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民按：

作者 | 白重恩

来源 |爱思想网

如果我们把经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政府关联企业，另一部分是非关联企业。当你给关联企业提供各种各样帮助的时候，它占用的资源多了就挤占了非关联企业所能获得的资源，就产生了所谓的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在一般情况下会降低效率，这是我们想到的最简单的模型。

也有人说，也许我们给关联企业的投资有正外部性，能提高非关联企业的效率，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帮助一些关联企业也是有好处的，有人认为产业政策可能提高效率。当然，产业政策有的情况下会起作用，也有大量失败的例子。如果看日本的研究，日本有人做过非常全面的计量经验的研究，发现在日本那种成功的产业政策所带来的收益远远低于失败的产业政策所带来的成本，原因是当一个产业政策失败的时候，为了证明自己没犯错会一直支持下去，就是软预算约束，所以失败的产业政策会持续很久很久，带来巨大的成本。

这个研究模型加上外部因素，如果不是一个封闭经济而是一个开放经济的政策，当你给一些企业优惠的时候，带来另一些企业的资金成本上升，这就会导致本来你要投资到国外的资金投资到了国内来，会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他们在国际市场上降低竞争力，会导致贸易顺差的减少，这更我们的观察是非常一致的。

我和我的两个同事做了关于不同的劳动者，不同的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的工资受到了什么样不同的影响。这个模型的基本假设是政府扶持的这些企业很多都是初级劳动力密集的行业。我们做过实证研究，发现有这样的关系，当政府扶持的行业对初级劳动力的需求上升，比如说建筑业的就业在就业中占比的上升，造成了初级劳动力占比上升要快。

我们做了基本的假设，假设政府向消费者征税补贴政府的关联企业的利息支出，得出来的结果是在这样一个模式之下，平均的资本回报率会下降，利率会上升，技能溢价会下降，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员工和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员工工资比在下降，消费会受到负面的影响，产出短期可能上升，但是长期不能持续。这些都是和我们观察到的现象非常一致，2000年之前投资回报率还比较平稳，但是2008年之后投资回报率下降的速度加快了，工资中的技能溢价在2008年之前在上升，2008年之后下降了。我们发现，这个模型预测出来的结果和实际的数据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在不同部门的占比，在投资率、在技能溢价等方面都是匹配的。

最后，这样的理解对政策有什么样的含义？

一是现在一些制度性的改变，比比说反腐使得地方政府提供特惠的动力受到了影响。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激励地方政府继续帮助企业？是不是有办法激励地方政府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成钢老师讲到需要有一些根本性的改变，来改变我们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才能够使得地方政府有激励政策实现普惠的措施。产业政策刚才我简单的讲了一下，国有企业其实是产业政策的一种体现，最后是要减弱政府为关联企业提供资源的能力。刚才说到，2008年前后的差别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在2008年之后获得了大量的金融资源，当地方政府帮助企业的时候，是给企业提供资源，这种资源的提供是降低效率的，我们怎么控制这样一种能力，金融的独立性非常重要，我们希望银行不要太配合地方政府做这些事儿。我们不断地提出要加强预算管理，政府的债务管理从2014年修改《预算法》，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券以后，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地方政府债务的文件，而现在确的是政府资产的管理。当地方政府有大量资产的时候，尽管你管住地方政府发债，但是当他有资产的时候就可以把资产做抵押找金融机构借债。如果对地方政府的资产没有管理的话，软预算约束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

二是融资平台的投资回报率到底是什么样？融资平台的投资回报率非常高，地方融资平台资产的回报率一个是中位数，一个是均值。到2015年的时候，所有发债企业投资回报率低于2%，这是没有减掉通货膨胀。看中位数是0.5%，不到1%，和全社会的投资回报率比相对来说更低。

三是环境在变，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在未来不一定有效。过去基础设施短缺，现在可能不再那么短缺了，过去的比较优势是低技能劳动力的低成本，但是现在低技能劳动力的成本已经远远高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成本，我们从低技能劳动力的成本上已经没有办法竞争了，但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会逐渐的变成高技能的脑力劳动者的比较优势。每年我们会毕业很多工程师，这些工程师的成本虽然没有办法跟东南亚、南亚国家比，但是比美国、欧洲低得多，这样一个比较优势变化的情况下，过去的制度是不是能够适应新的比较优势？这方面需要有很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