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马上就要到了，没想到迎接教师节的，是一条老师跟学生——准确的说是师父跟徒弟之间撕扯的狗血新闻，而且没想到，大家对于这条新闻会那么踊跃的发言。

郭德纲成为新闻主角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以前大部分人都站在他的那一边，替他说话。但是这一次好像不太一样了。原因很简单，以前郭德纲虽然是一个当红艺人，在事件当中却往往是人们认为的“弱势”一方。

有人说这一次他一定会输，因为这一次他不再是“弱势”的那一方了，弱势的那一方是他的徒弟，而大家都有同情弱者的本能。对于这件事本身我不想做过多的评论，只想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引发的关于“师徒关系”的讨论。

在前工业时代，知识的传授大多采用的师徒传授。在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师徒关系不同于师生之间的关系。首先，师生关系是相对平等的，老师对学生没有绝对的主宰权；第二，老师跟学生之间没有密切的私人关系。

现在的学校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学校就是一条生产线，把原材料送到生产线，按照固定的流程、固定的作业程序，进行加工再输出的过程，所以现在的学校其实是一个人才工厂。

而传统的师徒传承，它是一种作坊式的教育方式。首先，老师和学生是绝对的不平等的，中国古代有非常多形容这种关系的话，比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第二，老师跟学生之间，有非常密切、非常个性化的私人关系。

我们看《西游记》中孙悟空叫唐僧是“师父”，父亲的父。父子之间在传统社会绝对不存在什么平等关系，那就是一个上下尊卑的关系。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师父跟徒弟之间就是这种绝对的不平等关系，或者说是徒弟对师父绝对服从的关系。古代说法中有所谓“师道尊严”，师道尊严到什么地方？就是你开始学习的第一课是要学会绝对的服从。你如果不能做到绝对的服从，教学过程就没法展开。

我们都听过黄石公向张良传授兵法的故事。张良是一代名将，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史书中记载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张良之所以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他能做到绝对的服从。

张良见到黄石公的时候，黄石公坐在桥头，故意把鞋子蹬掉，然后对张良说：“年轻人，把我的鞋子捡起来！”这是很不礼貌，很不顾及别人尊严的一种态度。张良很有涵养，就顺从的把鞋子捡了起来。

黄石公接着说：“你把鞋子给我穿上！”张良心里皱了皱眉头，忍了忍，帮他穿上了。穿上以后，黄石公又一次故意把鞋子蹬掉，说：“你再给我捡起来。”张良的脸上肯定有不悦之色，但是他没有外露，强忍着把鞋子捡起来又帮他穿上。

这时候黄石公就说了一句：孺子可教。“孺子可教”这个成语就是这里来的。他为什么说孺子可教？因为他做了一个实验，发现张良是能够做到绝对服从的人。一个不能够做到绝对服从的人，是没有办法把一个东西学到位的。

在古代的书香门第，甚至是一些不怎么读书的家里，屋子里都会挂一个牌匾：天地君亲师。为什么这五个字是能够并列的？就是因为这五个角色都是高高在上。天地君亲师，你只有怀着一颗绝对顺从、绝对臣服的心，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合格的人。

这是典型的儒家观念，儒家观念不止在正式的教育体系存在，而且在一些行业都是贯彻的。就是徒弟跟师父之间的绝对顺从绝对服从的观念，比如你过去学理发，学做衣服，学木匠活，你都要拜师，一个是拜眼下的师父，另一个还要拜祖师爷。

每个行业都是有祖师爷的，比如木匠是鲁班，梨园之地是唐明皇。手艺人经常说一句话：祖师爷赏饭吃。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要让你时刻意识到你的渺小性，要对这个行业的祖师爷，以及眼前的师父都绝对的服从。

这背后有一个观念，就是放弃尊严，打碎自我，重建自我这样一个理念。现在很多行业仍然在沿用这种理念。比如特种部队，第一课也是让你放下尊严。进入这个环境后最先被淘汰的是那些放不下尊严，放不下架子，放不下已有成就的人。

《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之所以最后成为“兵王”，就是他没有尊严。他虽然笨，但是他是个能够低到尘埃里的人，能够对教官的每一句话做到言听计从。

对于这种教育理念，我个人是部分认同的，我认为在一些行业是一直适用的，比如在一些前喻性的行业。什么叫“前喻”？就是岁数大的人，经历多的人拥有的知识永远比年纪小的人要丰富得多。它的知识是相当固化的，没有生命周期的。这个行业的产品和服务几乎是没有变化的，比如京剧。

而后喻行业与它相反，今天的互联网就是典型的后喻行业。后来的年轻人往往比年长的人有知识，他不是强调传承性，而是强调创新性的。这种行业里面，师徒制就是不适用的。

这种强调绝对服从，强调放下尊严的教育，还有一个派生的特点，就是徒弟向师父学习，首先是为师父提供无偿的劳动的，晋商以前是5年学徒，一分钱工钱都没有的。

而且除此之外还要管“三壶”，茶壶、酒壶和夜壶。倒夜壶是一个脏活，它显然就是为了时刻提醒你放下尊严，你干最脏最累的活都是没有工钱的。

我们汉语中有一个词叫做“徒劳”，什么叫“徒劳”？就是白干。判刑中说的“徒刑”就是说判的是那种只干活没有工钱的刑。“徒”就是白干，尊严都没有你还想要工钱？

通过这种方式让你不可能有什么架子，让你的身段极其柔软。你如果没有这种所谓的空杯心态，师父就没办法往里头倒东西。让你处于一种无限开放的态度，这种状态才是一种学习的态度。

很多年前我采访郭台铭，问他为什么要手下人向他汇报时，要在门口立正，约好的时间到了你不叫他们，他们还是不敢进来。

他说：我们做的是制造业，制造业是人要放下架子顺从机器，顺从产品。制造业就是要做到精确，做到没有个性，个性太多，就做不到“标准化”。我们首先从态度上要绝对的谦卑，才能把活儿做好。

在某些传承性特别强的行业，而不是创新性特别强的行业，这种教育至少是部分有效的。即能够做到“地地道道”，不是那种差不多从心态，不是那种有一搭没一搭，松松散散，懒懒散散的状态。

我之所以部分认可师徒传承的教育方式，以及利益分配方式，是因为我注意到制造业非常发达的国家，它都有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德国也好，日本也好，瑞士也好，企业里面的等级关系，以及员工受到的教育都是等级森严，带有非民主色彩的。

在今天，无论在教育领域还是在管理领域，大家都在强调要用平等的对话，代替不平等的不民主的训话方式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师徒制是很不合时宜的。的的确确，在一个强调创新的后喻时代，可以说，师徒制已经过时了。

但是，师徒制作为一种传统的、古老的教育和利益分配方式，其实是有它时代的合理性的。即便在今天，在某些领域，这样一种教育理念，这样一种分配理念，也仍然有他可取和合理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