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着说着就回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自由。我们解决移动效率，克服空间的限制，而今天人类已经不仅克服了空间的限制，正在克服时间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达到了空前的自由。

但我们真的自由吗？或者用我们前面的话说，我们到底是像植物一样，还是像动物一样呢？在一般人看来，植物是不自由的，而动物才是自由的，植物一出生就被判终身监禁，一出生就被双规了，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待上一生，终身监禁。

而动物呢，可以自由地行走，虽然动物的自由度不太一样，飞禽比走兽自由度更高。我们一般把飞作为自由的象征，很多写监狱的电影里头，经常会看到这个主人公在看着天空中的一只鸟，在那儿发呆。

但其实自由的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如果你失去了所有的束缚，你真的就自由吗？比如说如果你有幸成为宇航员，你能到太空里头，你首先会体会到失重的感觉。失重应该说比飞鸟的感觉还要好，因为鸟毕竟是有重量的，失重就完全没有地心引力的束缚了，但那就自由吗？

其实那是很不自由的。失重有时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你无所适从，你找不到方向。有时候我们想事情，我们的思维其实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想什么东西都想不动，脑子里头一片空白，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不自由，你的思想处于一种高度不自由的状态。

还有一种时候其实也是很不自由，就是你在想一个问题的时候，头脑当中万马奔腾，会有大量的碎片化的信息随时涌出来，随时聚合，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象，比电脑屏保的图形变化还要快。这时你想停下来你还停不下来，运动的速度很快，变化的速度很快，但是它没有方向，没有结果，其实那也是一种不自由的状态。

所以哲学家把自由分成两种，一种叫积极自由，或者叫肯定性的自由。我自由地去干什么，我自由地去哪儿，我自由地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还有一种自由叫消极自由，或者说叫否则性自由，前一种自由叫Free to，自由地干什么；后一种自由叫Free from，免于干什么。

有一个哲学家叫以赛亚·伯林，他认为免于什么的自由，要比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种自由更可贵，更不容易得到。比如说在某一时刻，我不想被打扰，不想被裹挟，寻求一种消极自由，而不是积极自由。

积极自由是一种要履行的自由，消极自由是一种要有自己的独立空间，有自己的家的那种自由，这两种自由你很难说哪一种自由更可贵。如果要我来说的话，是后一种自由更可贵。回到我们刚开始的话题，到底是动物的自由更可贵，还是植物的自由更可贵？到底是失重的自由好，还是被重量束缚的那种自由好？

我们今天真的是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就是失重的自由，但是如果我们的自由就是像羽毛一样地随风飘舞的时候，那其实不是自由，那是不由自主，你没有自己的方向，你随时被裹挟，你随时被打扰，你找不到你自己想呆的地方，你想静静，不大可能。

有一本讲信息史的书，它前面讲了好多关于人类如何通过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而达到自由的历史，但是这个书讲到最后的时候说，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是，每天都有新消息，每时每刻每秒都有新消息，大量的信息像潮水一样涌来，但是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其实一无所得。

我们现在每天刷微信的时间间隔是六到十分钟，我们每天花在微信上的时间平均是两个半小时，有的人可能还更多。我们这个时候有的恰恰可能不是自由感，是流浪感和漂泊感，或者说是在流浪和漂泊当中的一种不安和焦虑，这是我们今天过度互联和信息超载，使人获得了充分自由之后，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一种不自由。

所以卡尔维诺说，我们不应该像羽毛那样的飘，Fly；我们应该与这种失重的状态，无所适从的状态去抗争，去Fight，那最后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达到叫Flight，飞翔。鸟之所以飞翔，是因为它一方面有失重感，它能够克服地心引力；另一方面，它其实并没有完全失重，它是有一种重量的。

飞鸟和羽毛最大的不一样是因为它有重量，因为这种重量，它能够保持一种方向感，这种在飞翔当中才会有真正的自由，一方面它可以想要到一个地方，另一方面，它可以免于被裹挟，免于被打扰。

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过度互联和信息超载以后的伪自由，或者说是一种表面上自由，实际上已经完全的身不由己的一种状态，一种浮皮潦草的贪多求全当中，最后形成的一种焦虑和恐慌。

高度互联已经成为一种资源，一种像空气一样近似于免费的资源，但是如何不互联，如何不失重，不被打扰，不被裹挟，那是一种能力。就是说能够失重，能够有极高的移动效率，已经变成一种资源；如何降低移动效率，将这种移动性在某一个时刻降到零，让自己免于被打扰，免于被裹挟，它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意志。

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现在已经患上了严重的手机成瘾症，他说他一旦离开手机，一旦不去玩手机，他就会陷入到一种焦躁不安当中。手机是他的魂，他丢了手机就是丢了魂。他每天睡觉之前，他必须必须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手机交给他的夫人，让他的夫人藏在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这样他就能够睡一个安稳觉。

我这个朋友的办法倒是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就是通过表面上剥夺自己的自由，而让自己获得某种自由，而不是听任这种自由的权利泛滥，而让自己完全地被绑架，被虏获，被监禁。尼采曾经说过，说我们每个人出生就在一个监狱里头，这个监狱的围墙就是我们的目光的尽头，我们能看多远，那个监狱的围墙就有多远。

所以为了提高自由，你就要不断地让自己的目光变得远大，让你自己的监狱稍微大一点，但是你终究是带监狱里头。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了管理大师德鲁克在二十多年前说到的一段话。

他说，在几百年之后，人类在回顾这段历史，历史学家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会发现可能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不是技术，不是互联网，不是电子商务，而是发生了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一个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就是人类面临的选择是如此之多，它已经不仅变得不稀缺，而且是像洪水一样的，你无可抵挡。而人类的选择能力，一点都没有增长。

人类面临的选择呈指数级增长，而人类的选择能力连算术级增长都没有，这个时候我们会陷入到一种极端无助的状态。人类都在盼望自由，这就是说人类一直在追求自由，所谓自由就是让自己的选择变得更多。今天选择不是更多，是无限多，你过去说是因为口渴，你希望有水喝；当这时候上来的不是一杯水，一壶水，而是一场巨大的洪水的时候，那有多可怕？

几年前我碰到张朝阳的时候，他给我讲到了一套关于人类的大脑和情绪之间反差的理论，据他讲，是人类管算计，管捕捉信息、处理信息的这个部分已经增加了四到五倍；而人类管情绪控制，管这些如何让他们去处理这些信息，相当于这些处理信息的人的管家，主人的那部分功能一点都没有增加。

这就意味着小马拉大车，所以通信越来越发达，人类的移动能力越来越高，从一种福音变成了一种巨大的挑战。人类稀缺的不再是所谓的移动性，不再是所谓的积极自由，而是一种消极自由，我们需要找到一种独属于自己的洞穴或者叫神圣空间。洞穴就是从移动到非移动的一个空间，外面所有的力量和信息都进不来，你自己可以做到免于被打扰和免于被裹挟。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欧洲的一个小国，这个国家叫列支敦士登，它的人口好像只有两万人，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是德语，列支敦士登就是德语，叫Liechtenstein，在德语里头就是白色的石头，爱因斯坦叫一块石头，列支敦士登其实就是指一块白色的石头。

那这个名称是如何来的呢？它来自于圣经上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上帝对那些坚持不怠的人说，我将给你们每个人一块白色的石头，这块石头上写着只有受试者本人才能认得出的文字。每一个人其实都能够找到一块这样的石头，它上头写着你的名字，记载着你所有的这一切，你跟别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都是白色的石头，上面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之所以上边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是因为你有一个神圣的空间，你能够自己做主，而不是不由自主；你不是一片随风而逝的羽毛，而是一只自主飞翔的鸟。你有自己的经历，你有自己独特的焦虑、困惑、成就、欢喜，这些东西都写在这块石头上。

经济学已经从稀缺经济学变成丰饶经济学，与此相应的是我们观察世界，我们应对世界的方式也产生了变化，我们过去关注的是稀缺，我们过去应对的也是稀缺。而今天人类必须要具备一种能力，如何应对所谓的丰饶，如何应对所谓的自由，避免这种极度的自由当中陷入极端的不自由，从而在重和失重之间，找到一个非常难找到的平衡点，在一个诺大的自由的世界里头，找到一个看似不自由的世界，从而获得自由，这是我们今天人类面临的一个新的难题。

本音频文字选自吴伯凡在罗辑思维的演讲《人类史就是一部通信史》第三部分，有删减和编辑，查看完整演讲视频请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