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说，今年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这句话隐喻着人们对现实步步紧逼的残酷是真实可感的。贫穷并不是一个如此遥远的话题，就如当下，人人与窘迫的情境仅有一线之隔。曾经作为记者的作家王梆，在 2010 年时飞往伦敦。她枕着沉重的行李箱，住在天花板发着霉的廉租房里，顶着贫穷的异馊，开始思忖并琢磨着“贫穷”与“尊严”的问题。在今年出版的新书《贫穷的质感》中，她从这些亲身经历出发，带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真实的、在窘境中寻求体面生活的普通人和他们的处境，以及当危机来临时，我们可以有怎样的微小对策来做一些抵抗。在这期播客中，我们从这本书出发，聊了聊为什么我们需要看见贫穷？讨论贫穷和我们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如何更好地行动与共情？本期问题青年
■ 王梆 | 出版有非虚构作品集《贫穷的质感》，电影文集《映城志》和数本绘本集，首部小说集《假装在西贡》已于2022年8月上市。作为自由记者，曾为荷兰在线，英中时报，南方都市报，香港零一等媒体撰写英国时评专栏
■ Sharon｜青年志编辑，很偶尔兼职「问题青年」主播
在现在这样充斥着不确定的情境下，困境已经不再只局限于少数人身上，它随时可能会坍塌，压垮我们中的任何一个。这两年我身边的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想法，说是“所有人在下一秒都有可能变成弱势群体”。这句话看似是客观的，但是其实这其中也夹杂着差异。以新冠疫情举例，每个人都会无差别地经历封锁，所有人也可以发起社区自救。但是你去经历的时候也能感受到，个人或社区自救是和资本化程度成正比的。在物业、人脉领域的精英化，可能解决饥饿与疾病的能力就越强。包括《贫穷的质感》的书中，也描写到了类似的情景，即大家所面临的恐慌是不对等的。王梆老师在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去描写底层阶级的人的处境，也很想听听看您在看见了和经历了这些境遇之后，你觉得它的意义是什么？有没有一些事，给你带来一些变化？▍最可怕的不是物质上的贫困，而是我们没有感到自己是被需要、被爱和被关照的。我觉得了解贫穷的意义，就是了解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了解人类实际的生存状况。在北马其顿出生的修女特蕾莎，说过一句非常有分量的话：我们有时候觉得贫穷只是因为我们感受到饥饿寒冷和无家可归，其实更深层的感受并不是饥饿寒冷和无家可归，而是 I'm unwanted, I'm unloved, I'm uncared，就是不被渴望、不被爱和不被关注。她的原话是：“The poverty of being unwanted, unloved and uncared for is the greatest poverty.”这三种情感，将人类所能感受到的最负面的情感都包含在里面了。Unwanted、unloved、uncared 融合在一起是非常有毁灭性的，是人类社会最大、最极限的一种贫困。如果我们的整个人生活在这三种极其负面的情感里的话，整个人类社会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她接着说：“We must start in our own home to remedy this kind of poverty.”就是说想要摆脱贫穷带给你的这种负面情感，就要从自身出发，从我们最熟悉的环境出发，寻找治愈的路径。从我自身来说，我是一个非常能够耐贫的人，因为我对物质的追求比较低，觉得老干妈拌个面，生活就可以打发过去了。但是这三种感情如果同时存在于我的内心深处，我可能会活得非常举步维艰，因为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完全被社会、环境、家庭抛弃的人，甚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弃物。所以，物质上的贫困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最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在物质贫困的层面建立起一个同温层，在同温层里彼此慰藉，从而摆脱这种负面的情感，让我们觉得自己是被需要、被爱和被关照的。人类社会仅仅在于物质的满足程度的话，那么精神层面我们就会活得更贫瘠，尤其是当物质已经是非常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这是一种双重的贫困。这种双重的贫困是非常致命的，它是灾难的根源。
©《我是布莱克》
但是在行动或者互助的反面，很多人往往会去指责，把穷人的处境或者贫穷的结果，说成是“替罪羊”，比如很多人会说穷人就是自己不够努力，咬定“贫穷是自身之过”，或是“贫穷的人生来就有贫穷的劣根”。他们会说穷人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努力。但这样说的人看不到结构性的问题，反而需要弱势方去自我证明。成为“替罪羊”的人也有一些共性，他们可能都是相对弱势的群体。有人失语，有人需要花很多心力解释自己的处境，最终话语权还是在那些相对强权的人手中。所以在这种时候往往可能就会陷入一种困境，因为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去改变系统，又不想去反复地自我解释、自我证明。到了这种处境的时候，我们还能有办法吗？▍摆脱替罪羊情结的唯一方法，是不要做所有人，不要做权威，不要做民众，而是做一个会独立思考的个体。我记得英剧里最吸引我、触动我的热血沸腾的场面就是民众围观绞刑。我就在想，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集体狂欢？是什么让这些民众会如此热衷于这种集体的猎巫和攻歼？我在《寻找替罪羊之旅：英国猎巫运动一瞥》那个篇章里也写了。当时的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写了一本很可怕的书叫《魔鬼学（Demonology）》。这本书完全没有任何科学根据，里面说，扔到水里会沉下去的女人就是女巫，或者身上有痣、肉瘤的就是女巫。稍微有点医学或物理学知识的人看来，这些都是经典意义上的假新闻。但是为什么在那个年代民众会对这样的假新闻趋之若鹜？这本书一出版就成了整个英国的畅销书，流行程度就像哈利波特一样。它成了一个猎巫指南，一本居家必备的实用书籍。民众竟然会对这样荒谬和非理性的言论达到痴狂甚至迷恋的程度，为什么？首先，民众根本就没有其他选项。你敢说“这个人不是女巫，他只是一个独居在林子里的穷苦寡妇”，你敢这样说吗？当他生活在一个无比暴戾的环境之下，说真话的代价变得无比之大，大到你的身家性命都可能要拿来做赌注的时候，民众是没有选择的。还有另一个原因，民众比较崇尚权威。在民众眼中，国王写的书还有假吗？奥斯卡·王尔德有一篇很短的小说叫《年轻的王子》，里面年轻的王子梦见为他的加冕长袍打捞珍珠的奴隶，捞到的珍珠越多，奴隶的脸色就变得越发苍白，捞到最后，奴隶就变得面如死灰，十分凄惨。王子第二天醒来，就把自己的龙袍和王冠都扔掉了，他穿上布衣，带上草冠，径直走进他的登基宫殿准备登基。但是民众看到这样一个不修边幅又寒酸的人就气炸了，扬言要把这个不知廉耻的草包抓起来，因为他们不愿相信这个人就是真君。在这一点上圣贤就会责怪民智，认为民智不开。但是我们想一下，民众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办法接触到获得真想的知识体系，又怎么能培养出分辨权威的能力呢？所以民众会围观、制裁、烧死替罪羊，会将替罪羊放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因为其他所有发泄民众生活不满的情绪的方式，都被一个叫做利维坦的东西堵死了。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庞大无比的东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个叫作 John Charles Turner 的心理学教授有一个关于“偏见的本质”的研究。他在研究里提到了一种“替罪羊情结”。他认为民众需要替罪羊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民众的一种抓狂情绪（frustration）。民众抓狂到他只能去寻找替罪羊，否则内心的愤满没有办法发泄。因为民众对制造这种现状的某只翻云覆雨的手感到无能为力。这只翻云覆雨的手它过于庞大，大到像利维坦那么大的时候，民众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只能把替罪羊给揪出来，然后把愤满发泄到这些替罪羊身上。所以我觉得摆脱替罪羊的情结的唯一方法，就是不要做民众，不要做所有的人，不要做权威，不要做民众，做一个个体，做一个会独立思考的个体，这是唯一不需要质证的，不做替罪羊的方式。你如果要做民众，你就是替罪羊，因为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沦为替罪羊，替罪羊是一个你逃不掉的一个现实。今天是他，明天就是你，所以真的不能做民众，你要做你自己。
说到崇尚特权，我发现近几年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不论是“小镇做题家”，还是“躺平”之类的话题上，大家讨论“特权（privilege）”这个词越来越多。这本书其实有大量的篇幅可能是在反讽那些有特权的人，涉及到了种种关于歧视的现象，从反思对贫穷的歧视延展到对女性、对种族、对残疾人、流浪者、衰老、颜值等等的歧视。但特别有意思的是，大家对于“特权”其实是反感的，有一大部分人对于特权还是不太自知的，或者是需要一定的经历和过程才能慢慢产生这种自觉。我很好奇，您有没有一些自觉自身特权的经历和过程？您怎么看大家对于“精英”的反感？▍时刻反省自身的特权，因为它随时可能会被移除。认清自己，就不会摔得那么难看。我自己会非常特意地去反省自己身上的特权，因为我并不是出生在一个很贫寒的家庭，我可能是比较幸运的。为什么要时刻反省自己身上的特权？因为它随时都可能被移除。如果你永远都觉得我是好不容易经过自己的奋斗成为了人上人，其他都是无足挂齿的小卒，那么当你身上的特权被移除的时候，你会从高空中迅速往下坠，可能比任何人跌得都要惨。我刚开始来伦敦找工作的时候，找到的都是非常不需要技能、不需要太多脑细胞的工作，比如做中华神推，你只要把客人哄高兴就可以了。尤其是遇到非常想瘦身、立刻变美的、比较有钱的女客户的时候，你知道她们最想听的是什么话，把那个话说出来就是事半功倍的。如果你觉得做这样一份工作很掉价、没有钻研、没有面子，可能是因为你对自己的认知太高了。你又没有博士学位，英语又不是好得像本地人的程度，凭什么认为你可以一找工作，别人就要你呢？这就是我自身的一个感受，认清自己，就不会摔得那么难看，认清自己，就是把自己身上所有的特权意识剔除掉的一个过程。我们能拥有一份工作真的就只是幸运，因为你身上的各种各样各个时代所积攒的一些特权在起作用。即使是你身上完全没有特权，运气也可能占了很大部分的比例。
现在很多人确实对于生活的期待被现实逐步紧逼退守。我们原本有个栏目叫做「偏航」，想记录和讲述那些勇于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可能性的人的故事，譬如有去公路上游牧的人，有在自己家乡实践性别平等的人，有选择到乡村工作生活的人。但是这两年这个栏目停更了，因为这样的生活看起来可能是一种奢侈，它需要更多的勇气和生活基础。大家选择的目的可能也发生了一些改变。譬如以往大多数的人选择留学、想去国外，是想看看更宽广的世界，或是追求一些新知，或是锻炼新的能力，更主动的选择。但是现在大家常说“润”，是被动的，大家的选择也越来越退守和保守，对环境和自我感到匮乏，是因为在当下的环境中待不下去了。您觉得“润”有用吗？会不会是从一种困境到另一种困境呢？除了“润”以外，我们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润”是个人层面的被动选择，但从公共意识的角度来说，讨论如何争取移动权，让移动权变成一种更充分的、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更能够达到的一种情境，会更有意义。我觉得陷入到“润”的情景里是很被动的。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不只有商品才能自由出入海关的社会，人也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移动权。我希望我们能够探讨更有实际效益的方法论，比如说是谁动了我们的移动权？如何争取移动权？可能要比单纯的谈论这种逃避式的“润”要更有意义。“润”这个词是走投无路、逃跑的意思。“润”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润，具有物质基础的或者智能资产的人就比较容易润。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情况是移动权被大大地收缩。即使能够真的“润”出去，也不一定能够解决内心的焦虑。因为你“润”的原动力并不是要去看世界，去经历不同的生活。今天的“润”是完全背离了这样一种理想的。你抱着一个逃离的心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即使在物理距离上跟原生地拉开了一个距离，但是心理的距离可能还是在那里的，还是很焦虑的。你是否能够适应一个新的环境，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会给任何人提建议，“要润的赶紧润”，或者“你还是别润了，你这样子还润个啥”，这种建议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人是一个变体，TA 到了不同的环境会适应、会改变，也可能完全适应不了，又不得不回到原地。要从公共意识的角度来说，我们只能去探讨更本质的问题，就是谁动了我们的移动权，如何争取移动权，让移动权变成一种更充分的、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更能够达到的一种情境。这个问题要探讨起来还是相当大的，但至少它比探讨润要有意思，因为“润”是个人层面的逃跑，这对公共生活也许不会产生很大的意义。除了逃跑之外，在面临这些不确定性的时候，大家的感知是一种恐惧。书中有提到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您写到：“我们总是想当然的以为世界会越变越好，然而历史却在重复它自身最诡异和最阴暗的部分。”所以当我们意识到这个处境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很多人会感到很绝望，这也导致很多年轻人会对贫穷或者绝望的处境有一种很深的恐惧。那怎么样去解决贫穷呢？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搞钱”。在豆瓣，有一个小组叫作“丧心病狂攒钱小组”，或者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大多数都会有一小笔存款，如果账号里没有 3000 的余额就会开始焦虑。但是反过来说，这种恐惧是不是也导致他们限制了对人生的想象，或者说这会不会是人们的一种过度现实的表现？对于更下沉的群体，来自县城，或者来自贫困家庭的人来说，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可以有什么样的选择，有什么样的想象。所以我也很想探讨的是，当现实情况变得那么残忍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拥有理想？怎么样去对待这种对贫穷的恐惧？▍如果你活得非常艰难，唯一让你有心里会好过的方式，可能是跟你的朋友、爱人、家人在一起，跟他们产生一些连接。我如果跟大家讲“你不要恐惧”，肯定是不识肉糜。劝人不要恐惧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恐惧就在那里，它如此客观，如此具体。我不会劝人不要恐惧，我自己就经常很恐惧。据说英国接下来的通货膨胀会高达 90%，那意味着大家的存款少了近乎一半。生活本来已经举步维艰，紧接着的是疫情、战争，接下来可能干旱和瘟疫。当贫穷袭来的时候，你跟别人说“不要怕了，有什么好怕的”是废话。我们的人生就是要跟恐惧联系在一起，是像连体人一样生活。我看过一个俄罗斯的电影，有一对连体人，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之中有一个爱上了一个女生，想跟她在一起生活。但因为他是一个连体人，不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跟这位女生独自约会，各种各样的情形导致他非常绝望，甚至想自杀。有一天他真的就想展开行动了。但是他身上的绝望，可能还没有跟他连在一起的那个人绝望要大。因为如果他在自己的心脏上插进一刀，跟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连体人，虽然也有独立的心脏，但是他感受到的这种死亡的恐惧，这种肉身即将消除的恐惧是非常具体的。这个时候跟他讲“你不要怕”，就是一个废话，所以我们讨论恐惧是没有意义的。我只能说，如果你活得非常的艰难，难到每天连吃饭都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让你有心里会好过的方式，可能是跟你的朋友、爱人、家人在一起，跟他们产生一些连接。跟你身边比较近的人在一起，跟你的邻居在一起，跟你一样在挨饿受冻的人在一起，跟你处境相同的人在一起。你们不一定要做些什么事情，但你能感觉到对方也是在为你着想，跟你心理处境有一种共鸣。这可能是唯一抵御恐惧的方式。这样细小的关爱可能就像烛光一样，能够伴随你度过一个冰冷的寒夜。对我来说，我选择的大陆是做知识的中产阶级。我反正做不了物质的资产阶级，我就做知识的中产阶级，读书、狂读书，不断地吸收，尽可能让自己的视野开阔一些，不要陷入在贫穷带来的各种副产品里边，要让自己的心胸变得开阔一点，尤其是知识层面变得开阔一点。我有一种对知识的饥渴。我的书也被人批评了好多次，说我旁征博引，生怕自己表现的不够深刻，用了无数的书摘、数据、文献。但是我在处理这些书摘、数据、文献的时候，我其实是满怀热情的，因为那就是我的巴别塔。
我发觉越到当下，我们离贫穷的距离近到只有一线之隔。比如今年大家集中关注的住在虹桥卫生间里的阿芬，住在烂尾楼里的家庭和年轻人，被爆雷的河南银行的储户等等，更不用说疫情之后的裁员大潮，或者是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等等窘境。这些非常逼近我们的贫穷，会让人感到无处可逃，甚至很窒息。但仍然有一部分人会认为这些没有发生在他们的身上的事情，还离他们很远，或者和他们没有关系。有的会有比惨的心态，最近二舅视频的现象级传播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心理。所以我也很想讨论的是，我们不往下看，就能很痛快地过完日子吗？或者他比我们惨，我们就能在精神消耗上获得治愈吗？我们有没有一种办法习得一种“更健康”的共情方式，而不只是把这种苦难当做是远方的哭声，或者是当作给自己比惨的一种方式。▍幼年的经验、教育背景、社会环境，才是真正对同情心产生决定性的重要元素。当共情成为稀有的公共资源，指责一个人没有同情心的做法，是不实用的。共情是一个心理学现象。英国的一位心理学家，剑桥大学发展精神病理学的教授，Simon Baron-Cohen，他写过一本书叫作 Zero Degrees of Empathy，零同情心。他的研究成果有好几个方面，一个是与生理有关。有一些同情心的成因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比如说胎儿在子宫生成过程中的睾丸素的含量越多，它诞生之后的同情心就越少，还有荷尔蒙的分泌会影响大脑发展中激发同情心的这个元素。他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也认为，女性比男性普遍来说要更具同情心。如果你完全从生理性的角度去看同情心的话，他似乎已经定性了。但事实上，所有的生理性、遗传性的因素，仅仅只是影响共情的一个方面。幼年的经验、教育背景、社会环境，才是真正对同情心产生决定性的重要元素。他研究零同情心的人，比如希特勒。希特勒小的时候经常被父亲鞭打，每打一次还要数数，是他童年时代的家常便饭。他发现从小体验暴力，有过不同程度创伤体验的人，在长大之后会面临着共情障碍的问题。教育方面，他认为崇尚绝对权威的这种教育模式，就会触发一个零同情心的社会。他举的那个例子是 1961 年的米尔格拉姆实验。米尔格拉姆是一个心理学家。他的实验是邀请参与者分成两组，a 组和 b 组，进到实验室中。他要求 a 组向 b 组成员发问，如果 b 组答错问题， a 组就要对他进行电击惩罚。他发现很多 a 组成员不顾 b 组成员的惨叫，一昧地把这个电极施加到最大极限。为什么？因为这些 a 组的人坚信实验室的组织者会承担责任，那么他无论怎么电击，b 组的成员都是安全的。这个结果会导致人的同情心的匮乏。在这种匮乏中，所有的惨叫都不会让 a 组的人产生一种“他已经这样了，我是不是应该停止？”的质疑。他不会，因为负责人员站在旁边，医生站在旁边。但其实整个电击的过程都是虚假的，惨叫也是虚假的，这是实验的前置条件。但是我们想一下，这个实验是虚假的，在德国纳粹的时代，用人体制造肥皂的事情却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对权威的绝对崇拜所造成的结果。对权力的迷恋和追逐，也很容易让人丧失同情心。另外一个实验，就是斯坦福的监狱实验，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实验，我就不重复了。你看我们从出生那天起，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各样的灾难几乎是有增无减的，从来没有少过。无论你是哪一个年代出生的人，这种灾难，这种焦躁的状态都是一个常态，共情自然就变成稀少的公共资源。它就不会成为像大海一样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载体。所以共情是可贵的，因为它比较难得，所以它非常的可贵。我们生活在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共情障碍的环境中，所以当共情变成越来越稀有的公共资源的时候，我们首先不要先入为主地说“你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因为这样的话是不实用的。就像一些基本的心理学的研究，在一个物质上丰饶、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一个纺锥型社会里，人们会主动去做很多助人为乐的事情，因为人们的心态比较宽松。相反地，今天这样的社会，大多数人几乎吃不饱，或者是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困境的情况下，去指责这个社会怎么这么多人没有同情心，就有一点太居高临下了。如果从小生活在威权主义的环境里，这个培养“共情障碍”最适宜的环境和土壤，还要求所有人都很有同情心，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环境越艰难的时候，往往能看到很多互助、共助的行动。上海疫情静默管理期间的团购、资源共享、救助独居老人和其他弱势群体之类的行动像柴火一样被点燃，温暖了许多人。但这些行动貌似在疫情之后也随之消失。我在思考这个原因，是否是因为他们行动的前提是为了优先解决自身的问题，顺便再解决一下他人的问题。这样的行动貌似不太可持续。《贫穷的质感》的序言里，有写到一个场景特别触动我：“民间社团没有政治门槛，亦没有左右之分......它在利用其独特的在地性，推动着附近公共空间的扩展，就像微创手术，在巨大的混沌和黑暗里，年复一年，缓慢而和平地，修复着一小块乾坤。”您曾经在英国的公共领域也参与过不少行动，在疫情时期开展的共助，食物银行，妇女组织等。您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行动的？我们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构建一种比较可持续的行动或者互助？▍当我们活在一种非常彷徨的、焦躁的情形之下，甚至是恐惧的情形之下，千万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有会给你寄唇膏的人。当疫情解封之后，物质比较容易获得之后，这些非常具体的群体就消失了，比如对于一个团购来说，是消失。但是不是还有一些没有消失的东西？这种物质性群体的消失，其实并没有消失，只是会告一段落。接下来有一些经验，有一些情感被延续了，或者被保留了。那么在下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它就会很快的迸发出来，形成一种互助的力量。我开始从事社团工作的时候，其实是从一个非常自私的角度出发的，这就回到了一个哲学观的问题。一位女权主义作家 Judith Butler 有一篇文章谈到自发的利他主义 Why Preserve the Life of the Other。在演讲中，她谈到人们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同时也间接地试图用角色扮演的形式去实现那些自己的愿望和目标。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利他主义其实也是利己主义的一种形式，这是 Judith Butler 的一个理解。我个人是非常赞同这种理解的，因为我所做的社区参与都是从一个很自私的角度出发的。就像我刚开始来到英国乡村居住的时候，人生地不熟，感到非常孤单，我需要有陪伴。我的朋友们都跟我有一个时差，我不可能把每个人都叫醒，来听我倾吐我的乡村生活。当我寻找陪伴的时候，我发现只有自己主动地去参与一些事情，才能够打开人际关系、社交圈、或者是社区空间，是一个 nearby activities，一个“附近”的行径。用她的话来说，你只有非常主动地去做这样的事情，你才能打开这道门，进入到这些行径里面去。
©《我是布莱克》食物银行：非盈利机构或教会开设的福利组织，接受食品捐赠，为需要的人提供免费食品
所以我当时为了解决自己孤单的问题，去主动地寻找一些同温层。比如说我喜欢研究女性主义，我首先找的就是女性团体。因为这跟我的兴趣爱好比较相符，同时我又渴望我能够遇到一些女性朋友。英国有一些女性自发的民间组织，其中有一个组织叫 Woman Institute。它在任何一个社区、任何一个村庄都有三四十年代就开始建立起来的一个组织，一直延续到今天。我推开那扇门，看到满屋子的女性，年纪大多是比我要大一些的，还有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我当时很激动，当我要寻找女性主义者的时候，推开门这一屋子都是女性主义者。这种惊喜感其实还是挺难得的，因为组织从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发展了，她们会从女性的角度去推动一些社会的基本进程。除此以外，我们会坐在一起，看大家最近做的一些手工的活动。比如说有一些女性，会拿出她们做的茶壶罩，或是自己的画。我们会互相看这些作品，然后选出最好的一个作品。这说是 competition（比赛），其实是 interaction（互动）。她们没有真地在比，而是用比的形式俩加深互动。这个组织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回到消失的问题，二战是 1945 年结束的。我们都知道二战结束的时候，英国的很多妇女组织，会给在集中营的幸存者寄去生活用品。很多人会寄袜子，寄毛衣，寄吃的，和各种各样实用的东西。这个妇女组织就有人寄唇膏，寄了很多口红。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 uplifting（鼓舞人心）。因为你只有是女性，才能够给这样不幸的、经历过巨大苦难的女性寄唇膏。它实在是太微妙了，真的只有女性才能想到，而且只有那种很温柔的女性才能想到。所以当二战结束之后，给女性幸存者寄唇膏的故事保留下来了一个精神遗产，它一直在那里，不会消失。而且二战已经结束那么久了，这些团体都还活着，还继续做着一些事情。这就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故事，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当我们活在一种非常彷徨的、焦躁的情形之下，甚至是恐惧的情形之下，千万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有会给你寄唇膏的人。所以身为女性其实也是很幸福的，只要你能够感受到这种 sisterhood（姐妹情谊），还是会觉得人间值得。©《小偷家族》
王梆
出版有非虚构作品集《贫穷的质感》，电影文集《映城志》和数本绘本集，首部小说集《假装在西贡》已于2022年8月上市。剧作《梦笼》获2011 年纽约NYIFF独立电影节最佳剧情片奖。作为自由记者，曾为《荷兰在线》《英中时报》《香港01》《南方都市报》等撰写英国时评专栏。2021 年开始英文写作，入选英国国家写作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Writing) “2022才华扶梯” 项目 (Escalator Talent Development Scheme) 前十。
目前，《贫穷的质感》名列豆瓣社会纪实图书一周热门榜第四名，豆瓣评分高达8.7分。上市三个月已加印三次。
Zero Degrees of Empathy（零同情心）, Simon Baron-CohenWhy Preserve the Life of the Other, Judith Butler米尔格拉姆实验：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一个针对社会心理学非常知名的科学实验。实验的概念最先开始于1963年由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变态心理学期刊》里所发表的《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一文，稍后也在他于1974年出版的《服从权威：实验观点》里所讨论。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面对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来源：维基百科）斯坦福监狱实验：是1971年由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于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的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权威者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来源：维基百科）https://www.getrevue.co/profile/youthology投稿联系：tougao@chinayouthology.com业务联系：open@chinayoutholo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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