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人生样本01｜建筑师建造了他们的城市，也被异化为工具
段鹏好像总有用不完的精力和热情，随时都在兴奋中，要去做点什么。有天中午他突然来电话，说自己下午在福田区的景田城中村，看村里的一个空间，准备和某个海归深二代聊合作，问我要不要来。那个年轻老板有自己的好些物业，对深圳城中村发展颇有见解，目前在做本地社区，和他对城市沙龙的想象不谋而合，说不定能在那里把空间建起来。
过一天，我正在做一个采访，电话响起，录音被打断，又是段鹏打来电话，说自己认识了一个新朋友，“BIE的女孩”自媒体人Alex，来深圳玩儿，你一起来认识一下。我没去成，晚上，看到他在朋友圈分享了一条“BIE的”公众号文章，声称认识了新朋友，“打开了新的世界”。
前不久，艺术家李一凡在深圳的《杀马特我爱你》放映会取消后，和朋友聚餐到晚上十点多，不久就要散场。我转过头看到门外，段鹏穿着厚实的上衣，下身毛裤和登山鞋，拖着一个行李箱，嬉笑着来了。他刚刚和同事张星一起，从北方的建筑项目出差回来，一下飞机，就来到现场。那天半夜，他又要和几个朋友一起，连夜开车去惠东，因为第二天有其他项目。
最初认识段鹏，是在2020年9月底，华侨城的一个展览上。互相介绍时，他特意强调了自己是“独立建筑师”。段鹏留着一个平头，戴着眼镜，头发短如胡茬，黑白相间；不看人时，他通常显得严肃，面对人时，说起话来又总像在开玩笑。比如他说自己高中时打通宵麻将，结果不输不赢，自那以后就金盆洗手，“这就好比麻雀跟到蝙蝠飞，熬干夜”。而关于严肃的部分，就是此前数年，因为关注白石洲、城中村、城市旧改，他从待了多年的清华建筑设计院离职。
此后，在许多有关城市主题的沙龙，我都能看到他。有的是他组织的，有的是他帮忙联络的，大部分是他四处宣传的。我们第二次相见，是在坪洲城中村的“附近”书吧，一个关于城中村的摄影展和讲座在那儿举行。段鹏一直举着一款iPhone 5，录下每个发言者的影像。吃饭时，有人问段鹏，为什么每次看到他，都只留左边的一撇胡子，像是没刮干净一样。他笑着说，“因为这代表我是个永远的左派。”等到下次，我再问段鹏时，他又笑，你知道我们四川人，喜欢开玩笑。随后他补充道，“我在心里认定它，但我们这样的人，表达不会那么严肃。”
（白石洲：2020年10月）
段鹏似乎很符合我对深圳一些建筑师的想象。一次，在和常驻广深两地的艺术家满宇聊天时，他说道，这个城市从白纸一张到如今，建筑师们一直是特殊群体，他们有种主人翁意识，“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城市就是他们建设起来的”，满宇说。
这样的论点符合我的片面印象：和激辩意识形态和大历史的知识分子不大一样，他们喜欢讲述和谈论自己的城市，认同自己是深圳人，一面靠自己的才能谋生挣钱，一面具备公共关怀，对城市应该如何改造，应该多考虑哪部分人群的福祉，总有些想说和想做的。段鹏应该就是满宇说的这部分群体之一，我当时想。
我转头把这个问题抛给段鹏，他给过我两个答案。第一次他说，“因为这个城市没有主人，所以所有的外来人员，都觉得自己可以做主人”；第二次，他说，“我反对说，建筑师建构了这个城市才成为主体，建筑师建构这个城市，反而被异化，被异化为建构城市的工具，开发商的笔。”第二个回答，他似乎更严肃一点。
“我是在研究城中村之后，整个思维被颠覆，是深圳城中村唤醒了我的主体感”，段鹏觉得。
01 去深圳
2001年，刚来深圳时，段鹏一下子就被城中村吸引了。这不奇怪，任何一个来到深圳的人，都绕不过这个词。按美国人类学家马立安的比喻，深圳是一个“城市包围农村”的城市，先有“新村”，再有城市，而后“新村”被城市包围，成为了“城中村”。
通常叙事中，深圳城中村是外来人最早的“落脚城市”，这里脏乱差，又充满活力，握手楼密密麻麻，火灾、偷抢等事件时常见诸报端。在坪洲城中村的“附近”书吧里，一个从小在华侨城（白石洲旁边的富人区）长大的17岁高中生告诉我，小学时候，父母总是提醒他，千万不要走进白石洲，“因为那里很危险”。但与此同时，城中村又承载了外来移民“落脚”的功能，吃住便宜、离上班的市中心在几公里内。扎了根，有了钱，自然就可以逐渐地搬到新兴中产社区。
但段鹏不是因为在城中村长期租房居住，而被它吸引的。他不能被简单归纳进这种叙事。
他是成都人，小时候，家住人民南路边，父母在环保科研所做研究。段鹏1972年出生，17岁那年，他在街上，错过了高考。后来两年，他拉过三轮车，摆过地摊，卖过小杂货，还是爱在街上混。
19岁时，他考了四川大学的成人大学，一开始不知道学什么，按父亲的意思，学了建筑，三年制，每天走读上下学，喜欢读戴厚英一本叫《人啊人》的伤痕文学。毕业工作几年后，他觉得自己所知甚少，又努力两年，恶补了英语，1999年考上了西南交大的建筑系研究生。
读建筑系研究生时，导师带段鹏来了趟深圳，他感觉这里“红红火火，有干劲”。接着，朋友带他去了深圳的几家夜店和酒吧，他又觉得自己发现了深圳的另一面——“挺颓废的，跟成都感觉很像”。由于交大属于铁道系统，毕业后，段鹏交了当时体制下的6000元“出路费”，就这么来了深圳北林院。
北林院给建筑师安排宿舍：一套房，几个建筑师，每人一间，共享客厅。再后来，他租了华侨城某个康佳集团房东的一间房，住了几年。到2004年结婚时，段鹏就买了房子。他到来时的深圳，有关内关外，比起北上广，房价低，一两千一平。他是研究生，月薪4000元，到他结婚买房时，房价虽然涨到五六千，他工资也有了一万多。家里帮忙给了十来万首付，仍然没什么特别难的。段鹏开公司创业，接自己的项目后，一次性就付完了房款。
好像一切都很简单。本来问起他的租房史，我预期是想听到一段换房血泪史的，但没想到这么顺利，不禁有点懊恼，只好换个问题。
“像你这样城里的孩子、知识分子子女，来深圳没有遇到过什么居住困难，一个建筑师在特别需要建筑师的城市，那你在整个过程中是……”
“一个既得利益者”，他打断。
“至少是没有被驱逐，被损害吧”，我有点惊讶他这么自然地自我批判，“为什么会关注到城中村？”
“因为我这个人天性闲散，喜欢自由，城中村气质跟我比较搭。小时候，我跟我父母逛商场就肚子疼。有一次我妈给我换了件新衣服，我一下子哭了，因为不能在地上打滚。”
“打滚为什么这么好玩？”
“不是打滚好玩，而是很自由，穿个干净衣服就要束手束脚，爸妈要管你了。”
那时候，段鹏经常在门户网站、地方都市报上读到关于城中村的新闻，哪里火灾了，哪里刑事案件了。在北林院的同事，很少聊起城中村，对他们来说，城中村的最大意义是“好吃”，品种繁多，便宜美味，是一大帮人聚餐的最佳去处。
但段鹏闲下来时，老喜欢往城中村跑。这里四川人多，成行成帮，开着门店，光着膀子，说着一口乡音，他走街串巷，和人随意聊天，和他记忆中小时候的成都一模一样，仿佛这些老乡在城中村里，再造了一个四川一样。只是这都是个人喜好，要到十几年后，段鹏才会参与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和趣味相投的艺术家、建筑师一起提出“城市共生”、“身边的城市”等概念，试图去扭转“城中村”在媒体上长期的负面形象。
但这个只关乎到“乡愁”的回答，让我怀疑，段鹏又在习惯性地不讲那么严肃的东西。
追问下，段鹏回忆起自己的研究生论文，关于川西坝子的“林盘”。这是一种特殊的四川农村生态与经济形态。作为建筑系的毕业论文，他的论文很不“建筑系”，因为他那时候大量阅读的是人文社科类著作，《江村经济》、《系统论》、《菊与刀》、《寂静的春天》、《生态学基础》、《增长的极限》这些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和经济学书籍，写论文时，他又主要用了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的研究方法。
“他是建筑系教授，带学生做大量关于温州农村调研，主要是做古老、有名的旧建筑。我做的林盘，没什么旧建筑，是生态系统，因为我父母是四川省环境保护科学院的，我从小受环保观念影响重，对生态也感兴趣。《生态学基础》和罗马俱乐部对我影响很深，他们讲述增长的极限，我不太赞成那种无限的发展，所以写了这个题目。”
“那时候的中国还远远谈不上无限的发展吧？”我问。
“但是我已经很反感了，我的研究生论文就在提倡‘零发展’概念”，段鹏说。
（《林盘：蜀文化之生态家园》 段鹏、刘天厚 著）
后来我在网上找到相关文献，文中大概说，川西林盘是“蜀文化独有的物质载体”，清朝《听雨楼随笔》记载，“川地多楚民，绵邑为最。地少村市，每一家即傍林盘一座，相隔或半里，或里许，谓之一坝。”但对这一形态的学术研究，被淹没半个多世纪，直到本世纪初，有学者将“川西林盘”作为独立的学术课题专门研究，段鹏是所有研究者中的第一个。
段鹏后来把硕士论文出版成专著，在毕业论文的一章里，他写道，“混凝土正在像牛皮癣一样，在城市铺开”。
02 千禧年
但那时候，段鹏对城中村更深一层的关注，仍然没有跳出建筑美学的传统。
那些年，段鹏跑了很多城中村，大鹏所城、宝安新二村、皇岗村、南山村、南园村、白石洲，纯粹就是拍照。就像大多数建筑师跑古村落一样，他带着“一种建筑师的猎奇眼光”，拍古房子和祠堂，对承载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握手楼不感兴趣，因为“没有建筑价值”。
“所以建筑师怎么去论证，‘古就是好’这件事？”我感到困惑。
“这是不证自明的一件事。你如果学过建筑，肯定马上就会被古建筑吸引，研究建筑的比例、功能、美学，然后就啪啪啪拍照”，他做了个按快门的动作，“建筑是我们的主角，而不是人。一个典型的建筑师就是目中无人，我们要等人走完了，再拍建筑。”
限制在这种视角下，段鹏还谈不上“研究”城中村，更谈不上思维被研究城中村所颠覆。他最初在北林院工作时，也是纯技术工作。当时中国的景观设计刚刚起步，大量外国公司，以深圳为跳板进入中国，一家叫做SWA的美国景观设计公司，在珠三角一带做了许多重大城市中轴线的景观设计，基本上都是北林院配合，外国公司做前期概念设计、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段鹏他们则做辅助。
工作以外，打开段鹏的是千禧年的深圳青年人。段鹏和当时深圳的艺术家、建筑师们迅速玩到了一起。每个周末，几乎都有活动。段鹏印象最深刻的有：欧宁主持的缘影会，看各种纪录片和独立影像；艺术团体“大尾象”陈邵雄的讲座，南沙原创设计刘珩的讲座；以及法国“新小说”的代表人物让-菲利普·图森（Jean-Philippe Toussaint）的中国南北之行。
我试着寻找这些2000年代的文化生活记忆。2008年《经济观察报》上，一篇名为《欧宁与缘影会》的文章介绍道，欧宁毕业于深圳大学，1999年在深圳、广州两地创办电影团体缘影会，建立之初的资源，由香港导演舒琪提供。
欧宁自述说：“90年代中期，深圳和广州有很多镭射影碟出租……那时香港电影发行人和导演舒琪开了一个‘壹角度’的书店，因为他本人是很多艺术电影的发行人……我认识他后，觉得那么多资料在内地都找不到，如果我自己看就太可惜了，应该搞个什么活动把它们与更多人分享，就搞了缘影会。”
2001年的《新快报》，报道了那时让-菲利普·图森的中国之行。图森最近一本关于中国的小说Made in China，在序言中如此写道：“自2000年年初以来，我好几次到中国去，到过北京、广州、长沙、南京、昆明、丽江，这一切如果没有陈侗——我的中国出版人，都是不可能的。”
陈侗的讲座《大尾象与1990年代的广东》也追忆了此事，其中一段，他提到在90年代时，那时北京没有798，文化没有今天的规模，广东才是前沿，外国机构、策划人会选择先到广州，他也在那时，开了博尔赫斯书店……
这些流落在互联网上的旧故事，让我得以想象段鹏在深圳的青年时代。他对深圳与广东的理解、对深圳城中村的关注、以及自身的创作，也在这样的氛围中演化着。这个时段如果有一段电影第三幕般的时期，应该在2004年。
2004年，段鹏参加了在深圳雕塑院《进行时》展，他带去两个作品，一个作品是深圳皇岗村的一组照片。来深圳后，他一直在尝试写城中村，但仍然是建筑系硕士论文的视角，始终不得其法，于是他采用影像来表达，还是“目中无人”式的。
另外一个作品，段鹏用钢管做了一把椅子，将一个个新鲜的橙子贯穿在钢管之上。他把无机物和有机物贯穿在一起，“让这把椅子在展场上，逐渐发霉、腐败，最后只剩下一个干骨架，上面还沾着橙子很烦的、腐烂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在2005年的亚洲国际交通展上，他又和艺术家杨勇一起，在展区搭建了一个钢管建成的“深圳站”，“就是一个小小的站台”，代表所有那些来到深圳的散居者第一眼看到的深圳。我在查旧报道时得知，那年亚洲国际交通展的上海展区，引起轰动和争议的，是艺术家金锋。他为秦桧夫妇树了站像，题目是“跪了492年，我们想站起来喘口气了”，目的是“呼吁现代社会要重视人权和女权”。比起这个挑衅传统、引发舆论爆炸的艺术品，那时候的“深圳站”似乎没有更深意涵。
（接受采访的段鹏，截图来源：22点TV视频片段）
段鹏暂时还没有建筑师被工具化和异化的体验。他不认为自己那时候有明确的“公共参与意识”与“抵抗意识”。“深圳在草莽时期，我们这帮人都在青年时期，思想没那么成熟。跟现在，我明确捍卫城中村租户的居住权，这种坚定的抵抗意识不一样。”尽管如此，那时候，他们这帮人身上具备一种“力量感”。那几年，在深圳雕塑院和亚洲交通展上，聚集了一大帮艺术家和建筑师，“那是大家力量最强大的时候”。
落幕也在这段时间默然发生。千禧年间，段鹏所熟知的这帮朋友，大一点的是60后，年轻一些的是70后。大多数人三十岁左右，男男女女，多数还没结婚、养家、生育，有的是建筑师，有的开书店，有的是艺术家，有的做记者，有的办杂志，有的做影像活动，迅速玩到一块儿，很快又散作满天。有的进入体制，有的成为商人，有的回乡，有的出国，隐居了一样。
段鹏没有想到当时有什么重大挫折，他们只是像所有人一样，走到了人生和中国的另一个阶段。他也在那以后，很快进入了从事“经济建设”的人生阶段。
03 成为有产者
2020年11月，我和段鹏走在福田区景田城中村，他去谈一个空间合作，希望能够再把那种有沙龙、有各类活动、有教学、有思想碰撞的感觉找回来。这两年，满宇成为华侨城艺术中心的驻地艺术家，虽然只有几个月，段鹏感到早年的那种感觉回来了。
那个艺术家驻地我去过一次，一栋房子，一个小院落，地面青苔错落，庭前有树，走进铁门，进入房间，是蛮高的两层loft，空间感十足。那天下午，驻地里坐了数十个人，七八个人在三张沙发上聊天，四五个人在宽大的阶梯上坐着，另一些人在庭院里，我“受命”给参与2019年白石洲关注小组的坚果兄弟、郑宏彬、武老白、张星和段鹏拍了张合影，段鹏笑称，这几位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从左往右：张星、武老白、郑宏彬、坚果兄弟、段鹏）
我因此大概知道段鹏说的“有点那种感觉了”，到底是什么意思。人类学家马立安在白石洲所创立的“握手302”，也是段鹏津津乐道的地方。2019年我到深圳时，“握手302”已搬离白石洲。疫情发生后，“握手302”彻底成为了“线上空间”。来深圳的这一年多，在各种场合，我都不断听人提起这个地方。
住在城中村17年的房地产物业经理乐乐，那时经常参加马立安举办的工作坊。她在马立安的主题活动上，开始有觉察，主动关注都市单身女性处境、关注自己住了十几年、又即将被拆掉的白石洲，甚至觉得是自己的职业，把自己驱离了城中村。我和她在白石洲见面时，她说对自己的“主体性”有了更深体认，会思考更多的社会议题，试图做点什么，“Marian（马立安）对我影响很大，她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乐乐现在会试图鼓励自己的室友，跟她一起去参加马立安的工作坊。室友在深圳做家政，生存不易，但会质疑乐乐，“你们做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用？这里不还是要拆吗？”
所有这些，大概是段鹏执着于能够在昂贵的深圳，找到一个可以长期维系的空间的原因。在一个微信群里，经常能看到他和学者世杰一起，每天往群里发各类城中村、工业区可以租赁的备选空间照片和地址。
但在我们的谈话中，不同于现在每天奔忙的社会热情、城市参与，2005年后的十年中，“城中村”在段鹏的生命里消失了。“在深圳，手停口停”，走在景田村里，段鹏说。言下之意，就是随时都得挣钱，不然没饭吃。
段鹏在北林院待得不久，很快去了法国欧博建筑设计公司。去之前，他剪掉一头多年的长发，“准备从头做起”。在这家法国公司，上司是个法国人，娶中国媳妇，但不讲中文。段鹏此前从未和外国同事直接打过交道，一来欧博，就遭遇一系列思想文化和设计理念的冲突。做模型、推敲设计图、分析图，所有过程，都和他在学校、在北林院学到的不同。段鹏那时30岁出头，可是深圳大学刚毕业的本科生，都比他更受认可，“深大学生接触国外思维方式更多，英语更好，表达更流畅，我此前又在北方来的设计院，有已经成熟的国内观点，直接面对一个老外，就会起冲突。”为了能够更好地和法国上司沟通，段鹏还专门花钱去学了口语。
（长发飘飘的段鹏，段鹏提供）
这些年，段鹏称自己在欧博“百忍成精”、“重新换脑袋”，“他们带来的设计手法和设计思想，和国内设计院和国内大学教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超越了功能主义，带有地方性。法国人不喜欢高楼大厦，喜欢咖啡馆，就像成都人喜欢茶馆一样。西南交大受重建工影响比较大，老师们基本上属于五六十年代，中国培养出来的那批设计师。”在段鹏看来，是在法国欧博，他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建筑设计师。
在此期间，段鹏扯证结了婚、买了房，过两年有了小孩儿，此后短暂进过清华设计院，接着就和朋友创业单干，陆续跟美国建筑大师斯蒂芬·霍尔等合作开发项目。这是段忙碌的年月，先“学习大师方法”，然后开公司，做自己的项目挣钱养家，成为有产阶级。段鹏逐渐成为内地房地产商眼中“来自深圳的设计师”，又赶上全国住宅建设井喷之年，他主要开发居民楼，云南昭通、甘肃武威、河南新乡，跑了许多内地城市，“他们觉得（我们）拥有先进的理念，所以很容易接到项目，就‘忽悠’着去赚钱”，那十年他被推着走，很少有时间思考，也不再关注任何建筑行业之外的事物。
直到2014年，因为行业和经济变化，公司突然接不到项目了。迫于成本压力，段鹏辞退员工、关掉公司，感到迷茫沮丧。他给自己放了个假，回到成都，住了三个月。每天起床出门，走在熟悉的街道，自己家住的单位大院，街边修鞋的、修自行车的、小吃店，还有那些看着他长大的老邻居，居然都还在。这让在深圳十几年、经历日新月异的段鹏惊讶。这是“时间的厚度”，他迅速地被打动了。于是他尝试着拍了一系列短片，配上文案和字幕，起名为《街道》。
“感受到时间，给你带来什么？”我不是很理解。
“时间蕴含在每个人、事物里面，蕴含在这棵大树里面。它为什么会长成参天大树？这样的物质形态里，我能看到时间。我当时第一次感受到，任何一个美好的东西，里面都蕴涵了时间。”
在陌生的大都市白手起家、凭本事挣钱、成为有产阶级，这可能是大多数人梦想的人生。在关掉公司、拍摄《街道》时，段鹏突然感觉，这些年作为建筑师，每天都在疲于奔命地维持公司运转，没留下什么“有时间沉淀”的东西，自己也在深圳的突飞猛进中陷入迷失，似乎只能做开发商喜欢的东西，才能继续在这个城市生存下去。不像年轻时候，中年的生活，似乎只剩下一个选项。他被困住了。
段鹏吐槽自己，“像李一凡老师说的，妈的你们这帮建筑师，平时有钱挣的时候不思考，闲下来就开始思考问题了。”
段鹏决定寻找另一条路。他重回阔别多年的清华设计院，名曰“进山修道”——相比于深圳很多设计事务所，作为平台公司的清华院，盈利压力不大，不用过度担心产值；公司价值观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把清华没写出来的校训写出来了，很合我的胃口”。
从2014年起，段鹏作为清华院设计师，和深圳城市设计促进中心的黄伟文一起，合作了多起公益性质的城市建筑改造，“不为赚钱，我都称之为‘自费加自愿’”，有的成功（较场尾度假村），大多数失败（华强云、京威啤酒厂……）。因为对于地产商来说，推倒重来的成本，比起将要收获的丰厚利润来说，都不值一提。接着，便是2015年开始的调研并捍卫“城中村”，这同样是一系列失败多于成功的故事。
但无论如何，阔别快十年后，“城中村”再次回到了他的生活中，并且颠覆和解救了他。
04 扭转城中村
段鹏所说的“时间的沉淀”、“建筑师被异化为建构城市的工具”、以及城中村颠覆了他，让我陷入困惑。直到数天后，我在《野人》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文章，《“失败”白石洲》。作者江小船和来福都是深圳大学的毕业生，他们记载了一段关于马立安的故事：
作为在深圳30年的美国人，马立安要经常面对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从美国远道而来的人类学家和艺术家，会选择白石洲的出租屋，来做工作室“握手302”？她肯定是“决定做点什么事情，拯救白石洲”。马立安因此不得不一再回应，“不是我们帮助白石洲，是白石洲帮助了我们”。
因为“握手302”能够自由做社会艺术实验，大半得益于白石洲低廉的生活成本。白石洲能够“容忍”不同人的一次次尝试，代价不高，“而在深圳，大多数人的压力在于，他们付不起失败代价。”
在马立安主编的著作《向深圳学习》中，她写道，“用‘乡村’这个词来描述人口密度大且多元化的白石洲是有误导性的，白石洲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片区”。白石洲曾有15万人口，不是“贫民窟”；在经历数十年自然发展后，白石洲已经是一个拥有多阶层结构的“城中城”，咖啡厅、酒吧、小学、托儿所、大排档、艺术工作室、各种亚文化聚落，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此丰盈地生活着。白石洲是段鹏口中“时间的沉淀”，也“帮助”了所有来到这里的人，去更宽裕地选择他们的人生道路。
我一下子明白了，段鹏所说的观念被研究城中村颠覆，大概是在说：在深圳，还有别的可能。2015年，他和城市设计促进中心合作，参加了当年的深港双城城市\建筑双年展，参展作品叫做《身边的城市-白石洲摄影展》。十多年后，他的作品还是关于城中村。
但这次有点不一样。段鹏仍是先进入白石洲拍摄，但不再是等人走掉、专拍建筑，而是专注于每个居民。拍人就要跟人聊天，就要观察和记录，听纹身师、运输工、家政工、设计师、公关经理、心理学系学生、服装个体户、面馆老板、摄影师……聊自己的深圳故事，每次都比前一次“更有感觉”。段鹏感到，自己每天都在被这些人启发，他决定要做点和传统建筑学不一样的东西参展。
这段时间，央视《焦点访谈》的最新一期节目触怒了段鹏，他回忆，“新闻在表扬大冲改造，为村民带来了多少房子，村民幸福回迁了。但是大量租户完全在报道视野中消失，我有种愤怒感。因为我一进去城中村，首先看到的就是租户，这是大多数人。”
作为回应，段鹏和几个朋友一起，开设了公众号“白石洲小组”，专开一个栏目，起名为《看不见的深圳人》。他们搜集白石洲的居民，每过一段时间，更新一期，每期十几个人。他们举着一张白色纸板，填上姓名、性别、职业、年龄和故乡，如同举着身份证、“知晓我姓名”般，站在白石洲的街道上，拍下一张照片。这个从2015年开始的栏目，持续至今。
（《看不见的深圳人》，图片来源：白石洲小组）
从2005年开始，段鹏就听闻传言，深圳最大城中村白石洲将要旧改，但一直搁置十年，白石洲继续生长。到2014年，白石洲被纳入了深圳“城市更新单元计划”。2017年，深圳市政府出台了白石洲旧改草案。这期间谣言纷扰，人心惶惶，没有人知道白石洲到底拆或不拆。2019年，白石洲更新计划突然进入快车道，当年6月30日，开始清理租户，一切尘埃落定。
回到2015年，段鹏和城市促进中心一起，在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上，以白石洲为作品，像是一次对主流城市改造的公开回击，提出了“来了就是深圳人，来了要有居住权”。在段鹏看来，此前数年的深双，都是建筑师的专业秀场，国际化、高大上。而2015年的深双，因为超越“目中无人”，才让“脏乱差”的城中村，进入了“高大上”的城市建筑双年展，成为“深双”关注重点和价值取向的转捩点。
“有了2015年的深双，才有2017年在（城中村）南头古城举办的，以‘城市共生’为主题的深双”，段鹏说。
2016年，段鹏再接再厉，继续做《希望2016-白石洲不拆》摄影展。当年蛇口无车日，他们在马路上搭建了一个“一天的美术馆”。这个“美术馆”坐落蛇口马路上，用大片苫布“搭建”而成，里面摆满了不同人拍摄的白石洲和居民的照片。摄影展文案写着，“让爱与美占领街道，让生活回归街道”。
段鹏在这年还办了一个“墙展”。白石洲要拆除的部分，在那年已经被修上围墙，他决定在这堵墙上做做文章，直接在墙上办了个摄影展。展品贴到围墙后，不到半小时，就被城管全部拆了。
（迅速被拆掉的《墙展》，图片来源：白石洲小组）
2016年的大事件，“湖贝120”保卫湖贝古村行动，段鹏也参与其中。一场名为“共赢的可能”的工作坊，在华侨城的友方空间举办，征集包括建筑师、学者、市民、官员在内的意见，引发了全国性的媒体报道。尽管城市官员在那场“共赢的可能”上缺席，但仍然被许多人视为一场难得的“成功”。湖贝在后来的政府旧改方案中，也得到了部分认可和保护。艺术家杨阡写道，这是深圳人在观念上，从“空间-经济发展”到“空间-社会正义“的“正义观”转变。
马立安在一篇论文中，将这批深圳建筑师、艺术家、学者和各行各业的建言人士，归纳为“第二代深圳知识分子”：不同于第一代建设深圳的知识分子，在情感和身份上仍然认同童年故乡，第二代深圳知识分子认同自己的“深圳人”身份，并且“致力于拓宽深圳城市形态的公共讨论，以超越政府和开发商的声音。”
（《看不见的深圳人》，截图来源：22点TV视频片段）
在“空间-社会正义”的氛围下，2017年，深港双城城市建筑双年展被选定在了南头古城——一个著名的城中村——举办，主题为“城市共生”。段鹏觉得，从这一年的双年展开始，大家开始意识到，深圳城中村不是“毒瘤”，不是“脏乱差”，它组成共生的城市，“一举扭转了长期以来对城中村的污名化”。
2016年湖贝120的“成功”，以及2017年南头古城的“城市共生”理念，没有在白石洲旧改上复制和实践。2019年6月30日以后，白石洲的命运已不可逆转。
但是，段鹏、张星、世杰、坚果兄弟、东启、武老白、郑宏彬、刘伟伟等建筑师、学者、策展人和艺术家一起，还是发起了多项参与型艺术活动：“深圳娃娃”是搜集白石洲学童的玩具娃娃，写着孩子们的上学心愿，巨大的抓机，则在一片空地上抓起那些玩具；“白鹅通讯社”邀请全国的社会学、人类学、新闻学学生、学者来白石洲写居民故事，也希望有机构媒体闻讯而来；“白石洲数学公开课”，计算租户搬离白石洲去到郊区生活后，工作、交通、上学的成本会提升多少；“十个广告片”，也用广告的形式记录了白石洲租户的生活……
只是这最终并未改变什么。
“十个广告片”最终拍了六个；“白石洲数学公开课”算出的答案解决不了现实难题；“白鹅通讯社”比起湖贝120的媒体关注和作用，则有天壤之别。段鹏也辞掉清华院的工作，开起自己的工作室，正式成为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口中的“独立建筑师”。我在2019年7月来到深圳，在坚果兄弟不得不暂别深圳之前，和他匆匆见了一面。他带我第一次走了白石洲，海鲜市场、老鹰纹身、江南百货，在它们的“命运”到来之前。
“为什么湖贝120可以取得一定的成功，而白石洲不行？”有一次在“附近”书吧，我问段鹏。
“可能根本上，湖贝120保卫的是古迹，白石洲保卫的是居民”，段鹏说。
05 另一种深圳
此前，我在一河之隔的香港数年，做记者编辑、做口述史研究，读过薛忆沩的小说《深圳人》，但那是一本类似《都柏林人》的小说，现实性隐藏在深深的文本里。此外，我对深圳的理解，充满惯常的一面之词：这个城市没有文化，所有人都只想赚钱，大湾区、房价、科技之城、中国智造、先行示范区……我恰好是因为这种“正确的误解”，决定暂到此城。
我网购了一批关于深圳的书，题目大多为《深圳奇迹》、《深圳白皮书》、《我们深圳这些年》、《深圳不相信眼泪》，读罢满腹狐疑，又索然无味。一个盛夏，在写字楼39楼上班时，我偶然看到“深圳娃娃”，倒吸一口气。被马立安称作“第二代深圳知识分子”的人，他们身份各异，一下子带我见识了另一面的深圳，以及另一种讲述深圳、经历深圳的方法。
（2017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 网页）
认识段鹏时，他半头白发、精力无限、热情洋溢，说起话来总是玩笑一会儿，严肃一会儿，似乎完全没受前一年的影响，也早已不是那个“目中无人”和“被开发商工具化”的建筑师。不过，对他回忆中的那个千禧年间，一头长发的段鹏，我倒是倍感亲切。
还是在景田村，走在这个综合整治之后的城中村里，段鹏指着路面上正在搭建的水泥板，一边给我解释新旧版《城市更新办法》的不同，什么是“综合整治”，什么是更新城中村的更好办法：“三线下地、地面黑化、墙面美化、燃气入村、强化治安……”，一边宣扬他的“社会建筑学”——这是他自创的一门学科。
听段鹏讲自创的“社会建筑学”，仿佛在听他用连绵不断的金句，斥责某个时期的自己，“首先就是人的主体性回归”。
“人有差异，能力不同，承认这点，我们才能为不同的阶层提供不同的空间，而不是强求统一，不是快速地建设’看起来很美‘的城市空间。特别是低收入阶层，需要时间、可支付的空间让他们慢慢城市化，让他们的子女慢慢融入城市。”
“好的建筑会解决社会问题，坏的建筑会带来社会问题。房屋原本是庇护人类的，但当房屋被异化为金融产品后，房价奇高，为社会带来动荡与痛苦。”
所以，社会建筑学到底是什么？段鹏的回答是：“社会建筑学本来就是杂碎，如同羊杂碎、牛杂碎，如同火锅，是个大杂烩，是各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社会学、人类学、建筑学、统计学、经济学、规划学等等，你认为它是啥就是啥。”
又是一个不正经的回答。段鹏不是学者，“像我当年写硕士论文《林盘》那样，从尼采写起，就挺傻X的”，他把自己对“社会建筑学”的理解，放在了过去五六年的所有展览、调研和实践中。
和段鹏熟悉后，和他聊天、读他的论述，我都得做好心理准备，上一秒，他从很专业的建筑师角度，分析深圳城中村的“共生社会生态系统”；下一秒，我可能会读到他现在的设计原则是“简粗直”，美学原则是“脏乱差”，就有种无厘头之感；但仔细想想，你又似乎能明白他在讲什么。
2020年，社会对白石洲的关注已经暗淡。我去看了几次，疫情之下，围挡越来越多，一旦建起，就不再拆下。这一年，“奶黄文化”创办人佩佩和她带出国留学的学生——几个出身中产的深圳高中生，拿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器材，做白石洲的纪录片、影像展，并在各个地方分享自己的作品与所见所感。段鹏乐得当她们的白石洲“导游”，一边受到阻碍，一边帮他们继续记录着白石洲，“这些深圳高中生今年发力了，我就搭着做我们的讲座。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的，有点像2019年的我们那样。”
段鹏和他的朋友仍然在不断回访白石洲，用文字与影像，记录着它的命运。2020年快结束时，“白石洲小组”的最新一期《看不见的深圳人》栏目，很平静地记录了一年来白石洲居民的部分处境：
“白石洲北区四村居民，从2019年7月到2020年10月，人口从8万多减少到2万多，一年多的时间，有6万多人被扫地出门，而剩下来的2万多人，在日常的生活中，对抗着拆迁及疫情双重压力。对她们来说，拆迁猛于疫情。”
参考资料：
《欧宁与缘影会》[http://reader.epubee.com/books/mobile/2a/2acda84098c814249491a19034b4bb85/text/part0018.html] 《陈侗：大尾象与1990年代的广东》 [https://mp.weixin.qq.com/s/_epy9fMIV9tvHqQDXU1l3g] 《陈侗：我与让—菲利普·图森》 [https://mp.weixin.qq.com/s/57eDtq2U38hgdM-mFEPhPw] 《专访人类学家马立安：在城中村，看到另一个深圳》 [https://xw.qq.com/cmsid/20201111A0G5N500] 《异乡人——马立安：在深圳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人类学家，为什么执迷城中村？》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1229-strangers-maryann-urbanvillage/] 《城中村改造潮，70后建筑师为何发起“白石洲不拆”计划？》 [https://mp.weixin.qq.com/s/JiwpH_GkFKnHt8Of_RNH_g] 《一个睡在街头的设计师在抗议什么？》 [https://mp.weixin.qq.com/s/hCSMNQpvgPFEPbSnGgUGUw] 《看不见的深圳人（二）》 [https://mp.weixin.qq.com/s/_zssMq4CCkc5BAHpycgheA] 《段鹏|看不见的深圳人（三）》 [https://mp.weixin.qq.com/s/0s7iE_KC4-lnPEbIYbNwOg] 《段鹏|看不见的深圳人（四）》 [https://mp.weixin.qq.com/s/kDPsE3ZF5eKzwtETHvYKkA] 《段鹏|看不见的深圳人（五）》 [https://mp.weixin.qq.com/s/S15omDo6L6yAGYtbmlGsoQ] 《居民|看不见的深圳人（二十八）》 [https://mp.weixin.qq.com/s/0X8YzWxtFHbxKVAIswlRuQ] 《龙门阵——社会建筑学（一）》 [https://mp.weixin.qq.com/s/HhqyGLSL3kYfrFIRREOgCA] 《深圳乡村的发展：城市包围农村》，马立安，86-106，《向深圳学习》，（美）马立安，（美）乔纳森·巴赫，（加）黄韵然主编；王立弟译。深圳：海天出版社，2020.07 《「失败」白石洲 》，江小船、来福，18-21，《野人｜改造者》，第三期，2017 《湖贝观察》，杨阡，22-43，《野人｜改造者》，第三期，2017 《深圳之心的再发现：保卫湖贝古村运动》，马立安，翻译：棱镜，编辑：杨阡 《白石洲：发现后工业社会深圳》，03-17，《城中村：消失中的城市》，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