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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停村民办升学酒行拘反抗者:滥权之害远超陋俗

度一叨 狐度工作室 2020-11-25

可见,移风易俗,对于基层政府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考验不在于如何取缔遍地开花、屡禁不止的酒席,而在于他们是否真的能够尊重社会自治、遏制时不时的权力冲动,能真正地“尊重民意、顺应民意”。


文丨徐 媛

近日,在贵州六盘水毛稗田村,有人举报村民何某违反政府规定给女儿办升学酒,收取亲友礼金,村镇干部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劝阻。何某的儿子阻止村镇干部进入家中,期间发生推搡行为。村镇干部报警后,警方以涉嫌阻碍执行公务对其行政拘留3日。经村镇干部批评教育,何某承认错误并主动退还了当天所收礼金4000多元。


何某儿子被行拘3日。图片来源:贵阳晚报


此事引发网友热议。一种普遍的观感是:办升学酒是民间的惯例,是村民自发的庆祝仪式,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乐呵乐呵,给孩子送上祝福,有何不可?性质能恶劣到哪里去?村镇干部何必大煞风景,引人不快,对别人家的家事指手画脚?


可是,当地村镇干部还真有干预的理由。作为移风易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政府颁布了相关政策,其中规定,全镇城镇居民和农村村民除婚嫁酒、丧葬酒可以举办外,其他如搬家酒、升学酒、满月酒、祝寿酒、递头酒等以及假借婚丧嫁娶借机敛财的酒席,均视为违规酒席,一律严禁操办。


或许,此政策的初衷是好的,希望能帮当地居民减轻负担,让他们免受繁重人情的困扰。但是,看到视频里村镇干部强行取缔酒宴、严肃认真地挨个退还“人情”,总感觉有些魔幻和滑稽。况且,退还人情的额度,平均在100元左右,所有的礼金加起来4000多元,这个数字能给当地村民造成多大的负担,是不是值得大伙为劝阻行为“拍手称快”,让人存疑。


礼金退还现场。图片来源:贵阳晚报


再退一步说,就算这位村民平日频繁办酒,“人情债”让亲友们颇有微词,村干部上门温和劝说便是,有什么权力取缔人家的酒宴、强行退还礼金呢?该村民不是国家公务人员,不受党纪党规和“八项规定”精神的约束,只要法律上没有规定说“个人不准办升学宴”,他就有办与不办的自由。正所谓“法无禁止即自由”,公权力再怎么看不惯,也只能止步于“言者谆谆”,否则,就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和伤害,是不依法行政、任意越权的乱作为。


显然,无论是涉事的村干部,还是当地基层政府,都没有明了这一常识,没有掌握好公与私的界限。所以,无论是现场强行取缔酒宴的举动,还是最初政策上的“一刀切”,都显得蛮横粗暴,让人不适。因为一开始从规定上就站不住脚,以“妨碍公务罪”将何某儿子行拘三日,就更让人觉得荒诞和无厘头。而这种过于刚性的办事方式,不但不利于引导风尚、凝聚共识,还容易激化矛盾,制造官民对立,结果只能是得不偿失。


然而,虽然道理浅显明白,相关的粗暴执法也屡被人诟病,但依然无法阻挡此类事件的再三发生。2016年,同样是在贵州,毕节织金县某村民自办酒席,遭到了50名工作人员的上门制止,遭到在场村民的反感,双方互殴。后来部分村民被派出所批评教育,礼金被劝导退还。同年,贵州凤冈发文禁止“复婚再婚”民众办酒席,引发不满,当地官方回应说,此举是“倾听民心,顺应民意”,言外之意是——他们没有过错。


当年凤冈发文禁止复婚再婚办酒席


不可否认,近年来各地存在一些“人情负担过重”的现象,让人吐槽崩溃,革除陈规陋习,某种程度上,也是部分民心之所向。因而“移风易俗”成了很多基层政府的重要职责所在。但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工作,不是单靠工作人员一厢情愿的“雷厉风行”,就能取得圆满的效果。这里面,不仅因为有法律的红线不能践踏,也因为“风俗”本身的特殊性。


“办酒”这类风俗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仪式或聚会,它还是当地人一种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模式,一种表达情感、见证人生、进行人情往来的重要方式,更是人某种内心信念的外化表现。外界的强力介入,不但不能令其“快速泯灭”,反而会让人感觉备受冒犯,滋生对抗。所以古人云“风俗与化移易,其积渐然也”,即风俗都是随着教化慢慢改变,只有人们的观念、精神、意识变了,“移易”方才成为可能。


因此,作为民间自发的活动和信仰,风俗的形成和改变,从来就是属于社会自治的领域,公权力不宜介入过深,更不能强制取缔和处罚。比起一刀切的令行禁止,政府需要下的是“慢火细调”的教化功夫:通过各种渠道,对村民进行宣传动员,松动传统的土壤,让新的观念渗入人心;同时,引导村民展开自治,让村民自己来制定“村规民约”,明确办酒的范畴、条件和相关处罚,经过全体村民同意后,由村民选举出来的组织监督执行。这样一来,即使部分村民心理上不习惯,但因为前期的程序尽可能地凝聚了共识,也会愿意配合。



但遗憾的是,很多地方的移风易俗活动,都是由地方政府强力推动,从决策、发文到执行,没有征求过大众的意见。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层层加码的形式主义和部分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懒政行为,一些政策和执法行为越来越荒腔走板,引发重重怨怼。


或许短期来看,执法效果显著,办酒数量直线下降;但长期来看,因为得不到民间的配合,难以形成自发的、有效的、有生命力的治理机制,等到政策一放松,陋习依然如故,说不定比之前更甚。当地政府这场声势浩大的移风易俗活动没有结出长效之果,徒增了对法治的持久伤害。


可见,移风易俗,对于基层政府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考验不在于如何取缔遍地开花、屡禁不止的酒席,而在于他们是否真的能够尊重社会自治、遏制时不时的权力冲动,能真正地“尊重民意、顺应民意”,能够真的理解“移风易俗”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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