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家、民族的历史都很复杂，难以一言蔽之，更需要我们谨慎对待，而非“信口开河”。同时，我们应该从多个侧面、多个渠道，去了解自己之前一无所知的事件，去聆听各方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才不会“因噎废食”、害怕引起冲突而紧闭交流的大门。隔绝交流会给制造仇恨创造出良好的环境；高墙之下没有谁是赢家。

“日拱一卒”，交流多一点，高墙就松动一点，制造仇恨的人成功的机率就低一点。希望每一个身在国门之外的人，都能致力于这项“事业”。

近年来，中国海外学子的高昂爱国情绪受到海外媒体的关注，更多的中国声音在国际上被关注，遗憾的是，如果这种情绪太重，就容易被理解为“玻璃心”。一些中国留学生一旦受到情绪影响，就不能平心静气地沟通、解释，甚至会“炸毛”。

我有一位德国朋友，对中国很感兴趣，论文也与中国有关，平时可谓求知若渴，想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的情况，并通过交换项目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她不带恶意，也没有预设偏见，注重实际体验，但在德国遭遇过中国留学生为某些政治话题而“炸毛”，因此有些害怕与中国留学生交流讨论，害怕在不经意的对话中再次触怒对方。

但是，哪怕某些外国人有一些错误认知，也未必是对中国的恶意，而此时此刻不正是传播正确认知的大好机会吗？要知道，每一个留学生，都是别人了解中国点滴的一个窗口，只要对方并无恶意，何必啪地一下把窗户关死，或忽发恫吓，吓得他人不敢再说？

▌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炸毛”了

这种高昂的爱国情绪，并不为中国学生独有。我自己也遇到过一次，这次“炸毛”的主角是俄罗斯人。当时我所就读的学院集结了一批学生，前往乌克兰利沃夫的天主教大学，合作举办一个国际关系专业的工作坊，探讨一些相关议题，比如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乌克兰的政治与经济、乌克兰与欧盟的未来等。乌克兰方的组织参与者多是本国人，而我们这边派出的多是国际学生，来自俄罗斯、中国、缅甸等。这些议题之中，“乌-俄关系”最为敏感。导师不知道是不是故意为之，带了两名俄罗斯学生过去，大概是想促成双方的交流。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恶劣关系由来已久，中间纠缠着太多现实政治和历史遗留问题，很难说孰是孰非。如今乌克兰仍处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之中，虽说利沃夫仍风平浪静，但街上随处可见武装军人。乌克兰国内因为这样的外部环境而分裂成两部分：乌克兰东部靠近俄罗斯，以亲俄罗斯为主；乌克兰西部靠近欧洲、远离俄罗斯，成为了反俄罗斯的主要阵地。东部的代表城市为首都基辅，而西部的代表城市便是民族文化中心利沃夫。

乌克兰主办方安排我们在城市游览时，我发现“反俄”气息浓厚。在其市政厅对面的旅游纪念品商店里，普京的头像被印在厕纸上售卖。当然，这样的气氛都没有对我们的工作坊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俄罗斯同学微笑如常、安之若素。当时我也迷迷糊糊的，其实心里对这两国关系的恶劣程度也没有清晰认知。然而，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利沃夫有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名为Lychakiv Cemetery公墓，里面安葬着很多乌克兰历史上的知名人物（包括乌克兰人、波兰人及其他移民），如文学家、音乐家、舞蹈家等。我们一行人都在随着导游缓缓前进，东看看西看看，而我只能高度集中注意力，努力听懂导游的乌式英语讲解。正当我感觉自己大脑快要超载宕机的时候，一名俄罗斯女同学突然吼叫起来，声音中有明显的愤怒之情，我定睛一看，发现她脸涨得通红，眼中似有泪光在闪动。她声泪俱下控诉了一番，跑出了人群不知所踪。

▲ Lychakiv Cemetery公墓，1787年创建，是该市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主要墓地。1980年代末经过翻新和整修成为旅游景点。 © Depositphotos

原谅我当时距离较远，脑子也转不过来，没能听懂她说的是什么，一切都在稀里糊涂之中。等我询问身边的德国朋友（即开篇提到的那位），才知道，原来她当时看到了一处摆满了蜡烛鲜花的烈士陵园，其中安葬的是一些争议很大的人物。她将这些人物称为“恐怖分子”，并且认为将恐怖分子当成民族英雄来纪念，于她而言是一种极大的羞辱。

后来我查阅资料时才知道，她所称“恐怖分子”中的代表人物名叫史迪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是二战时期乌克兰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但是这个人“投德反苏”，与纳粹德国有过合作，并且以恐怖主义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导致大量平民无辜丧生，其中大多为波兰人。2010年，时任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给班德拉颁发了“乌克兰英烈”之奖，遭到了欧洲议会、俄罗斯人、波兰人以及犹太人的强烈谴责。

如此想来，这名俄罗斯女同学的反应如此强烈，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是中国留学生面对类似情况，抗议只会更强烈。这件事也说明，我们应该将心比心，理解和体谅其他国际学生的爱国情绪。每个国家、民族的历史都很复杂，难以一言蔽之，更需要我们谨慎对待，而非“信口开河”。同时，我们应该从多个侧面、多个渠道，去了解自己之前一无所知的事件，去聆听各方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才不会“因噎废食”、害怕引起冲突而紧闭交流的大门。隔绝交流会给制造仇恨创造出良好的环境；高墙之下没有谁是赢家。

▌与俄罗斯人对话的中国人，“怼他”？

于是，抱着这样的心理，我们相聚在利沃夫非常著名的一家酒馆，还是和和气气地坐在一张长桌边上。我周围主要是我的德国朋友和两名俄罗斯同学。酒酣耳热后，大家也就没之前那么拘谨，话题明显就开始大胆起来。俄罗斯同学非常礼貌地先询问我，有哪些问题是我不愿意谈、不能够谈的。我回答：没有什么是禁忌，今天是一个大好机会，我会尽最大的坦诚与大家对话。话虽这么说，我心里也没底，他们要问的、要说的，到底是有多敏感。

聊起来后发现，他们关心的不过是中俄关系，还有对中国的一些疑问。实际上，中俄历史上不像乌俄那样针锋相对，历史上固然冲突不断却也没有血海深仇。乌克兰在民族独立上吃尽了周边大国的苦头，如今国内经济发展滞后，现实政治又在背后推波助澜；中国虽然在二战中消耗甚巨，但毕竟彻底实现了独立，并且一步步走到今天这样的地位，经济发展可喜，民族复兴在即，人们的心理就不太一样。

这样比较之下，中俄关系实则不敏感；至多是在俄罗斯东部靠近中国的地方，中国人渐多，又勤奋，与俄罗斯人形成工作竞争关系。听完此言，我心里想的是，还不是因为俄罗斯人太喜欢喝酒又不喜欢干活儿……当然这种玩笑话也不能直说。

▌“民族主义”：大家一起“真香”

对这种爱国情绪，需要置于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脉络中予以分析和理解。自从有了民族主义，民族独立运动就成了席卷一切的狂潮。二战之后，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际秩序形成。那么，在“民族主义”这个“奇点”之前，到底有没有“民族”呢？

面对这个问题，我更愿意当一个“非本质主义者”，或一个并不彻底的“建构主义者”。我认为，重要的不是叙述历史，而是历史叙述。精英们在历史中各取所需，来描述、定义一个“民族”，造成这个“民族”古已有之、源远流长的表象。他们还垄断了公众接受信息的渠道，不断调整策略，诡谲地变换民族的定义，通过历史教科书、印刷品乃至后来大众媒体，向公众叙述历史、现在和“民族”。

在叙述的过程中，有两个元素是必不可少的：一是符号，二是仪式。以朝鲜为例，19世纪末，在满清沉沦衰落、连年战败的情况下，朝鲜认为中华文明即落后腐朽，为了融入西方强力主导的世界，小心翼翼地从其历史中剥离中国文化的成分，以张扬“朝鲜”的独立性：以世宗大王发明的音标书写体系取代汉字书写体系；重新塑造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民族祖先”，取代儒家圣人的地位；引用《礼记》来安排国王称帝仪式，采用《易经》的太极八卦图案设计新国旗，却不认为这些来源于中国。也就是，将“中华”洗成“泛东亚”。现在看来，韩国的民族主义都还是挺成功的。

其实，民族认同可不就是这么来的嘛，又有什么说不得的呢？“民族独立”不香吗？真香。既然大家都“真香”了，谁也不比谁更高贵。问题在于，总有人表现得彷佛我的这碗“民族饭”是饭，你的那碗不算，是黑心米；我不仅要质疑你，我还要拿筷子扒开你的饭，看看里面到底是怎样。

在我看来，爱国心理和情绪很正常，很多时候的冲突症结并不在此，而是一种自我优越感带来的无知傲慢，行为上则表现为“信口开河”。这种行为在中外都有，遇到的时候不必摔碗走人，有理有据地怼回去更好。当然了，如果对方并无这种行为，又何必“玻璃心”呢。你不懂？没关系，谁还没个不懂的时候，互相学习交流，总有懂的时候。“日拱一卒”，交流多一点，高墙就松动一点，制造仇恨的人成功的机率就低一点。希望每一个身在国门之外的人，都能致力于这项“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