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瑜：“无数的星星在河里流动”

文/朱琳

项目/机构介绍

昆明市呈贡区是光四季诗歌青少年服务中心，于2018年7月3日注册，是国内首家且规模最大的乡村诗歌教育公益组织，创始人康瑜任总干事。

“是光”从2016年10月开始服务于乡村儿童，通过为三至八年级当地教师提供诗歌课程包和培训，解决乡村孩子缺乏情感表达渠道和心灵关注的问题。截止2020年9月，“是光”已经覆盖24个省份的1000余所偏远地区中小学，并为10万余名孩子开启了人生的第一堂诗歌课。

与许多故事报道所传达的感觉不同，康瑜给我们最大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共情能力很强，同时又很有理性和规划意识的女孩。她创立“是光”，从不是热情支配下的冲动，而是一种有温度的深思熟虑。

几乎每一个和康瑜有关的报道都会强调，“是光”的历史起源是在康瑜大四临近毕业的时候：彼时即将获得人民大学经济学学位的她，推掉了保研机会和港大的offer，以全职身份做了两年的乡村老师。所以在我们一开始的想象中，她参与公益总得有点儿非常特别的理由，比如在学校里参与公益项目时受到了特别的震撼，又或者日常生活中有着较大的压力需要释放。

但康瑜的回答完全不是这样：“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咸鱼，没有什么压力，也没有那么多特别的原因。只是从小我奶奶就告诉我，对于人生的使命，‘要找到那扇门并敲开它’。上大学后，我有了更多时间和自由去探索这个问题，慢慢我就意识到，自己不想继续读经济，我更喜欢那些小朋友，更想去做公益。”

这种性格特征大约是得益于她的家庭：康瑜从小就是个愿意给别人带来能量的孩子，也正因如此，她在成长的道路上从没做过“出格“的事情，“一路顺着就这样走过来了”。在她长大后，这种分享和激励他人的愿望就理所当然成了她向往的人生方向。

这也就是为什么康瑜不喜欢用标榜道德的方式谈论自己的公益道路。她选择公益，真的就只是一种选择：“就是你一路走过来，终于发现，其实你更喜欢做另一件事，所以你就决定去试一下。所谓的‘不一样’只是在别人眼里，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和不一样的向往，我的选择并没有很特别。”

“我做的事情是对的”

作为“是光”的起源，那段在云南的长达两年的支教经历，是康瑜在经过仔细考量后，给自己的一个“试错期”。她知道自己喜欢与山区或者农村的孩子在一起，踏上去云南的行程，是为了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躬身入局的能力。

“我知道自己很喜欢这件事，但是不知道自己合不合适。也许我喜欢，但是我到了讲台上张不开嘴，或者我受不了那个相对城市来说比较艰苦的环境，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其实就不合适。”出发前的康瑜给自己划了一道线，如果找到肯定的答案，她就在支教结束后转读教育，如果不行，就继续回去学“也并不排斥”的经济。

事实证明，康瑜很合适。

支教边远山村难度很大，远非康瑜预期的那么简单。刚去支教的时候，肯听课的学生少之又少，更多的孩子不喜欢老师、不喜欢上课，或者用当地老师的话说，能在教室里睡觉都算是给了老师面子。

因为喜欢，在云南的康瑜一直处于某种与咸鱼完全相反的亢奋状态。她花了一年的时间和精力，几乎是见缝插针地和这群孩子斗智斗勇，想尽办法去兼顾到每个学生。“我从小就和所谓的‘差生’玩的好。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肯学习，也觉得他们身上有难得的仗义。所以当我再次遇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我不但不会排斥他们，反而会觉得他们很可爱。”带着一些禀受于天的小得意，康瑜告诉我们，“甚至我觉得，我能给‘差学生’带来的改变，会比带给‘好学生’的更多。好学生在更多情况下是因为自律或者家庭的影响，不是老师教出来的。”

“何况，我已经做出了一个外人看来‘非常规’的道路，既然选择了，我就相信自己有改变他们的潜力。”

当然，在和学生“斗争”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怎么就你和别人不一样”所带来的挫折。见康瑜有时候压力很大，漭水中学的校长问了她一个问题：知不知道谁是这个镇子未来的主人？他告诉康瑜，就是这些走不出去、留在山里的孩子，才是这个镇子未来的主人。

“他是在告诉我，我做的事情是对的。”

“这句话对我的分量太重了”

2016年，一次偶然被落雨打断的书法课上，康瑜突发奇想，让学生出去听雨、写诗。一个平日里躲在后排、不善言谈的女孩写下了对离世母亲的思念。

“说实话，在那之前我对这个孩子关注的也没有太多。”康瑜直言不讳，“我当时的注意力一部分在那些坐在前排的努力学习的孩子身上，期望他们能考出去，一部分在那些相对更调皮的孩子身上。对这种乖巧安静的孩子，反而当时投入的精力要少。”

也正是那个安静的孩子在诗歌中流露出的情感，与校长曾经的问话碰撞在一起，在康瑜脑海里打出了火花，让她更清楚地看到了表象之后的东西：那些把她气到跺脚的孩子，那些沉默不语的孩子，并不是厌恶他人，而是找不到表达自己的方式。就像在黑暗中磕碰着摸索一切，因为常年远离父母，缺失安全感、自我认同感和被关注感，留守老家的孩子们会变得无声无息，抑或用破坏性的方式来索求老师和家长的注意力。

除了抓学习，能不能再对他们多一些情感的陪伴，帮助他们更好地表达自我、感受生活？即将结束支教的康瑜很想给孩子们再多留下一些什么。于是，她在学校里开设了一年十二节课的四季诗歌课，后期的“是光”自此有了一些模糊的轮廓。

当时而言，四季诗歌课并没有特别突出的不同，康瑜自己从未写过诗，她能做的主要是带着孩子们简单地感受和尝试一下这种表达形式。和所有其他家访、补课、鼓励学生写“心思纸条”、组织社团、举办才艺活动一样，鼓励学生写诗更像是康瑜在支教期间的一种创新尝试。“我看得出孩子们很喜欢这件事，但即使我看到了学生们身上发生的正向变化，当时的我也并不知道，诗歌究竟在这其中起了多少作用。”

支教结束三个月后，在家准备申请斯坦福大学教育学硕士的康瑜颇为意外地发现，诗歌对孩子们的影响没有因为她的离开而停止。康瑜的孩子们仍在遵守曾经的约定，在每周五用诗歌的形式写下自己的所思所念，特别是写给他们的康老师。

在收到的一大箱子诗歌里，康瑜看到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康老师，我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像我这样，在诗歌里面找到自己。

康瑜被这句话破防了：“从来没有孩子跟我说她会在诗歌里找到自己，这句话对我的分量太重了。”

那是康瑜第一次真正地意识到，对这些孩子来说，诗歌有这样愈人心灵的生命力。她想让这些留守山村的孩子，能在长大后的一天，在家乡的山野里，在安谧的夜空下，指着面前清澈的溪流，对自己的孩子说：

“看，无数的星星在河里流动。”

康瑜的进修计划再次中止，这一次，她决心成为真正的全职公益人。

《星河》

黑色的夜晚星星在闪耀

我在河边无忧无虑地散步

当我回头看我身边的河水时

只见无数的星星在河里流动

10岁 黄坤 云南厂街中心完小

被逼出来的“是光”

康瑜强调了好几次，说自己很幸运，没走太多弯路就找对了方向，也找对了一起做事的人。

 “是光”不是康瑜根据自己的想象创造出来再塞到孩子手里的。恰恰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光”是被逼出来的。

“他们一直在问我，还能不能再有这种课。”康瑜想着，既然学生们有这个需要，那就去买课好了。“但后来我发现，国内一来就没有特别合适不同年龄孩子、成体系的现代诗歌课，二来是少数的几种课程都太贵了。我没办法买给整个学校的学生。”

一向谨慎决策的康瑜又给自己设定了一年的探索时间，想看看能不能攒出一套课程来：“我也知道这个事情太难了，也不敢保证一定能成功，就是先试试。”像决定去支教的时候一样，康瑜的想法是，如果一年后做出的东西不对，或者对学生的需求判断错误，就赶快调整方向。“我甚至已经想过，要是我真的能力不足以做这件事，又或者有更专业的人在这个领域做出了更好的产品，那我就回到申请出国的路上去。”

诗歌课的设计需要很深的功底，光靠一个人确实做不来。不过康瑜人缘和运气都很好，她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许多有专业背景的朋友的呼应。这群来自国内外高校、共同关注着农村教育资源匮乏现状的青年人，成为了最早一批的创始成员，以及现在“是光”各部门的负责人。他们用十个月的时间初步打磨出了“是光”诗歌课程的雏形产品。

“我当时的角色是提供一线教学的经验。然后告诉大家，我们要大概做成什么样子。”从这时候开始，康瑜访谈中的主语不再用“我”，而是变成了“我们”。

完成初步研发后，康瑜首先将课程投放到了自己支教的漭水中学，以这里为试点进行调整。“你要让没见过这种课程的人，特别是当地老师们先去接纳它、适应它、掌握它，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对项目设计有很高的要求。”

随后，康瑜的团队筛选出13个云南地区具有上课条件的学校，拖着行李箱一座山一座山地翻，向当地的老师们做推荐。一开始会有人不理解诗歌课的意义，康瑜就一遍遍地给他们解释、做试讲，让他们明白这门课的价值在哪里，也让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2018年3月的新学期，康瑜又把“是光”带到了山东。“我们想看看这个课程在其他地区是不是也被需要，能不能走出云南。各地的孩子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做更大范围的测试与调整。”

结果，课程需求比预期要高得多。最忙的时候，申请课程的学校甚至会超出团队的承载力。康瑜自己总结了两个原因，“第一是我们回答清楚了诗歌在老师这个层面意味着什么，第二是产品口碑，老师们会口口相传、互相推荐。

全国各地的孩子都需要，除了自己没有人在做，康瑜又站在了抉择的路口。诗歌课是一种产品体系，康瑜可以在商业和公益两条路里二选一。最终，她优先选择了公益。

2018年7月3日，昆明市呈贡区是光四季诗歌青少年服务中心成立。

蜿蜒山路上，孩子的诗

项目成了机构，康瑜要想的事情更多了。“这么多人需要这件事，你再思考的就不是单链条的东西，而是上下游要如何运作，是稳定的资金，是广泛的传播，是同期需要接纳几百位乡村老师的教师管理、激励体系，是一个虽然小，但很完整的系统。”

2018年中，在康瑜和联合创始人张田田忙着琢磨这些问题的时候，现任“是光”理事、资深教育公益人梁晓燕老师问她：“你有工资吗？”康瑜说自己当时听了一愣，因为她们一直就没顾得上去想自己是不是应该有工资，过去试点的10个月里，项目的费用都是靠晚上兼职写报告赚来的。康瑜固执地认为，如果试点结果没出来，拿社会资源去投入就是一件不太好意思的事。

她的这种忘我遭到了“批评”：“没有工资怎么行，没有工资这件事怎么能持续呢？”在山东各地试点成功的第二个学期，梁晓燕老师为康瑜介绍了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和西部阳光基金会桥畔计划的资助项目，康瑜这才和张田田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份职业收入。

当然，“是光”得到的并不只是钱。“这些资助对我们是陪伴性的，他们会提出很多问题，会促使我们去做更系统的思考。特别是对于产品研发来说，你不能去跟受益群体讲你有多么公益，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工具，需要的是好用，你要解决的永远是这个好用。”

“是光”的九个部门里，第三个确立的就是评估部，论出现的顺序，连品牌筹款都要排在后面。“这四年来我们评估的方式一直在变化。最开始我们主要是去看学生的变化，比如自信力、表达力。第二年我们发现，很多老师会主动分享他们和学生的关系变化，特别是跟‘差生’的关系有明显改善，这是我们预料之外的。所以我们就加上了对老师的评估。到第三年的时候，我们发现‘是光’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变革理论，所以又开始搜索资料、搭建理论。究竟要对学生设计几个指标，对老师设计几个指标，多久进行一次评估？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节点，是时候去做这样的思考了。”

不过康瑜也承认，刚起步的公益组织很难一上来就有一套科学的项目体系：“我们有这样的意识，但也没法走得太快，只能先把事情做起来，一点点摸索着来。”

如今，“是光”拥有的已不仅是一套课程，而是有着上下游产品分层和具体规划的战略。康瑜把“是光”的项目发展逻辑描述为“点-线-面”模式：单独对应到乡村老师是“点”；当诗歌进入一所学校的固定课程体系里时就成了“线”；一个镇子的所有学校都设立诗歌课程时，这个诗歌小镇就成了“面”。而当有一天，受益群体自己能够形成内生力，自行开发和诗歌有关的课程或其他活动时，“是光”就将实现某种意义上的“退出”，从产品提供者转化为分享者和陪伴者。

“我们有责任去定义诗歌到底是什么，它不只是课程，也会是文化，是精神。”康瑜描绘着脑海中的画面，那是“是光”的产品体系进入化境时的样子，“当爷爷奶奶走在村镇的街头，蜿蜒的山村道路上有两排路灯，灯上有他们的孙辈写下的诗歌，和灯光一起陪着老人回家。”

2021年2月，让康瑜找到目标的云南漭水镇成为了“是光”的第一个诗歌小镇，在那里，这幅画面已经成真。

“写诗的目的不是写诗”

其实我们第一次和康瑜约访谈的时候没有成功，因为康瑜还在山里奔波。在结束这次访谈后不久，她又要赶去其他地区的学校。

“是光”有许多借助网络平台增加便利性的工具应用，比如让老师像点菜一样选课的课程网站、像发朋友圈一样分享课堂的小程序，但康瑜一直坚持着线下的面对面交流。

“写诗的目的不是写诗，而是鼓励孩子们向身边亲近的人发出情感的信号。”康瑜在最早期也尝试过双师课堂，一次给一千多个学生在线上课，但很快就停止了这种方式，“这样做可以很快得到很漂亮的传播数据，但是我看不到那些孩子的情况，不了解他们遇到了什么。”

“是光”要的不是速度和规模，而是康瑜和同伴们最早意识到的东西，是当地的、持续的情感陪伴。所以他们还是坚持推进线下最传统的课程模式，让乡村教师们去看，去听，去感受。按照计划，到今年9月份，“是光”将实现同期点对点服务1000余名乡村一线诗歌教师。

“而且我也有私心，我想去和那些孩子们聊天，他们太可爱了。”说到孩子，康瑜立刻就从总干事的角色切换成了康老师。没有接触他们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他们的物质生活是贫乏的，会同情他们，想帮助他们。但真和他们接触时，你会发现其实你们之间是双向分享的状态。我教给他们我知道的东西，他们也会教我哪里可以采到最漂亮的花，哪种草药可以止痛，这些东西都是城市里的人不知道的。包括他们去看待很多生命中的困厄时所展现出来的体谅，都是他们在给予我们力量。”

就在不久前，一个孩子跟康老师聊天，说“是光”应该找个代言人。

“找谁来代言呢？”康瑜问。

“找奥特曼吧。”孩子回答，“奥特曼每次出场都会问：你还相信光吗？”

你还相信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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