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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跤吧,“坏女孩”:一群差生的冠军之路

2017-11-02 孙俊彬 有狐


虽然在摔跤场上女孩们像猛兽般勇猛,但是在生活里,她们依然保持着一颗少女心。

文 | 孙俊彬

图 | 孙俊彬

编辑 | 冯翊

长春的秋日里,摔跤女运动员王岩在草坪上做平板支撑,汗水沿着涨红的脸颊溜到草丛里,第38秒的时候,她和旁边的队友们开始喘气,哼着“团结就是力量”。

教练刘洋规定,如果有一名队员在一分钟之前倒下,这一组的训练作废重来。在队友们看来,刘洋既像一名严苛的“魔鬼教头”,又像口硬心慈的“严父”。

成为吉林省体育学校的一名摔跤运动员之前,她们的经历相似:学习成绩不好,爱打架,从不穿裙子,顶撞老师。这在人们眼里,是典型的“坏女孩”。

而在体校,这群刚过豆蔻年华的女孩第一次学会尊师重道,第一次被人摔在地上,开始懂得角力中的残酷与公平,并且第一次拥有梦想。

刘洋希望这群不受学校欢迎的“差生”能够找到自我的价值。通过艰苦的训练,成为一名优秀的摔跤运动员,证明自己——这应是女孩们成长的最好选择。

“瞅啥呢,信不信我揍你”

像两头蠢蠢欲动的狮子,眼神在一个手臂的距离内拉锯对视,王岩全身站架移动,寻找进攻的机会。对手一次意识上的延迟,让她迅速夹抱其颈部,完成制服之后,王岩转身屈膝,用力将她甩过头顶。

这一“拿手绝活”,王岩已经完全熟练。然而,她依然无法忘怀两年前那次被过背摔的经历,长这么大,那是她第一次被摔在地上。

王岩(右)和队友韩笑在训练中。

2015年,刚来体校,在一次摔跤训练课上,一名老队员用同样的夹颈过背摔把她重重地摔到地上,王岩形容当时的感觉是“懵圈了,肺都要摔出来了”。当她回过神来,首先想到的是站起来还手打回去,但这个念头马上被抑制:“这是在训练场,不比学校。”

在老家通榆县的小学时代,王岩是学校里的“大姐大”,看谁不爽就揍他,无人敢惹。现在聊起来,她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说:“跟小混混一样。”

四年级,有一次课间,一个上六年级的男孩看她在笑别人,随口骂她“傻逼”,王岩在旁边找了把凳子,朝着那男孩的头砸过去,把他打倒在地,头破血流,男孩抱着头扬言找人揍她,然而不久之后他就转学了。

跟其他女队友一样,这只是“小混混”王岩无数次“打仗”(当地把打架叫做打仗)中的一次。

如果你和这些女孩只有一面之缘,你万万猜不到她们会有如此“不堪”的过往。

15岁的王岩有着石头般结实的身体,留着板寸头、声线更近男孩,只有白皙的皮肤和长长的睫毛,才能让人联想到她是个女孩。来到体校后,她长高了9厘米,体重从57公斤增加到65公斤。

改变的不只是身体,如今她变得自信、懂礼,跟长辈打招呼,总是先鞠躬问好。像队里其他18个女孩子一样,戒除了打架、骂人、抽烟的坏习惯。她热爱摔跤,并全身心投入这项运动。

吉林省体育运动学校是吉林地区唯一一所中专体校,作为体育举国体制选材的后备基地,为吉林摔跤省队输送人才。35岁的刘洋在摔跤队执教了11年,他的队伍被称为吉林摔跤的“少年梦之队”。

2015年6月,当刘洋在梅河口市的一个中学见到14岁的李金阳时,她还是一个处于叛逆期、充满力量的黝黑少女。喜欢打篮球、打沙包,跟男孩子玩yoyo球,喜欢看《战狼》、《利刃出鞘》。学校发女生裙子校服,她去找校长要求换一套男装,挨了一顿批,当然最后校长还是给她换了。

训练中的李金阳(左)。

因为父母离异,李金阳从小跟奶奶住在一起,被格外疼爱。初一时,班里一个男生骂她妈妈,她愤怒地揍了他,下午上课时,男孩又瞅了她几次,气不过,她从座位上直接站起来走过去要打他,讲台上的老师见状,赶忙下来把她拦住。课后,双方约好第二天早上6点半在厕所旁边的胡同里决斗。第二天,双方准时到场,李金阳又把他打了一顿,后来被值日的老师发现并制止,她才罢手。

王岩并不比李金阳少“打仗”,她记得自己以前爱挂在嘴边的话是:“瞅啥呢,信不信我揍你。”

说起过去,王岩的队友——吉林洮南的胡钦雨与双辽的曲莹同样都不是受老师欢迎的女孩,胡钦雨喜欢在老师讲课时若无其事地嗑瓜子,留着蘑菇头的曲莹数学曾考过10分,“怎么蒙都蒙不对。”她说话总是不紧不慢。

在星期三下午的一次训练课结束前,刘洋集合起队员,一名队员不守纪律在队伍里说话,刘洋叫他出列,拍了一下他的脑袋,然后把眼光转向队列,板着脸说,“这里没有不是的,我告诉你,哪个在学校里都是大哥。”他提高嗓门,抬起手指着队员说,“但是到这里,你还差了点。”

教练刘洋在督促队员们训练。

每天,刘洋至少要给队友们做4次思想训导,他的话简短有力,加上他1米8的身高、105公斤的体重,魁梧的身材,更添几分威严。

在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里,摔跤运动员马哈维亚在放弃了职业生涯后,克服印度社会固有的性别歧视观念,倾力将两个女儿培养成举国著名的摔跤冠军。

在中国农村,刘洋招生时遇到了与马哈维亚类似的观念障碍。人们固执地认为女孩子应该温柔,努力学习,将来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好是教师或者公务员,婚后成为一个贤妻良母。这一看似顺遂的安排,更像是为了配合男权观念而被事先规划好的“路线图”。

对“坏女孩”们来说,当她们试图逃脱不被待见的学校时,常常要面临家长观念上的盲区和偏见。

“家长觉得练摔跤太危险了,而且没有前途。”刘洋说。好在,几乎所有学校都不会拒绝他把“坏女孩”们领走。

当王岩的母亲第一次来到体校看到摔跤训练时,她也曾劝女儿放弃这项运动,但是女儿却毅然地加入刘洋的队伍。“她喜欢摔跤,说死都不会放弃。”母亲最后同意了女儿的选择。

在过去的11年中,刘洋寻访了吉林省各个市县,像个掘宝人一样从学校里挖出摔跤苗子,并带回体校悉心培养。他挑选女队员的标准是,身体壮,男性化,有运动天赋。“这些都是正常学校里不欢迎的孩子,我挖过来,要让她们像金子一样发光。”

“我们都不敢看他眼睛,老可怕了”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刘洋喜欢背诵韩愈的《马说》,他觉得自己就是队员们的“伯乐”,让她们“免于骈死槽枥之间”。然而,如何“降伏”这帮“坏女孩”,成为刘洋无法绕过的第一关。

刘洋手里拿着小木棍,眼神专注着场内队员们的训练动作。王岩坦言,每当教练走到身边,她浑身感到紧张。在星期四的训练课上,因为一个抱腿摔的动作没有做好,王岩的大腿被刘洋用小木棍打了一下。

“老疼了,但是只能憋着。”回到宿舍后,王岩悄悄地说。和许多队员一样,刚到体校,女孩们的锐气马上被刘洋镇住,“我们都不敢看他眼睛,老可怕了。”

训练间歇,躺在地上的王岩。

刘洋笑着自夸“心中充满正气,眼里就有威严”,他会打孩子,但懂得下手的轻重分寸。

几年前,有个叫任志峰的队员考试时把自己名字写成“人自疯”,刘洋得知后,找到任志峰,拿棍子准备打他时,任志峰抬手挡住,棍子打到他手腕上,把手打骨折了。刘洋自掏腰包给孩子治疗,任志峰的父亲不但没有责怪教练,反而感谢他对儿子的负责。“在学校里,打下学生可能马上有人告你虐待,但在我这里,我必须降伏这帮孩子。”刘洋说。

为了提高孩子们的文化修养,打磨掉身上的淘气,刘洋让他们每周必须背诵一首唐诗。

和其他体制运动项目一样,摔跤队也有强烈的师承关系,尊师重道、严守规矩是每个入门运动员的“必修课”,而随之而来的,是绝对的权威,对于刘洋来说,这是约束这帮孩子的不二法门。

无论在哪个角落遇到教练,队员们都会停住鞠躬问好,哪怕只是透过车窗玻璃看到了他。刘洋要求孩子们把礼仪贯彻到其他教练和长辈,这种传统来自他的教练夏茂春——目前体校的校长。

24岁的周楠楠是刘洋执教后招收的第一个学生,原名周京京,她自己不喜欢这个名字,父亲得癌症去世后,刘洋给她改名“周楠楠”。

周楠楠来自长春双阳区鹿乡镇,父亲开小卖铺,每天要喝二斤白酒。成为刘洋的学生之前,她是个留着短发的胖女孩,小名“胖京”。上二年级的“胖京”还经常光着膀子,老师教训她说:“周京京啊,你是个女孩,怎么能光着膀子到处跑呢。”

“胖京”发现,自己的力量来自于小时候总是欺负她的表哥。有一次,她被表哥欺负之后哭着回家,父亲心疼她,鼓励她还手,“胖京”找到表哥,把他推倒在地,骑在他身上,狠狠地抓了一脸的血。

六年级的“胖京”体重已超过80公斤,因为座位空间太挤,后面两个女生不肯后退,她一怒之下,把她们打到送去医院,从此没人敢惹她。

2006年的一次吉林省省运会上,刘洋发现了“周楠楠”,那时她是一名铅球运动员,但成绩并不算好,只拿了第五名。刘洋看中了她身上的爆发力和灵活性,便找到了她的教练,希望她改练摔跤,最后获得对方同意。4年之后,周楠楠在全国少年摔跤锦标赛上夺得冠军。

“教练就像我的父亲一样,”周楠楠说,她把自己的改变归功于对刘洋的高度信任。2009年,周楠楠父亲得了癌症,她告诉刘洋不想再练,出去打工给父亲治病。刘洋到她家里劝导不要放弃,还帮她申请减免学费。

“鼓励孩子很重要,特别是好的苗子,放弃了太可惜。”刘洋说。2008年,结婚前夕,队里一个孩子被人打伤躺在医院,因为家里穷没钱治疗,刘洋把本来要置家具、买婚戒的6万块钱拿去给学生治病。“到现在我还欠老婆一个婚戒。”他说。

和队友们一样,出身农村的刘洋中学时代也是坐在后排、不受老师待见的体育生。1998年,为了从白山体校铅球跨项转到省体校摔跤队,他花了40天的时间将体重减掉了18公斤。这种毅力打动了教练夏茂春,很快他就当上了队长。2002年,19岁的刘洋获得全国摔跤锦标赛青年组冠军,这是他获得众多全国大赛冠军中的第一个。

2007年,刘洋第一次带队参加吉林省锦标赛,就拿了25块金牌。每年生日,他带过的二十几个全国冠军都会帮他庆生。

教练刘洋正在给队员们演示摔跤技术要点。

“如果不是教练,我现在可能是在个村里带孩子的胖女人”,周楠楠说。如今她也在长春双阳区带摔跤队,一旦发现好苗子就会送到刘洋的队里训练,“你得靠成绩和经验征服他们,而不是棒子。”刘洋说。

为了能吃到苹果

无论运动员或者教练,举国体制之下的“体育运动”均以成绩为导向。在体校,这种观念深入到生活和训练里的每个细节。

当刘洋还是一名摔跤运动员时,他渴望午餐能吃到两个苹果。

按照体校规矩,运动员们的饭票分I类和II类,I类比II类多了两个苹果,不仅免除伙食费,而且吃的比II类的好。在学校食堂里,I类和II类的饭票打饭都在不同窗口。刘洋从来不拿别人给的苹果,因为对他来说,“重点不在于吃苹果,而是拿苹果的人是有成绩的人”。

为此,他每天早操比别人多跑10圈,训练课结束后又多跑10圈,训练时比别人休息得少,从不放过每一个提升技术的机会。

一年之后,刘洋吃上了苹果,他形容当时的感觉,“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甜的苹果。”

体校对成绩的认定来自于队内测试赛、省级、全国乃至世界大赛中的表现,对运动员来说,这套规则虽然残酷,但却公平。

运动员们在同一个级别上竞争激烈,然而,在规则之外,队员们也要在遵守组织纪律,服从教练的“部署”。

周楠楠第一次参加省摔跤锦标赛时就顺利进入决赛,对手是一名姓武的队友,是她在队里的竞争对手。周楠楠的实力在她之上,最后却没有拿到冠军。“比赛前队里认为她年龄已经很大了,而且家里条件很不好,给她一个机会吧”。周楠楠回忆说。

这名队友后来退役出国工作,多年后周楠楠见到这名队友时,对方抱着她痛哭,“她说如果那次如果不是我让她,她可能就不能再练了,因为她家里太穷。”

曲莹“吃苹果”的一刻来得有些突然。10月26日晚上,她接到教练刘洋的电话,刘洋告诉她准备两张一寸照片,去饭堂找管理员办I类饭卡证。曲莹平时内敛,从不炫耀,挂掉电话的一刻,脸上泛满笑容。她从钱包里找到4张不同的照片,放在手心里问舍友,“哪张好看点?”

经过2年的训练,曲莹获得教练对她的认可,不仅如此,I类饭卡证意味着免掉每个月600元的伙食费,对于来自农村的曲莹来说,为家里减轻了不小的负担。

曲莹的父亲曾经是个“赌徒”,中年时用不劳而获的方式获得了巨大财富,然后又输了精光。她的家是一个十几间房的宽敞屋子,父亲有车和司机,小时候给她的零花钱是“一把一把联版的五块钱”。后来父亲赌运衰败,家里很快就没落了。

曲莹在学校读书很用功,“老努力了,每次上课都好好听,就是听不懂。”别人考试睡觉,她总做到最后一个交卷,结果还是不及格。

当刘洋发现曲莹时,她已在田径队练了几个月,因为身体素质不够好,每次都跑在最后。“她以前很自卑,总觉得自己笨。”

在训练场上,刘洋注意着每个人的训练状态,通过训练的态度,他可以大致判断这个人运动生涯的未来。“你看,那孩子10分钟里有两分钟在偷懒聊天,那孩子有10分力但是只使出了7分”,他又指着曲莹说,“这孩子特别专注,从来不走神看其他事情”。

转到摔跤队后,曲莹身上爆发出惊人的潜力。今年8月举行的吉林省摔跤锦标赛上,进入少年组65公斤级决赛的她,以两个冲抱腿摔,10比0干脆利落地击败对手。

和男队员一起训练的曲莹。

摔跤是一门综合性运动,要求运动员具备良好的体能、力量和实战经验,在8米的红圈范围内,两名选手的角力直接而公平。

第一次参加比赛就夺得冠军,曲莹变得比以前自信,她不相信天下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努力了才有成绩,有了成绩别人才不会瞧不起你。”

父亲去年得了脑血栓,至今仍未康复,当她带着奖牌回家时,父亲支撑着身体用力把它挂到了墙上。

17岁的姜凤是曲莹的师姐,去年从体校被招进省队。她最近的目标是搬到楼上的空房里,“那个房间有马桶,是留给有成绩的人住的。”

在体校,不仅吃饭分等级,住宿也同样根据成绩分不同的宿舍。学校希望这套机制可以激励运动员们的竞技意志。

姜凤是周楠楠带的第一个队员,技术全面,训练一年就拿到省锦标赛冠军,在省队,她被寄予厚望。和其他女孩子一样,姜凤以前不爱学习,从不在乎考试成绩,如今的她却害怕失败。

今年的全国摔跤锦标赛青年组第二场,姜凤对阵湖南队一名选手。决胜局时,在领先4分的情况下,她开始感到紧张,连蹬腿都不会做,最后被淘汰。她抱着教练大哭一场。

“比赛就是这么残酷,你只能拿第一,第二跟被淘汰是一样的。”教练周楠楠说。

训练中的姜凤。

少女心

周楠楠第一次接触摔跤时,心里非常排斥,“干嘛呢这是,男孩女孩搂搂抱抱的”,母亲也曾强烈地阻止女儿练摔跤,觉得练这个太苦。少年时,周楠楠喜欢美发,想成为一名美发师,父亲调侃说,“你拿扒铅球的手,又去扒人家头发,把人家头皮扒下来,不得赔啊。”

当运动员时,周楠楠只穿黑白灰的运动装,衣柜里没有一件女生衣服。退役之后,她还是改不了逛街买衣服只去运动店的习惯。最近因为要准备结婚,她人生第一次留起了长发,学会穿有颜色的衣服,但还是无法接受化妆。

虽然在摔跤场上女孩们像猛兽般勇猛,但是在生活里,她们依然保持着一颗少女心。

中国首位女子摔跤奥运冠军王旭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虽然我们这个项目比较男性化,但还是希望自己更像个女孩。”她坦言自己最怕的是毛毛虫。

曲莹喜欢画画,她的画里有扎着蝴蝶结的美少女、蓝色的鲸鱼、阳光普照的田野,和许多女孩子一样,手机屏幕的屏保是粉红色调,打字用卡通字体。李金阳则喜欢刻纸,她的作品曾经获得全国少年美术大赛的金奖。姚仁雪的爱好是睡觉,吃零食,发朋友圈自拍照时先要加上“美颜”滤镜。她是队里的“队花”,听说她偷偷地跟男生谈恋爱,当我向她求证时,她红着脸转过头去否认。

躺在草地上休息的曲莹。

相比之下,王岩或许更男性化,她喜欢看《穿越火线》,玩《全民突击》,不过满脑子想得最多的还是摔跤,经常梦到自己在摔跤场里把人摔在地上。最让她着迷的是,裁判在中心红圈内举起她的手宣布获胜者的时刻,“感觉特别帅,特别霸气。”

王岩的母亲觉得女儿进步了很大,“变成一个大孩子。”她说,“学会跟邻居问好,回家了不跟以前一样老出去跟男孩子乱转。”

今年母亲生日,王岩给她买了一盒减肥茶,这是母亲收到女儿的第一份生日礼物。“她觉得我太胖了,应该减肥。”母亲笑着说。

姚仁雪今年8月拿了吉林省摔跤锦标赛女子少年组57公斤级冠军。这个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当她带着金牌回到家时,爷爷话都没说就伸手跟她要金牌看,“瞅着说挺好的,有出息了,然后自己收起来,说再拿一块就给我换。”

虽然还是没有办法把被子叠成豆腐状,李金阳依然觉得自己长大了很多。老家的同学有的还在约架,被打的人有时候会打电话跟她哭诉,但是她现在觉得那样“挺幼稚的”。她说,“回老家跟朋友玩,他们都不敢碰我,怕我一伸手就把他们打飞了。”

女孩们都希望以后能考进体校所在的吉林省体育学院,那样除了交很少的学费,每个月可以领到大约4000元的工资,成绩好的甚至会过万。刘洋根据经验,给孩子们定下的职业时间表是,“3年成型,5年成才,7年成器。”

军训中的吉林体校队员。

下午5点钟,下课的哨声吹响,长春秋日的天空也在这时候渐渐地暗下来。女孩们蜂拥跑到食堂,按照自己饭卡的对应窗口排队打饭。体校、省队、教职工互相区分,各自的窗口再按类别依次排开,一眼望过去,像摆在孩子们面前的通关游戏。

刘洋几年前曾尝试过去人才市场投简历,一个健身房的雇主看到简历后婉拒了他,“他怕我去了别人都得下岗,其实我也只是看看不干这行了还能不能谋生,没准儿哪天这个体制改了,我也可能丢饭碗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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