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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岁高龄产妇超生被罚？矛盾的生育政策需改变 | 面孔·2019

度一叨 狐度工作室 2020-11-24

这是搜狐评论年终特刊“面孔·2019”的第二篇。

文丨刘远举

2019年10月，山东枣庄67岁高龄产妇田女士剖腹产下一名女婴，这也是中国年龄最大的自然受孕产妇。
消息传出之后，这个家庭得到了很多祝福，但也有不少批评的声音。主要是认为这对老人只顾自己的感受，而无视生下来的孩子将来可能面临无人照料的困境。
出院前，黄维平手拿桃树枝，与妻子和女儿一起拍照留念。来源：新京报记者 祖一飞 摄
除了这些民间反对声音之外，这个生育奇迹还遭遇现有生育政策的“反对”。因为这对老人此前已有一双儿女，如今超生第三胎是否会面临处罚？当地卫健部门表示，会客观公正执法，不会因为产妇年龄大而免罚。
在这样一个极端生育案例中，隐约可以看出当下中国民间和官方对于生育的矛盾而又复杂的态度。
达尔文式生育观
对于高龄产子，中国民间社会中一直有一种很苛刻的态度。
客观地说，批评者的诸多考虑也并非没有道理，比如，父母年纪大、精力不济、小孩照顾不周，也很难陪孩子上各种培训班、辅导功课；孩子在学校，可能因为父母年纪变得很异类；甚至十几岁的时候，父母中就有人可能去世。
这些现实考虑，未必没有道理。但这些标准，忽略了情感，只看现实条件。表面上是“为孩子着想”，实际上却是“弱者不配”的生育观，即没有能力养孩子、养好孩子，就不应该生。这里所采取的评判标准，就是现实的体力、经济能力、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等等。
其实，按抚养的现实标准来看，与很多人想的不一样的是，这对67岁高龄夫妻的经济条件很好，孩子还有成年的姐姐与哥哥，比中国很多陷在贫穷、留守等诸多状况中的孩子，境遇要好得多。
领走孩子前，黄维平在小脚印旁按下了自己的手指印。来源：新京报记者 祖一飞
这种以家庭强弱来对生育做价值判断的标准很不好。
在这种标准中，月收入5000元，父母生下来就去城市打工的父母；一对后天因伤一个瞎、一个瘸的夫妻；一个已经患癌症的母亲；一个有过吸毒史的母亲；一个愚笨的父亲……都不应该生孩子。
实际上，这个现实而残忍的评价生育的标准，近年已经被堂而皇之地问了出来：做父母难道不要考试吗？这个答案，与多年前的臭名昭著的优生学，如出一辙。这个答案背后，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在社会中进行残酷的淘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只有强者才配生存，而弱者只能灭亡。
抛开哲学层面的，诸如“伴随痛苦的生命是否值得”，“一个人是否可以选择自己是否出生”，这样形而上的争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当家庭的诸多因素可能影响到孩子的幸福成长的时候，最好的选择是什么？
答案是：全社会一起来帮助。这正是国家意义之所在。遗憾的是，很多中国人不信这个答案，他们把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人称为：白左、圣母、白莲花。
错误的人口理念
最初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全国上下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人太多了”。
这个共识背后是这样一个逻辑链条：“人是需要被养活的，对社会来说，人是一个消耗性的活体，而不是一个可以进行生产的，增值性的活体”。在这个逻辑之下，就顺理成章地得到了“国家养活不了那么多人”，并进而得到“多生一个人，就等于剥夺了其他人的资源，影响了其他人的生存”，那么，当生育变为一种影响他人的东西的时候，就要进行统筹。所以，需要抑制人口出生，进行计划生育。
卫计局工作人员对超生问题表态
这个逻辑非常流行，影响了中国人很多年。如今，人们把可以生产出来的医疗、教育都视为不可再生的资源，就是出于这种“人是消耗性的活体”的理念。
抑制生育的政策，在这个共识下是合乎逻辑的，内在自洽的：生一个就够，两个就多了，三个更不能忍，因为多出来的孩子，是对其他人的侵犯。社会抚养费，顾名思义，就是源于这种理念，即多生了孩子，需要社会来抚养，消耗了社会资源，所以要进行补偿。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共识是错误的，起码，不完全正确。
人并不是一个消耗性的个体，人是会劳动、会生产的。当年中国人觉得人是一个消耗性资源，只是基于当时的中国，市场化程度还不够深，生产力不够发达。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加上技术的发展，人已经变为了一种生产性、增值性的活体——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也从人口总量，转向了人口结构、老龄化、养老等更深层、也更为关键的问题。
所以，现在每一个新出生的婴儿，已经不是一种社会的负担，不再是对他人的侵害，而是社会的红利，对社会与国家的贡献，对改善中国人口结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养老、社会稳定都有正面的作用。
撇开生育权利的角度不谈，从最功利的角度，当下国家鼓励生育第二胎，是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人口太多，而是新生儿不足。
矛盾的政策需要改变
正因为新生儿不足，二胎政策的作用大大低于预期，一些地方开始对生育孩子进行资助，辽宁、天津、湖北、新疆等地也纷纷出台了鼓励生二孩的福利政策。2018年的时候，还有专家提出：只生一胎的要交生育基金，生二胎时候才返还，否则要退休时候才返还。此外，不时也有一些地方传出所谓的生育保证金，生育二胎才返还的新闻。
这形成一种“惩罚一胎，鼓励二胎，又处罚三胎、四胎”的政策体系。
事实上，目前的政策体系，已经导致基层执法部门面临困境。而这种困境，暴露出了当下生育政策的内在不自洽、不合理性。
这意味着，政策体系不以人口控制为目标，反而鼓励生孩子，同时却在纠结于这样一个问题：孩子到底生在哪一家——张家、李家各生2个孩子是好的，各要奖励2万元，但张家生1个，李家生3个，就是坏的，反而要处罚，甚至可能演变为这样一种荒谬的状况：前者因为没生二胎要交钱，后者因为生了三胎要交罚款。
人的生育愿望不同，有人不愿意生，有人愿意生，而对中国社会整体来说，正好平均一下。孩子不管生在张家，还是李家，都是一样的中国人，未来都是一样的生产力，一样的改善人口结构。难道，三胎生出来的人，不是中国急需的新生儿吗？
纠结于“孩子生在哪家”的执念，直觉性的源于以前的理念：生育是一种对社会具有侵害性的行为，那么，自然每个人侵害社会的次数，就应该受限制。
但我们现在知道，这是错的。政策制定不能靠直觉，而是要靠逻辑与数据，更不能让旧政策的惯性主导。鼓励二胎，处罚三胎的政策，有一种内在的不自洽、不合理性。当鼓励二胎的政策出来的时候，处罚三胎就已经变为不合乎逻辑了，也不利于长远的国家利益。
较为极端的案例，生育与反生育的冲突，暴露出了政策的不自洽，以及更深层次的中国人的传统生育观落后于时代所需；进而反映时代正在发生的，过去与未来、个人与国家、权利与义务的巨大、深刻、但却被人忽略了的趋势性转变。
好在计生政策的变化正在发生，希望变化发生的更快。像67岁高龄产妇顺利生子这样的生育奇迹，却要遭逢计生罚款的结局，实在太煞风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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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面孔·2019之一：消失的“流浪大师”，以及这个年代的审美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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