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民按：

作者 | 费孝通

来源 | 爱思想网

五

这些年来, 在重读旧著、补课学习的过程中, 我意识到西方科学发展历程中存在着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最近出版的《师承补课治学》一书, 中间包括一篇文章, 讲到派克老师如何成为社会学家, 美国社会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派克摸索追求社会学的“科学化”, 研究人同人的关系问题,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事情。美国对人与自然界的物的科学认识要早一步, 物理、化学、生物科学, 尤其是生物科学很发达, 而那时的人类学与社会学分不开, 要研究人, 再研究社会, 再研究文化, 文化的问题是人如何相处中发生的。大部分优秀的西方社会科学家认为, 研究人不能将人的生物性、自然性与他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割裂开来, 造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离状态。于是, 对面临着的问题, 派克曾多次表示, 社会学缺乏对于“符号”和“心灵”的研究, 就不能成为科学。当时的社会学缺乏派克有志于研究的那些东西, 根本原因还是“天人对立”的看法在起作用。“天人对立论”造成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知识门类的割裂状态。新一代的社会理论家已经意识到, 19 世纪以来被割裂了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与西方内部治理及国际政治有着密切关系, 它的两个重要特点是: 一是知识的科学化,二是理论的“西方中心论”。他们还看到, 克服人文社会科学自我局限和“西方中心论”, 应该大大地依赖于综合性的文化论和复杂理论的发展。

在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自然科学从研究物当中提出的概念, 长期以来支配着社会科学的研究。最早的西方社会学, 被称为是“socialphysics”, 意思就是所谓的“社会物理学”, 就是要运用物理学的办法来研究人文世界。像今天仍被广为采用的“结构”, 与物理学有着密切关系。从19世纪以来, 物理学就在人的研究中占主要地位。在人类学中,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对生物学以至遗传学原理的搬用, 是广为人知的。在社会和文化的研究中, 像“社会肌体”、“文化肌体”等概念也曾充斥西方学界的论述。我不反对自然科学原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运用, 我的意思无非是说, 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里, 这样持续地用研究物的办法来研究人, 有它的文化的历史基础。我说过,“物尽其用”是西方文化的关键词。听起来“物尽其用”这个句子给我们一种特别的人本主义的感觉, 因为其中的主体是人, 客体是物, 实际上, 正是在这样的主——客分离的关系中, 西方认识论片面地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如果说马林诺夫斯基老师的文化论有什么问题, 那么, 问题也正是在将来人与服务于人的物(工具) 对立起来。

随着西方文化对世界影响的增强, 在日益现代化的今天, 以“天人对立”的世界观来认识人及其生活, 对人的生存方式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与此同时, 在人进入21 世纪时, 世界碰到了文化融合问题, 不同的文化要碰头了。在文化的碰头上, 不同的文化如何保留自己的特点同时开拓与其他文化相处之道, 这个问题需要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在过去100 年的历史进程中, 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和把握, 不能说不存在问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失去对自己文化的信心, 并因此对时势做出与民族利益相矛盾的判断与选择, 是必须引起我们关注的大问题。这个仍然属于文化研究范围的大问题, 在东西文化接触后就出现了, 是在清朝末年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后明确地提出来的。

六

在新的世界里, 许多切合实际的问题提出了, 需要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我希望新的一代人能继续传好接力棒, 这不是一代人的事情, 要两三代人。从孔子到秦汉以来, 我们忘了物, 从清末开始, 却逐步出现“见物不见人”的趋势。在21 世纪里, 时代需要一种重视人与物结合的人文思想。在过去的10 年里, 我花了一些精力来思考这个问题, 提出了一点已故之见, 在这里再次提出, 希望得到大家的讨论。

1993 年我在第四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上发表了《个人　群体　社会》一文, 以我一生的学术经历对这个问题做了理论上的反思。我列举了对“社会”的两种不同看法, 一种是把社会看作众多个人的集合。活生生的生物人是构成群体的实体, 一切群体所创造的行为规范, 以及其他所谓“文化”等一切人为的东西都是服务于个人的手段。另一种看法却认为群体固然是由个人聚合而成, 但是形成了群体的个人, 已不仅是一个个生物体, 或称一群生物人, 而是一个有组织的群体里的社会成员, 或称社会人。生物人是社会的载体, 而社会本身才是实体。

后面这种把社会性看成是比生物群体高一层次的实体和前面那种只把社会看成是个人在其中学得生活手段的群体, 理论上说是两种不同的看法。我在生活和研究实践中接触到了这两种看法, 并且在不同时期有过不同的体验和认识, 但一直没有机会做系统的思考。1993 年那次“自我思考”相当于自己一生学术研究思想的阶段性总结。我在文章最后谈到了对潘光旦先生“中和位育”的新人文思想的归纳, 表明了我现在的看法。这我在上面已经谈到。当时这一认识使我进一步强调社区研究必须提高一步, 不仅需要看到“社会结构, 而且还要看到群体中活生生的人, 也就是我指出的心态研究。同时我想到我们中国世世代代这么多人群住这块土地上, 经历了这么长的历史, 在人和人“中和位育”的故训指导下应当有着丰富的经验, 这些经验不仅保留在前人留下的文章里, 而且还应当保存在当前人相处的现实生活中, 应当好好地发掘和总结。

1995 年, 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发表了《从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讲稿, 在讲稿里我着重指出马林诺夫斯基老师的《文化论》中比较重要的观点。把文化看成是一个由人类自己对自然世界加工创造出来为人类继续生活和繁殖的人文世界, 是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的一个基本见解。人是自然的产物。人这个自然的产物通过对其他自然产物的加工, 制造成了一个人文世界。这个加过工的世界虽然和原来未加过工的自然面貌有所不同, 但仍是自然的一部分。我觉得马林诺夫斯基对文化的基本看法实质上是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一脉相承。其重要之点就在把文化和自然的“缺环”连接上了。这是把文化作为物质、社会和精神结合一体的基本看法。把人文世界拉回到自然世界, 成了个能实证的实体。我在文中也谈到这个文化论的观点在我们东方早就有了。

与马林诺夫斯基老师齐名的人类学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曾说, 社会学的老祖应当是中国的荀子。这提醒了我们,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有着重视人文世界的根子。这位自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类学家认为, 人文世界中最大的创造是社会, 而这一点在古老的中国传统里头已经得到充分的论证。从一方面, 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引用荀子的论述中, 让社会人类学进一步接近了我这里说的文化的社会性。可是, 他本来时常引用“结构”这个概念来形容社会, 也不自觉地沿用了“社会物理学”的做法, 只是在后来论述“礼仪”时, 更多地采纳了中国文化的观点, 但并不够系统。西方文化从重视自然世界的这一方向发生了技术革命, 称霸了300 多年, 人文世界必须要依托自然世界, 那是不错的。但是, 只看见自然世界而看不到人文世界是危险的。为了说明这个观点, 1997 年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看法。我感到“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 并不是哪一个个人的主观空想。有志于研究社会和文化的学者对当前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自然会特别关注, 所以我到了耄老之年, 还要呼吁“文化自觉”, 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用实证的态度, 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文化。这一点在人类进入21 世纪时已经得到教训。

“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 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 不是要“复旧”, 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 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 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 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 经过自主的适应, 和其他文化一起, 取长补短, 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

“文化自觉”这个概念, 表达了我的一个愿望, 我一直想认识的中国文化的特点。要认识和把握自己的文化特点, 就要考察我们文化中的“天人观”的独特性及对世界上不同文化的和平共处可能有什么贡献。2002 年我在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发表《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一文, 说到东西方的“天人观”存在着重大分歧。西方的“天人对立论”在当今世界上与利己主义的文化价值观结合, 对全球的大众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从以往的历史看, 这种观点曾在西方文化取得世界文化领先地位的事业中立过功, 在许多非西方民族的现代化建设中也曾起推动作用。但是到了目前, 我担心它走上了另外一个方向, 如导致生态问题和文化关系的紧张等。我认为西方文化在强调人利用自然这一点上是有别于东方文化的, 这个差别同时也折射出中国“天人合一”传统的重要性。我没有上过私塾, 以往对东方文化也缺乏基本的训练。90 岁以后开始补课, 其中列入补习范围的有中国文化史。这门艰深的学问对我来说十分陌生。我在开始注意到它之前将近半个世纪里, 采纳的学术研究方法是西方实证主义的社区调查方法。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反思”, 逐步发现来自社会人类学功能学派文化论的民族志方法, 使我没有跟上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对我给出“文明社会的人类学”期望。为了补上“文明”这一课, 我补读了一些社会学理论, 也初步涉猎了文化史论著, 注意到我故乡邻县无锡出生的钱穆先生的著作, 特别是他对儒学和东方文化差异的论述, 觉得它们对我关于“文化自觉”的思考有许多帮助。

我的意思不是说, 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者要像我那样到这把年纪才补学文化史。但是我确实在这当中看到了西方社会科学长期采纳的“天人对立论”所缺乏的因素。中国文化传统里尤其推重太极之说, 意思大致就是指“天人合一”的终极状态, 是二合为一的基本公式。我们一向反对无止境地用“物尽其用”的态度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主张像潘光旦先生论述的“位育”那样在自然、历史和社会中找到适合人的位子。中国文化中的这种“中庸之道”, 追求一而二、二而一, 哲学上虽难于论到家, 但实际与儒家的“大同”论也能融会贯通。我一直相信, 这一有别于西方“天人对立论”的观点, 有助于“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多元化, 有助于防止人类在文化冲撞中同归于尽。

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在今后二三十年要面对一个新的时代。在全世界范围内, 尊重人文社会科学的成就和科学地位, 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研究成果及影响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的考察成为潮流。这些年来, 一系列世界性的事件表明, 自然科学如何服务于人类, 这个问题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家的思考。并不是说我们不要自然科学, 我的意思无非是说,在21 世纪里, 那种曾经产生广泛影响的、西方中心的“天人对立论”, 有必要也有可能得到纠正, 而在这个反思的过程中, 中国文化的研究者要承担起自己的新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