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不够“无性恋”？｜无性吸引之声
文｜Nadine
我们正推动将“无性恋”正名为“无性吸引”，以促进大家认识到Asexual是关于从不或很少感受到性吸引的议题，并避免性吸引与浪漫吸引的混淆。
为便于传播，本文标题及部分语句使用知名度更高的“无性恋”一词。如无特别说明，文中“无性吸引”“无浪漫吸引”都作为伞式词出现，指涉所有光谱身份。
引入
在我关注的无性吸引（Asexual）、无浪漫吸引（Aromantic，也可以表述为“无浪漫”）科普博主的提问箱中，最常见的问题类型就是“我喜欢……（某事），我还算‘无性恋’吗？”。
还有许多人对使用伞式标签有所犹豫：半性吸引（以前多表述为“半性恋”或“半无性恋”）、灰色浪漫吸引是否“不是真正的无性吸引、无浪漫吸引”？
我也经常担心，磕CP或谈论性会让自己显得“不够‘无性恋’”。
这样的身份焦虑缘何产生？我们怎样能不受制于标签？在个体与性、浪漫的关系独特而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行为和身份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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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政治
和性中心的现代社会、性存在的形成
当我们想象一种非现代的政治时，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封建君主手握生杀大权、忤逆者被处死的场景。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统治西欧诸国的就是这样的主权权力（sovereign power）：谁能决定别人的生死，谁就拥有权力。
当然，我们很容易就能想到主权权力的弱点。
血腥的公开处刑使得公众同情被处死者、仇恨主权者，于是迭起的革命带着我们来到十八世纪。
此时，治理者不再能轻易处死公民，社会治理的主要机制变成了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和生命权力（biopower）。
其中，前者通过学校、工厂等结构，监控个体行为并令个体之间相互审查，后者在实施中倚仗规训权力，设置种种规范、生产科学话语，是一种“决定别人怎样活着”的权力；而生命政治（biopolitics）正是通过掌握生命权力来支配人口的治理模式。
由于资本主义需要稳定的劳动力供给，现代社会将性活动置于生命和生命政治的核心，并通过设立性规范和性话语规定我们该怎样活着，不符合这套标准的生命则被判定为“不正常”和“非人”。
（无性吸引光谱身份的颠覆性，也恰恰在于从根本上反对以性为中心的存在模式，与试图使多元身份者能够参与现有性秩序是不同的反抗思路，但同样重要。）
现代的性身份正是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十九世纪末以前，“鸡奸”（涵盖所有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的参与者并不被这一短暂的行为定义，但此后，性规范之外的行为开始被用来从最根本的层面上定义人。
当一个人被判定为“同性恋”，TA的全部存在就都被解释为其“同性恋”身份的后果或佐证。
男性同性恋身份的产生受许多因素影响，包括工业革命后家庭模式、农村-城镇人口分布的变化导致的同性亚文化的崛起。
通过不断排斥其它性存在（sexuality），藉由性科学和精神医学将自身标榜为不容置疑的“自然”和“正常”，异性恋规范得以维护其正统性；不过被病理化的“非正常”身份，也为被边缘化的人们提供了反抗的旗帜。
如今的我们知道不胜数的身份标签、不胜数的存在方式，但它们仍旧远远无法囊括所有的生命体验，再加上大环境仍旧是压迫性的，我们的身份焦虑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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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满的身份和“自相矛盾”的行为
通过追溯现代性身份的产生，我们明确了“身份”并不是某种本质，而是被建构和赋予的。
这并不代表身份是虚幻且对现实毫无影响的。
实际上，不仅行为受身份影响，身份本身作为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事件，它的产生和维持也有赖于对行为和规范的重复操演。
我们每时每刻的行为都确证某些身份，并消解和重新规定另一些。
因此，当我们十分重视一些身份，对其的认知又基于固定的行为和知识时，我们不免担心自己随时会由于某些行为而失去相应的身份。
相比其它情况，确证无性吸引和无浪漫吸引光谱上的身份显然更具有挑战性。
首先，由于性和浪漫中心叙事维护核心家庭或单偶制规范，使性活动更容易管理，个体性取向、性别身份被与其伴侣的取向、性别绑定。
在这样的框架下，“反证”无浪漫吸引、无性恋吸引这样基于“缺乏”的身份十分困难。
无性吸引、无浪漫吸引在定义上的模糊和光谱内部的流动性、多样性，也令判断变得更加复杂。
其次，主流性话语令我们习惯于认为性活动背后一定有性吸引，浪漫举动一定是因浪漫吸引而起，再加上对边缘性别身份的不信任，因而在无性吸引者参与性活动、无浪漫吸引者做出外界看来“浪漫”的事时，TA们的身份不免会受到怀疑，而半吸引、灰色吸引者的身份尤其容易遭到抹杀。
进行被长期与吸引绑定的行为，也会让光谱人士感到自己的身份没有得到确证，甚至于被不断否定。
我们感到自己被标签不公正地限制了：无性吸引者、无浪漫吸引者被迫在充斥着性和浪漫的世界中比照一套僵化的标准自证身份，而有性吸引（有性恋）者在进行性关系、浪漫关系之外的互动时，几乎从不担心自己会因此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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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令我们感到万分受限的身份操演同时提供了“解绑”的可能。
即使a行为被与A身份绑定，但被冠以A身份的主体参与b行为，A身份的含义就被重新定义。
当无性吸引者谈论性、参与性活动，TA就在破除“性吸引是人的基本状况”“性背后一定存在性吸引”这样的迷思；有性吸引者与世界的关系也并非全部基于性吸引。
身份操演也绝不仅限于可见的行为：探索自己的感受、与别的光谱人士互动等，都是在确证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
这样，我们承认没有任何身份固若金汤，但恰恰是这样的灵活性，让光谱身份充满拆解压迫性结构的潜力。
毕竟，如果边缘身份也像被主流秩序认可的身份一样，否认自身是被建构的而非“自然的”，驱逐不符合规范者，那么也就沦为了披着进步外壳的又一重枷锁。
当然，身份焦虑是十分真实的，尤其当外界大部分声音都在否认我们感受的时候。
社会盲信生命政治的规范话语（比如“诊断”和已经被秩序认可的身份）、不信任个体鲜活的生命体验，因而我们下意识地寻找对自身体验的“科学”解释，比如激素（自然科学）和创伤叙事（社会科学）。
如前文“生命政治”一节所言，这样依赖既有规范的解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合法化我们的存在，从而缓解身份焦虑；我们也欢迎由于激素水平变化和创伤转向无性吸引、无浪漫吸引身份的人们加入。
但是，用这些解释一概而论，会使光谱身份变得刻板、僵化，排斥“不符合标准”的人，也将话语权拱手让给历史上惯于迫害酷儿的权力结构。
在这样的情况下，忠于自己此刻的感受就是十分具有颠覆性的——当“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开始言说自己的感受，驱逐它的人会发现自己和它一样，也是由不同的规范缝合而成，父权秩序承认的亲密关系结构和吸引模式同样是近现代的社会建构，并不比酷儿们的存在方式拥有更多合法性。
何况，不以反抗某些秩序为目的，仅是依照自己的心意探索拥抱世界的不同方式，不断发明形容多元感受的语言，也已经是在否认压迫性秩序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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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以波伏瓦于《皮瑞斯与辛尼阿斯》中对存在的理解作结：
人反感自己的有限性，深知每个眼前的目标完成后都还有下一个，并因此感到虚无；不过，生命无垠的超越性恰倚仗于这样的有限，即使是最虚无主义、决定“什么都不做”的人，TA的一呼一吸也仍旧是在面对“有限”。
就取向和身份而言，没有标签能够囊概无限的生命体验，且有许多是强加于我们的，但我们可以借助身份标签建立认同感和争取权利，在这样的“有限”中反抗不公正，以期一个不需要将生命分门归类的世界。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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