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佑平谈社会组织抗疫：答卷尚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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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对于中国社会组织在此次抗疫的表现，慈善领域的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见解。已浸淫慈善公益领域十余年的刘佑平老师对此有何看法呢？近期，刘佑平老师接受了善达网马广志老师的采访。
刘佑平现任中国慈善联合会（下称“中慈联”）常务副秘书长。早年曾从事历史文化研究，后转身为媒体人，任《公益时报》总编辑，自此为慈善事业弦歌不辍，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制度建设与行业发展，贡献了不少独立见解。
在回复中，刘佑平说：“从疫情开始，我在接受《中国慈善家》杂志非正式采访后，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疫情期间，再不凑热闹发声，所以婉拒了10多次采访要求。4月8日，武汉解封了，疫情第一阶段结束。因此也可以不再自我禁声了。”
“我受的教育，强调克己复礼为仁。”刘佑平老师说。他无意争锋，但对慈善公益事业变化的趋势，却一直有敏锐的观察。他的思考能够跳出表象的分析，从更深的层次上分析社会组织在抗疫中的得与失。这种宏观的关切，让他的观察具有了一种时间的穿透力和历史感。
在文章即将发表时，刘佑平老师叮嘱说，“首先声明，本次访谈中，我只是以个人身份，我所说的，只是一个十多年公益慈善从业者的看法，不代表机构的态度，与我所服务的机构无关。这一点必须要特别强调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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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马广志 排版 | 胡葵玉
刘佑平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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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速读
* 这次疫情是对我国社会组织的一次大考。可喜的是，与在2003年SARS、2008年汶川地震、2013年雅安地震中的表现相比，社会组织此次交出的答卷出色多了，进步很明显。整体上反应快，应对及时，贡献巨大，向全社会彰显了中国的民间力量。
*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社会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公益慈善行业生态中的一种现代化存在。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特别是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枢纽型组织的作用就显得非常突出。
* 目前政社不分，更多的责任还在社会组织自身。因为很多社会组织，像一个长不大的巨婴，特别依赖政府，缺乏独立意识，甚至自动官僚化、行政化、附庸化，说得好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说得不好就是根本不知道中央文件要求的社会组织依法自治为何物。
* 对中国社会组织来说，经历过这次疫情大考、试炼，再加上不断反思，应该会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如果能够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应该也是机遇。
“社会组织此次交出的答卷出色多了”
马广志：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次新冠疫情的严重性的，有什么感受？
刘佑平：疫情是去年12月底在武汉发端的，随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我也注意到了相关报道。但那时根本没在意此事，1月12日，中国慈善联合会还在京举办了中国慈善年会，邀请了武汉的多位会员参加。
就是到20日，钟南山在央视上表示 “现在已经存在有人传人，同时医务人员也有传染，所以要提高警惕”时，我还没有危险感。因为钟院士还说了一句“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正在爬坡，但是相比SARS传染性没那么强”，而我是经历过2003年SARS的。不过，看了电视后，我还是从同事那里要了几十个口罩。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准备这么多口罩。
1月23日武汉封城后，我取消了正月初三回长沙的高铁票，因为高铁要经过武汉，担心被传染。但当天，我还在北京冒险请朋友聚会用餐，觉得新冠病毒离我们还远。
马广志：你们当时有哪些动作？
刘佑平：武汉封城当天，我代表中慈联跟在武汉的会员联系，并和同事韩雪一起开始协调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对武汉的援助。
我问湖北慈善总会秘书长谭光华：“武汉人民这次受累了，您和慈善会同仁一切安好吧！”当得知“目前总会已经接受转赠口罩65万只，秘书处同事都挺好的。”我即回复：“这是今天听到的最好的消息，谢谢您的分享！请转达中慈联对大家的问候，并深深地祝福你们幸福平安！”当天，我们还与中慈联副会长、当代集团董事长艾路明和当代慈善基金会进行了联系，了解情况。
不久，我们中慈联在行业中较早向会员和慈善力量发出了抗疫倡议，并得到广泛响应。
从武汉封城这一天起，我和我们中慈联的同事们即进入了长达两个多月，至今还未结束的 “抗疫时期”，主要是以湖北抗疫需求信息沟通和传递、资源对接和协调、抗疫捐赠和项目信息收集和传播、相关倡导和建议、反思总结为主的抗疫工作，特别是在初期的全民抗疫动员、疫情期间的抗疫捐赠信息统计发布方面，做了一些其他社会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受到了领导的肯定。但我觉得做得还远远不够，没能满足会员和行业的要求。
但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中慈联的会员，特别是一些副会长、理事，在这次抗击疫情中，有非常出色的表现，或慷慨捐赠，或筹集善款，或全球采购，或技术支持，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抗疫活动，为打赢这场全面抗击疫情的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我亲自参加过一位副会长黄涛的捐赠决策过程，令我很感动。
本来计划捐赠1亿元，后来在讨论过程中，听到汇报说疫情特别严重后，亲自拍板增加到1.2亿元。要知道他们的企业，属于受疫情的影响最大的那一类。但在大灾大难来临时，却表现了历史担当和企业责任，真如某人所说：今天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身上，“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此外，慷慨捐赠的腾讯基金会、国强基金会、和的基金会，跨境采购的党彦宝、卢德之、杨澜……这样的中慈联会领导、理事，还可以列出一长串，他们才是中慈联的真正代表、真正的抗疫英雄！
马广志：疫情爆发后，不同的社会组织发起了各类援助行动。其中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您的评价是什么？
刘佑平：这次疫情是对我国社会组织的一次大考。可喜的是，与在2003年SARS、2008年汶川地震、2013年雅安地震中的表现相比，社会组织此次交出的答卷出色多了，进步很明显。整体上反应快，应对及时，贡献巨大，向全社会彰显了中国的民间力量。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马广志：但也有声音说，社会组织对参与抗疫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刘佑平：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场景很复杂，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其他类型的灾害。
一是在时间上，疫情之初在春节爆发出来，正值放假期间，人员流动大。第二，新冠肺炎是潜伏期长、无症状传播者存在、传染快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抗疫的主要力量是医护人员，一般社会组织都进不去，进去了反而是添乱。第三，民政部26日发布公告明确指定湖北5家慈善组织接受抗疫物资捐赠，一度引起误读。
从这三个方面看，社会组织确实会有一种参与的无力感。但是从很多社会组织的表现来看，其反应的迅速、及时还是可圈可点的。
比如湖北的几家慈善组织，虽然武汉红十字会曾受到质疑，但他们为抗击疫情所做的贡献却不能被湮灭，特别是社会化改革比较成功的湖北慈善总会，表现非常出色，短时间内承受了那么大的工作量，他们所感受到艰辛，远非我们这些远离武汉疫区的公益人所能理解的。
除了当地慈善组织，全国很多社会组织也已开展救援行动，比如浙江慈善联合会、深圳壹基金等机构，疫情之初就开始进行社会动员、公众筹款和项目设计等。全国的慈善会系统也大都启动了抗疫模式，在动员公众、筹集款物方面，发挥了主渠道的作用。
有些基金会在抗疫行动中还起到了头部组织的作用，比如，阿里巴巴基金会和马云基金会、腾讯慈善基金会、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等，不仅仅为抗疫提供了大量资金，更主要的是在行业里起了表率作用，在全社会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除了反应迅速、及时，社会组织自发地与政府、企业、甚至是科技和学术界开展的跨界合作也让我印象深刻，而且与社会特别是媒体也有比较好的互动，同时进行了多次的行业反思总结，这对行业的未来发展很重要。
“枢纽型组织的缺位是最大的痛”
马广志：反思之一就是，在应对这次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上，社会组织暴露出了一些短板和不足。您认为社会组织在参与抗疫中暴露了哪些问题？
刘佑平：有四个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一是社会组织依然面临着整体能力不足的问题。虽然有些社会组织在抗疫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也表现了头部特征，但如果作为一个行业来看，整体上还是很弱小的。第二，很大部分的社会组织独立性不强，对政府依赖性太大。第三，社会组织的联合不够，特别是行业组织缺位，导致整个社会组织内部的响应机制、动员机制、协调机制，外部与政府部门、商业部门、国际社会的整体性和公共性沟通协调机制没有建立。最后，公共健康、医疗卫生类社会组织太少了，而且也不专业，说明我们对生命的重视还远远不够。
马广志：您多年在中慈联工作，之前又有在公益媒体工作经历，了解整个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对于上述问题的根源，您认为出在哪里？
刘佑平：这需要从内外环境两个维度来看。从外部环境来看，一是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有待提升，虽然党的十九大以来形成了社会组织发展顶层设计的宏观布局，但到落实见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二是社会慈善文化氛围还未形成。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公众信任，在我国当前由于社会诚信缺失所引发的信任危机及其社会焦虑的背景下，导致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水平不够高，所以其发展壮大就差强人意了。
从内部环境来看，就是社会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整个行业还是一种碎片化、原子化的状态，近些年有些变化，但并未从根本上改观。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合意识、合作精神、协同发展等都极其缺乏，完全不能满足现代社会治理和人民群众的慈善需求。而且，整个行业精英太少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我所说的“精英”，是指有情怀、懂专业、有能力、有影响力和号召力而又愿意付出的人，跟政府部门和商业部门相比，实在太少。
马广志：有学者提出，对大灾大难的救援需要有一个枢纽平台来衔接政府系统和民间公益力量。您是否同意这种看法，应该如何构建这样一个枢纽平台？
刘佑平：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社会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公益慈善行业生态中的一种现代化存在。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特别是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枢纽型组织的作用就显得非常突出。
这次抗击疫情中，枢纽型组织的缺位是最大的痛，我多次参加行业中的社会组织抗击疫情在线交流讨论会，都听到了相同的反映。说实话，作为一个致力于推动行业组织发展的慈善工作者，我有深深的愧疚感。枢纽型组织，可以是由很多头部组织来担当，也可以由一些半官方的群团组织来担当，其实更应该由行业组织来担当。《慈善法》专门有一条“慈善组织可以依法成立行业组织”。这种枢纽型组织的建立，可以自下而上联合，也可以自上而下联合，没有一定的标准，谁适应行业发展，谁就“胜者为王”。
枢纽型组织的建立，需要几个方面共同努力：一是现有的行业组织，要摆正位置，要归位，既不要越位，自己去当战斗员；更不能缺位，该你出面去动员、组织、协调、链接、服务、监督、促进，一样不能少。
二是各个社会组织，要有行业协调的意识，要有联合的意愿，不能搞英雄主义，单打独斗的时代不行了，特别是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更要讲究协同作战。
三是政府要有意识培训枢纽型组织、行业组织，要给这些组织授权，让他们承接原来由政府承担的一部分功能。政府要做指导者，不要做主导者，在具体业务上，让行业之间、社会组织之间，学会自治，自我联合和协调作战。枢纽型组织、行业组织、协作平台，可以自上而下建立，也可以自下而上建立，要允许不同模式的探索，以是否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为标准。
“要强调合作，千万不要搞对抗”
马广志：政社关系也是疫情期间业内关注的焦点之一，您的观察是怎样的？前不久，民政部称要提高政府监管慈善能力，这对政社关系的未来走向有什么影响？
刘佑平：关于政社关系的讨论，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疫情期间，政府各部门出台了近40项支持慈善公益事业、鼓励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释放了许多积极信号。民政部一位副部长深入到武汉疫区指导工作，成为最美逆行者；慈善社工司司长现在还坚守在湖北抗疫一线。这种关键时刻，他们表现的不仅是个人情怀和担当，更代表了政府的态度。
当然，不同地方不同部门对社会组织的态度也是不同的，有的尽力为社会组织服务，有的则持无所谓，甚至是不信任的态度。对此我们不能苛求，不能要求官员就是标准的机器人在执政。
“路漫漫其修远兮”，构建良好的政社关系还任重而道远。特别是社会组织，还需要学会如何深刻领会中央的决策精神，学会与各个部门和各个层级的政府打交道，因为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人民谋福祉，所以要强调合作，千万不要搞对抗。
马广志：其实，早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但到现在政社的边界并未厘清。
刘佑平：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形成的现代社会组织体系，到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强调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但在这次抗击疫情中，正如原上海民政局局长马伊里等专家所说，社会组织姓“社”的成份不够，对政府形成了依赖、依靠，甚至政社不分的现象也时有出现。这既有政府管理部门的责任，更有社会组织本身的问题。
中央推动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多少年了，但有些政府部门特别是有些地方的相关管理部门，还没有从根本上理解中央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的重大转变，没有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转型的意识，仍然抱着那点权力不放，甚至还老想给自我授权，手伸得越来越长，连社会组织吃喝拉撒睡等微观事务都想管，防碍了社会组织的依法自治，压抑了民间的社会活力，也不利于社会创新。
马广志：政府是社会组织的利益相关方之一，但社会组织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上，还是存在诸多问题的。
刘佑平：是的。目前政社不分，更多的责任还在社会组织自身。因为很多社会组织，像一个长不大的巨婴，特别依赖政府，缺乏独立意识，甚至自动官僚化、行政化、附庸化，说得好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说得不好就是根本不知道中央文件要求的社会组织依法自治为何物。
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社会组织天生基因里少“钙”，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社会组织必须补“钙”！依法自治，是中国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社会组织提出的紧迫要求！当然，依法自治，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进行，这是中国的特色，也是宪法的要求，是中国慈善和社会组织的前提。
“一场特殊的慈善启蒙教育”
马广志：目前，疫情防控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后疫情时期，社会组织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刘佑平：在新的阶段，社会组织要做三件事情，
一是国际疫情形势这么严峻，作为曾经享受对外开放好处或者说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社会组织，理应继续为全球抗疫作出应有的贡献和担当。中国社会组织最近这一段时间在全球抗疫中已有不错的表现，现在要更加积极配合国家整体外交大局和国际战略，发挥中国民间慈善的力量，彰显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为人类社会这个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慈善与社会组织的力量。
二是，要积极总结反思。特别是如何建立中国社会组织应对公共突发灾难的机制，亡羊补牢，如果下次灾难来临，我们是否做好准备？
三是，社会组织要跳出狭窄的小圈子思维，置身于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思考问题，中国社会组织如何应对人类历史上这次最严重的危机？如何帮助恢复社会的繁荣和保障并增进人民的福祉？在这一点上，广东的和的基金会就走在了很多机构的前面。他们推出的“和衷共济”小微企2亿元应急支援计划，为小微企业化解疫情危机、纾解生存困境提供了有力支持，这种慈善就跳出了原来很多人固守的慈善小圈子，站在社会经济的发展来思考问题、社会问题，具有很大的示范和启迪意义。
马广志：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使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到了一个高峰，2008年因此也被誉为中国慈善事业上的“公益元年”。未来再回顾2020年初的这场公共卫生危机，您觉得应该如何评价？
刘佑平：2008年汶川地震是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之后，中国民间公益慈善事业的一次全民性、总体性大爆发，称之为“全民公益元年”并不为过。这次新冠疫情，对于中国慈善事业的影响，也值得高度重视和评价，但从全球来看，我们现在还处在事件过程中，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我们可以尝试来作一些分析预测，是否准确，要等日后再来验证。
一是慈善启蒙。2008年是慈善启蒙，2020年同样是一场特殊的慈善启蒙教育。启蒙就意味着改变人们的观念、想法、认知，疫情让慈善理念和社会组织更深入到公众视野，然后让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更加信任和支持慈善事业，信赖社会组织。
二是对于国际社会而言，这也是第一次展示了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的整体力量。此处我就先不展开来说了，下次专题讨论。
三是对中国社会组织来说，经历过这次疫情大考、试炼，再加上不断反思，应该会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如果能够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应该也是机遇。纵观国际上，重大危机来临时，往往能够看出我们这个行业的短处，经过“市场”的正向淘汰，也能够促进行业重新洗牌，并尽快形成社会组织生态新格局。如果能够倒逼机制体制的变革，那就更是意外收获了。
马广志：以现在疫情发展造成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影响，有学者认为，这件事会是改变历史的大事件。作为公益研究专家，您对于中国慈善事业的未来有什么期许？
刘佑平：这次疫情是一次大考，对全人类是，对中国也是，对中国的社会组织乃至整个慈善事业，都是一大考验。虽然抗疫过程中，慈善行业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但我特别期待我们的社会组织能够吸取其中教训，进行总结反思，甚至以此为契机，提升整体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机制和能力，提升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媒体以及社会公众的互动、联合、协同合作能力，加速推动整个公益慈善行业的现代化进程，为推动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增进人类福祉，作出慈善力量和社会组织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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