，澄城知县张斗耀在大旱之年仍然催征不已，而且手段残酷，老百姓受不住了。有个叫王二的人，在山上纠集了数百人，都用墨涂黑了脸。王二高叫道：“谁敢杀张知县？”众人齐声回答：“我敢!”问答之后，这伙黑面人下山，拥入县城，守门者吓得躲在一旁。众人径直闯人县政府大院，而此时的张知县正在“坐堂比粮”—按照条文规定，坐在大堂上用刑，催逼百姓完粮纳税。黑面人各持兵器拥上公堂，张知县逃到自己在县衙后面的住宅里，乱民直入私宅，将张知县乱刀砍死。然后，王二等人退聚山中。明末陕西农民起义从此开幕。

明末为什么会发生这类恶性案件呢？据给事中李清记载，崇祯刚即位，便严于征收钱粮，并且做了一些具体严格的规定。譬如知府不完成赋税不能升迁，知县等官员不完成赋税干脆就不能参加升迁前的考选。史载，松江府和苏州府的钱粮任务重，这里的官员竟有被扣罚傣禄数十次、降十级八级的情况。

县官催比钱粮，从根本上说是皇上逼的。上边逼下来，知县们如何是好呢？

我看到的材料上至少有三种办法。

最老实或者叫最笨的办法，就是拿百姓开刀。张知县拿百姓开刀，最后让老百姓杀掉，这是崇祯即位前一年的事。崇祯实行的政策更加严厉，手段更多，县官和百姓身上的压力更大。给事中李清有一次路过鲁西北的恩县(今山东平原县一带)，亲眼看到县令催比钱粮，将老百姓打得“血流盈阶”。他说，这里本来就是穷地方，钱粮任务难以完成，但是正饷杂项无一不考成，通过了考成才有升任科道美缺的希望，于是无人不催科。

当然也有取巧的办法。那时苛捐杂税名目之多，有时连户部的官员都搞不清楚，这便有了可以蒙混过关之机。明朝有一句描绘官场潜规则的行话，叫做“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天子本来是最大的，当然要朝拜，而且应该排在第一位。但书手是负责登记造账的，在没有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可以向书手行贿，让他们在账目上做手脚，“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

我在顾山贞的《客滇述》上还看到过一个知县完成钱粮任务的高招。他说，崇祯派廖大亨当四川巡抚的时候，彭县的欠税很多，当地的知县就想了一个办法，以这些欠账作为衙役的饷银，让衙役们自己去要。衙役们大举追索，闹得民间怨声载道。

老百姓被逼到崇祯死弯的谷底了。进人正月，彭县“豪民”王纲、仁纪敲着锣召集群众，发出“除衙蠹’的倡议，众人热烈响应，将衙役的家全部捣毁。四川的各州各县闻风而起，将彭县的“除衙蠹”扩充为“除五蠹”(府蠹—依仗王府势力横行霸道者；豪蠹—民间恃强凌弱者；宦蠹—给绅地主家的豪奴恶仆；学蠹—包揽词讼生事害人的秀才)。“五蠹”中被活活打死的，被扔到锅里炖烂的，被推入土窖活埋的，“不可胜记”。“除五蠹”在新繁、彭山等县蔓延，省会成都的城门前也聚集了众多的百姓，“呼噪城下”。官方多方抚慰，后又派兵镇压，最后以激起民变的罪名将四川巡抚廖大亨撤职，发配边疆。

一个繁荣的社会是如何一步步衰败到崇祯这种地步的呢？我想以田地价格为浮标，看一看这一长期的嬗变过程。

我们知道，田地负担越重，苛捐杂税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钱。皇上的好坏，贪官污吏的多少，社会的安定与否，对土地价格影响甚大。土地价格可以近似地看作百姓受压榨程度的浮标。压榨越狠，价格越低。

元末明初天下大乱，人口锐减，地广人稀，田地的价格很便宜，不过一二两银子一亩。折成当时的粮价，大约值三四百公斤大米。明朝正德即位，赋税繁重，土地价格开始一路走低。据说，在正德和嘉靖之世，人们一度以田为大累赘，有拱手送人而人不肯要的。

崇祯即位后老百姓把崇祯称为“重征”。重征能征到什么程度呢？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中记载：“民间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表面看，这个数字太离谱了，实际上这同当时的“私派”有关。我看到明朝刑科给事中孙承泽的一份奏疏，他向皇上描述了地方“私派”的问题。孙承泽这样描绘地方官吏的处境：—忽然就下来了个发文，要取几千石豆和大米，几千束草，若干头健骡，若干条口袋，若干口铜锅，若干匹战马，送到某某官军驻地交纳。—州县没有办法，就先借用正饷送上去。可是摊派到村子里的，那就比比皆是了。所以，私派比正赋要多。

私派比正赋多，暗的比明的多，这才是要害。到了公派私派和明税暗税征到十两银子的份上，地还能要么？按照顾炎武的说法，这时候人们的反应是：“往往相率欲弃田逃走”。这就意味着，在到达崇祯死弯的谷底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大面积的土地抛荒和流民的出现。流民是土匪或造反队伍的后备军，他们的出现又可以更多地制造荒地和流民，进一步压低田价。

〔明〕杨士聪在《玉堂荟记》卷四里痛骂杨嗣昌，说他服毒自杀活该，不死也要建议砍了他的脑袋，砍了脑袋仍然死有余辜。如此痛骂就是因为杨嗣昌建议加派。他加派的兵饷，只能加于尚未造反的地方，湖广、河南、陕西、四川这些已乱的地方根本就没法加。而未乱的地方，“一日未乱，则加派一日未已”。最后闹到天下全乱，无处加派拉倒。杨士聪描述的大体是一个恶性循环，是崇祯死弯最后阶段的加速下跌。

以上还没有涉及工商业。实际上，工商业的财富更集中，敲诈勒索起来比较省事，而官场与乡绅联系密切，与工商业的联系却弱得多，敲诈起来的内部阻力也小得多。所以，在农村发生危机的时候，工商业也纷纷倒闭。据统计，在山东临清，73家布店中的45家，33家绸缎店中的21家，都于17世纪初被迫关门。北京门头沟的矿工曾在1603年进城示威。苏州、松江、杭州、北京和所有重要的手工业中心，几乎每年都出现市民暴动。工商业对税率和腐败的反应比农业敏锐得多，农民以肚子的忍耐程度为底线，工商业没了利润便要破产。工商业的崩溃导致农产品市场萎缩，又会加剧农村的危机。

在崇祯死弯的下坡路上，明朝的官军又狠狠地瑞了社会一脚。

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他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人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篙，村落破败，没有人烟。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有城里人耕种糊口。

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

高斗枢不愿细说官军的“淫污之状”，但我们可以在别处找到补充材料。李清在《三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

官军成为横行天下的凶狼饿虎，作恶多端，应当说是促使崇祯跌落谷底并走向死亡的成因之一。

吴思：王朝末日中的“崇祯死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