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 20 日的凌晨四点，上海的天空还未迎来太阳升起，北北提着一大一小两个行李箱，准备与自己的大学校园阔别。这是她最后一次离开学校，作为应届毕业生，这次道别与她想象中的大相径庭。
在她离校的前一夜，上海刚下过一场雨，天空变成了一片纯净透亮的蓝色，湿漉漉的水汽包裹着整座空旷的校园。从宿舍走到校门口只有不到 900 米的距离，但这一路，北北走得很慢。
走过教学楼，小石桥与图书馆，她唯一遇见的人是学校里的保洁大叔，正在清扫被雨水打落的树叶。路过保洁大叔的时候，北北与大叔说了声「再见」，这是此刻的校园里她唯一能与之道别的人。大叔问北北，「要走啦，还会回来吗？」北北顿了一下，回了句「应该不会了吧。」
快要走到校门口了，北北不自觉加快了步伐。在校门口前方有一块很大的草坪，她望着草坪回想起去年这个时候，有很多毕业生穿着学士服在草坪上拍毕业照，北北本以为今年的毕业季，自己也会留下这样一份普通却又珍贵的纪念，但没想到，她甚至都没有穿上学士服的机会，送别她的，只有这一片凌晨时分空空如也的校园。
走出校门口的刹那，北北多日以来，对学校那份复杂而又强烈的情感似乎突然被冲散了：怀念、遗憾、质疑、愤懑……在一瞬间烟消云散。那扇校门明明不大，但却像一道结界一般将她与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这是六十多天以来，她第一次踏出校门，踏入另一个新的世界。
提前好几天约好的保供车已经在校门外等候她，为了这趟 13 公里的路途，北北支付了 500 块钱的车费。在临行的前一晚，她出于担心还提醒了司机好几次，别忘了来接送自己。坐上车，悬浮已久的心似乎总算放松了一些，她摇下车窗，高速公路两侧的绿色接连映入眼中，初夏的暖风不断涌入车窗，风拂过北北脸颊时变得如此具体如此真实，她已经记不得上一次这样吹风是在什么时候了。
登上开往家乡宁波站的列车，北北静静地靠在座椅上，回忆起自己的大学。她回忆起在高考前对于大学的美好憧憬，自己曾经拥有过的「正常」的大学生活，以及当疫情开始后，大学的变化与转折所形成的巨大落差。
01
平凡的自由
在进入大学之前，北北和许多同龄人对于大学充满了美好的期待与向往。
北北的高中，到了午休时间经常会播放一档叫作《姚中之声》的校园电台栏目，在这档栏目里会有一些已经升入大学的学长学姐讲述自己的大学生活，这也构建了北北对于大学校园的想象，「有复旦的学姐分享她对金钱的观念，有中传的学生分享他们拍的片子.......从他们描述的大学经验中，我感到大学能赋予我新的认知和机会，我也由此产生了许多对大学的美好幻想。」
她还记得直到高考的前一天，当其他同学正趴在课桌上午休，自己还是在专注地听着栏目里播放的内容，这也是她高中的日子里最后一次听到这个电台栏目。在那期节目里，一位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学长讲述了自己在大学组乐队的经历，「这位学长说自己组织了一个很有趣的乐队，会带着乐队四处演出，结识了一批喜爱摇滚乐的朋友，我感觉非常震撼，他让我认识到大学是可以带给你全方面的成长」。
在上高中的时候，北北就一直对于高中的应试教育保持怀疑。她的高中是寄宿制的学校，每周只有周六的才能回家一次，到了周日的中午又要从家赶回学校，相当于每周离开学校的时间只有 20 个小时。对于这种紧张的、封闭的高中生活节奏，她早已感到了厌倦，「我完全没有日常，所有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唯一的目标在打转，所以我真的非常期待上大学，像我的学长学姐一样，可以自主地去构建自己的生活」。
18 年，北北终于进入了一个自己还算满意的大学。回忆起这四年的大学时光，她能明显感受那条由疫情而产生的分界线，让她感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大学生活体验。
北北从大一起就在学辩论，练习赛、模拟赛、改稿子，这基本充斥了她的课余生活。到了夏天，她会去染头发，约定和闺蜜去理发店剪一模一样的头，爸爸听说后直冲到店里劈头盖脸把她骂了一顿，觉得一个女孩子如果变得再漂亮，不学习就会荒废了。她还记得 2019 年的时候， 第一次到杭州看 livehouse。大家手拉着手、手搭着肩在演出空间里开火车，有人吹泡泡、有人大笑。“特别开心”是北北反复提及的四个字。她从高中以来一直在等待着这样一个时机，能名正言顺地慢慢回家，或者去做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大学的前两年，北北是在学校的上海松江校区度过的。松江区聚集着上海的近十所高校，组成了一个面积超过 500 万平米的大学城。一条叫作「文汇路」的主干道，横亘在大学城的中心线上，将大学城划分为两个半区。这条路上遍布着许多超市、便利店与餐馆，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总是能在这里看到来自周边各个学校的学生聚集于此。
除了这些便利设施之外，文汇路上还有一家游泳馆，这也是北北在夏天最常去的地方，她就是在这里学会了游泳。那是北北在上海见过的最大的游泳馆，因为地处大学城，游泳馆的票价非常便宜，只要 15 元就能痛快游一回。「跳进水里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自由，觉得自己还有很多时间，去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后来被封校的日子里，北北会经常回忆起自己游泳时的记忆。对于北北而言，那是一种「平凡的自由感」。她还记得有一次，自己在游泳馆里游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出来时正值黄昏落日时分。落日的光芒洒满大学城的街道，就连水果摊上的橙子都被附上一层金纱般的色泽。她去小摊贩那里买了一份凉面，一边吃着，一边慢慢悠悠地散步回宿舍。「没有什么事情要忙，也完全不用为明天而担忧，只有那种因缓慢而产生的惬意感」，对于北北而言，这些稀松的日常变为了她在日后回忆大学生涯时的宝藏。
疫情开始之后，「必要」与「非必要」变成了所有学生衡量一切行为事物的准则。北北所在的学校，在疫情开始之后，便要求每个学生每天中午 12 点前，都需要在班级群中打卡上报自己的地理位置。如果有学生没有上报，辅导员就会打电话提醒。而这种打卡几乎是全年无休的，无论是周末还是寒暑假，打卡的消息总会定时在班级群里响起，提醒北北自己正处于「非必要不流动」的处境之中。
「这些要求会在潜移默化里降低我们想要流动的想法，它不是直接给你罩上了一个笼子，而是让你在内心隐隐觉得流动是不好的、学生是不应该流动的，无论你想去哪里，都需要先提前想象这种行为的必要性是什么。」
北北记得在不久之前，自己在小红书上刷到一个帖子，帖主洗澡时偷听到两位学妹的对话，一位学妹说，「我听说以前大学没课的时候，是可以出去玩的，还可以去其他地方旅行。」另一位学妹回道，「哦，是吗？我以为大学和高中是一样的」学妹轻轻的一句反问，让北北心中产生了一股酸涩的滋味，「作为 20 年后入学的学生，她们甚至都没有体验过自由，又怎么能知道自由是什么样的呢？」
今年三月份，上海疫情的爆发使得北北与几十万名大学生一起，进入了一段长达近三个月的全封闭管理模式。她之前从未想过，自己的大学生活竟是在这种状态下划下了句点。
在封校两个多月后，她觉得自己快“疯”了，更准确地说，是疯了都想要离开封闭管理的学校。在毕业的日期愈发临近的日子里，她甚至产生了想要「延毕」的打算。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导致她对于自己是否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是否能有钱租得起市区的房子感到焦虑。
而另一层原因是她觉得遗憾，北北对大学生活的期待与幻想，或是在奋力感受和实践作为大学生能有的一切可能性时，疫情让这些可能性变成了一个个泡泡，突然地被戳破了。「我觉得我的大学生活真的有太多太多遗憾了，如果可以延毕一年的话，我可以去旅行，可以去做更多实习工作，去其他地方当义工，我是真的想要把这一年补上，我想要一个完整的大学时代。」
02
被切断的路
周彤的大学位于重庆，她是法律专业的一名学生。从疫情爆发开始直到现在，她的学校在很长一部分时间内，都需要经过审批才能走出校门。
学生出校的审批决策，往往是下放到每个学院的辅导员手中，而对于什么缘由可以出校，什么缘由是不能出校的，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周彤眼里，学生能否出校的自由度，主要是看辅导员是不是「好说话的」，而她所在学院的辅导员，恰恰是不好说话的那种类型。
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面对学生们的出校理由，每个辅导员心中都有一把自己的丈量尺。但如果一个学生经常要申请出校，在辅导员眼中，他可能就是「多事」、「刺头」、也会尽量去减少他审批通过的次数。周彤就曾经遇到过类似的状况，跨年夜的晚上，周彤在微信上向辅导员申请出去和朋友一起吃个饭，但辅导员却一直都没有回复她的讯息，同一时间，周彤的重庆本地室友向辅导员申请回家，却很快就得到了回应。
为什么回家可以是正当的出校理由，但与朋友聚会就是不被允许的呢？对于周彤而言，她非常珍视每一次与朋友相聚的机会，「我想的很明白，现在我们大家能聚在一起的机会真的就是聚一次少一次，而且友谊和关系就是在一起吃饭一起闲聊中慢慢积累起来的，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周彤所在的校区距离重庆的市中心较远，在以前，她与朋友们在周末总会乘坐一小时的公交来市区聚会，但现在出门，大家总会在心理盘算很久，「朋友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会突然担心辅导员会不会给你打电话，因为我们辅导员很喜欢找人谈话，他会和你聊一小时，给你做思想工作，告诉你这样做的风险与不好之处。」如果是恰逢圣诞节，跨年夜这种节点，周彤的辅导员还会一个寝室一个寝室地走访，确保学生没有偷偷溜出去，甚至在校外过夜。
难于走出校门的困境，不止影响了周彤的日常生活，也影响了她对于未来的打算和考量。
周彤所在的法学院，在每年大二的暑假都会安排学生统一外出实习。在她看来，学校安排的实习对于法学学生而言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作为本科生，我们可能只能找到律师事务所的实习职位，但如果是学校安排，就有可能进到一些中级法院、检察机关或者其他的政府部门，而且学校安排的话，待遇也会相对有保障。」
但为了降低学生的流动性，减少在外风险，学校取消了安排实习的计划，这门课业变成了老师进行线上教学，最终的考核也从实习报告变成了纸质性的作业。这种变动对于周彤和她的同学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在毕业之前，周彤希望可以尽可能进入不同的组织，体验不同的工作，例如：法律公益，律师事务所实习........但如果缺少了学校的搭线，似乎就只有进入律所实习这一条路是清晰可见的。
这种路径的切断，对于像北北一样的当届毕业生而言，似乎显得更为紧迫。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 2022 年第一季度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截止 4 月中旬，仅有 46.7％ 的求职毕业生拿到 offer，低于 2021 年的 62.8％，而这其中，只有 15.4％ 的学生已经签约。因此，这届毕业季甚至有网民评论为，是「史上最悲壮的毕业季」。
因为学校的「非必要不离沪」政策，北北的绝大部分同学包括北北自己，早已放弃了去外地就业的打算，只能四处打听上海境内的就业机会。而在北北十几个人的同学群里，大部分人都选择了考研考公的路径，直接放弃了找工作的打算。在仅剩的找工作的四个人里，也只有一人顺利与公司签了约。
03
「变成学生」
进入大学之后，喜爱长跑的阿德组建了自己的跑团。在阿德眼中，“跑步”并不止是为了强身健体，这也是他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他经常在六七点的时候醒来出门跑步，在跑步的过程中认识自己生活的城市。「坐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游览一座城市，与通过跑步游览一座城市的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在跑步时，你会对城市的道路有更加细致的接触，对于城市整个空间的架构与坐标轴之间的链接，也会在你的脑海中生成更加清晰的图画。」
在最开始组建跑团的时候，阿德的想法是带领着身边的大学女生朋友，跑出校门，跑进城市中的社区。对于阿德而言，学生也是社区的居民。
他见过很多自己身边的同学，走出校门可能也只是为了拿拿外卖，或者进行一些消费，活动范围是以学校作为轴心。如果去再远一些的地方，感觉就像是在「旅游」，对城市产生的陌生感使他们不容易与其他人发生连接。
「对于大学生而言，只有四年的时间我们就需要走出学校和社会产生接触，但如果我们和周边的社区都脱轨了，又该如何很好地去融入社会呢？」，「脱轨」是阿德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所以他的跑团成员招募，不仅只面对本校的学生，也会有一些居住在附近的居民。跑团在学生与居民之间搭建了一个相互链接彼此的平台，大家在跑步的过程中也开始互相熟络了起来。
然而，在阿德的高校开始实施严格的进出校管理制度后，跑团也难以用原先的方式继续维系。阿迪认为，学生和居民之间的生活状态本来就是很难产生交互的，通过跑步的形式，大家好不容易有一个渠道可以产生交互与共鸣，而现在那些好不容易建立起的连接却又被全部打断了。
除了创立自己的跑团之外，阿德原本每天都有大量的时间会在校外度过。从大二开始，阿德就在校外尝试接触了不少的实习或兼职的工作：在星巴克做兼职，做独立摄影师的助理，参与社群媒体的运营、写文案做策划……在这些工作中，他逐渐获得了不同于学生身份的体验，也是他建立自我认知，探索边界的过程。
在学业与工作时间之外，阿德形容自己自己更像是一个「城市游牧民」。他有很多闲暇时间可以用于散漫的生活，有时他会在清晨出门，独自一人沿着江边的街道跑步，或者和朋友们一起在公园中跳舞；下午找到一间咖啡店处理一会儿工作，再去上一节瑜伽课；到了快要睡觉的时间，自己才会回到学校里的宿舍。
阿德的轨迹是流动的，而学校只是他众多轨迹中的其中一点。而在封校开始之后，原本流动的轨迹只能牢牢固定在一个点之上。困住宿舍中的他，那些用于生活的闲暇时光，全部被睡觉与线上教学替代。对阿德而言，「学生」只是他的身份之一，但现在，阿德觉得自己「从一个不太像学生的人，完完全全的变成了一个学生」。也如北北所说，他们正在被封闭管理的规定、指令「驯服」。
最后
如今，逃离了上海的北北已经在宁波老家结束了自己的隔离期，她打算用两个月的时间去四处游荡，找回那些被封锁在春天里的自由。北北也放弃了找工作的想法，准备在明年出国留学，多去到外面走走看看；阿德也暂时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福州，恢复了自己散漫牧游式的生活。他在家乡举办了一些与运动相关的活动，希望挖掘潜藏在小城之中更为丰富与新鲜的潜力。
疫情带给这几届大学生的影响是什么？或许这个问题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全面的答案。而我们能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加入到考公考研的大潮之中，选择一条更为保守稳妥的路径。那些被「非必要」切断的不仅是闲暇的自由，也是对自我更为完整的想象。而那些留在暗处的痕迹，或许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逐渐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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