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进步有赖于知识积累。为促进我国公益行业的知识传承，2022年起，三一基金会启动了《公益领域通识》（以下简称《通识》）系列资料的开发工作，目前已与十四个领域开展合作。《通识》旨在帮助读者快速建立对细分公益领域的全面认识，了解领域发展现状，特别是领域常见或重要的思想、方法、工具、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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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私董会SANYFOUNDATION3E私董会是三一基金会为公益组织免费提供的能力支持产品。活动希望通过交流对话，以不同视角回应机构面临的问题，以此推动机构发展或负责人的能力提升。在保密原则的前提下，私董会由基金会工作组开展前期调研、收集信息，在与管理者特别是机构负责人共同厘清问题后，定向邀请3-5名专家，以线上方式提供3次咨询答疑，并最终产出建议清单。活动流程本活动开放免费申请1、自主申请点击【阅读原文】填写报名表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报名（*能够接受成为案例，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2、甄选提交的表单进行初步甄选，入选后将会有工作人员在7个工作日内联系并进一步沟通。3、联系沟通确定意向后签署保密协议，工作人员提供材料清单收集信息，沟通前期信息收集的参与形式。4、邀请伙伴专家根据问题的提出与资料搜集提炼其问题维度，对应拟定邀请同行伙伴专家名单，三方确认后进行邀请与咨询时间确定。*伙伴专家指的是行业内针对某一议题有一定经验的人5、三次线上咨询

除此之外，本期“干预方案”选摘了《中国影响力衡量与管理（IMM）指南1.0》（意见征求稿）的第三章节，以诚信诺为案例，介绍包容性发展领域的具体做法，探讨“资本

思想的进步有赖于知识积累。为促进我国公益行业的知识传承，2022年，三一基金会正式启动《公益领域通识》（以下简称《通识》）系列资料的开发工作，并与五个领域开展首批试点。《通识》旨在帮助读者快速建立对细分公益领域的全面认识，了解领域发展现状，特别是领域常见或重要的思想、方法、工具、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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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内容为蔡聪的某次演讲。文/朱琳项目/机构介绍残障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社会与公众不停给残障群体贴上各种标签，从而逐渐建构了对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影响了残障群体平等享有基本服务和工作的权利。中国有8500万残障人士，数量与德国总人口相当，占中国总人口6.4%。由于残障事业起步较晚，设施基础相对薄弱，公众意识不足，中国当前仍有大量残障群体出于低可见度状态，甚至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图为：残障历程的图标。为促进残障社会融合的发展，系统提升残障群体和公众的残障平等意识，推动残障社群的文化建设，在一加一残障公益集团于2013年出品的《有人》杂志的基础上，2020年，“残障历程“以北京市知了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为实体正式创立，发起人蔡聪任总负责人。更多详情可点击：我为什么选择了普通高考2020年残障新闻盘点|残障不在隐秘的角落注：本文设置了方便视障群体阅读的文字说明笔者按：

文/朱琳项目/机构介绍相关数据显示，在中国，有超过60%的青少年有过“青春期的困惑”，但近80%的青少年缺乏青春期性健康教育，多数青少年的性健康知识靠“自学”。面对“为6-18岁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性教育的社会资源不足”的这一社会问题，成立于2016年的“你我伙伴”主要通过两种方法开展工作，其一，通过标准化性教育课程包，降低性教育的参与门槛；其二，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和合作，与一线公益组织开展性教育议题网络建设与融合，形成雪花效应，让更多范围下的学生快速触及性教育课程。2019年，“你我伙伴”项目创始人之一张耀华出任理事长。截至目前，“你我伙伴”和其200+合作伙伴一起，已实现3100+所学校、225万+人次的性教育课程覆盖，近14000名教师通过“你我伙伴”平台成为性教育课程的授课教师，成为中国范围内性教育课程覆盖范围最大的公益组织之一。更多信息可点击：可怕，我竟也看到了性教育的变化关于“你我伙伴”的理事长张耀华，能找到的报道很多，硬核分享很多，唯独故事很少。“你我伙伴”的官网亦如此，条理分明，言简意赅，在蓝色主调的衬托下，一种理性气质扑面而来。张耀华频繁出差，工作很忙，这次访谈也是在他出差工作途中见缝插针完成的。出于好奇，我们上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公开平台上表现出的这种理性气质是怎么修炼的”。“我自己其实很感性的，很怀旧，也特别容易感动。”张耀华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温和，无论是说成绩还是困难，语气都很平缓，确实不太像我们一开始脑补中的感觉，“你们感觉的理性是我这些年工作下来，特别是做了很多管理工作后，必须形成的一种冷静。”“毕竟你们也很理解这一点，公益是要在有温度的情况下尽量专业、规范、合理地做事情。”“这是我对这个社会的价值”跟很多人一样，如果不算和初中同学打闹被当众脱下裤子，或者偷翻家长东西偶然看到小电影的话，张耀华小时候对性教育的接触度基本是零。真正第一次接触到与性有关的知识是他在广西民族大学读本科的时候。某个下午，学校里一个专门做性教育的社团来到张耀华的班级，给他们上了一个时长2个半小时左右的性教育课。很多年过去，张耀华已经记不大清楚当时的场景，只记得这堂课带来的冲击感。“第一个冲击就是，我都到了大学，居然还没听说过月经、遗精这样的词，我没想到这些事可以拿出来说。第二个感觉就是当时给我讲课的人特别知识渊博，能给我带来这么多专业的、我没听说过的信息，我当时就觉得他们好伟大。”张耀华其实是个不太喜欢外出社交的“宅家看书党”，但他同时又很向往这种通过给别人分享信息实现帮助的过程。于是没过太久，他就加入了这个社团，成了其中一个“讲师”，大学4年下来，张耀华给别人，也给自己，讲了足足400多场性教育课。“我们当时就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讲，讲得太多了之后，那种讲课的新鲜感、获得感和自豪感慢慢冲淡了。”张耀华说，性教育在知识层面只是一种科普，但性教育背后的那些价值观慢慢改变了他看待世界和自己的角度。“它让我知道了这个世界是多元的，是包容的，你必须先看到这个多元化的世界，然后你才能去倡导人们相互尊重和理解彼此间的差异。”毕业以后，张耀华全职去了支持学校性教育社团的西安市光源助学公益慈善中心，也就是大家现在更熟知的“你我伙伴”的载体机构。其实，与其说是张耀华去了公益组织，倒不如说是组织主动找到了张耀华。2014年，张耀华正一边继续做性教育宣讲，一边和同学一起筹备艾滋病题材的舞台剧，他忙而不乱的干练风格被当时刚好也在学校里做督导的“光源”项目主管记在了心里。一年后，那位主管在给一个职校性教育项目招募负责人时，想起了这个行事稳重的男生，便询问他是否有兴趣来尝试一下。如果不是因为有人主动伸出橄榄枝，传媒专业的张耀华原本的职业计划是去艺术培训学校当老师。“我当时兼职也积累了一些口碑，工资也挺高的，比我现在的工资都高。我自己和家里人都觉得可以往这条路上走，至于公益这边，我更多还是一种参与者的心态，大四的时候还没有真的想过要把这当成职业来做。”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是，22岁时的张耀华没把公益当做一种职业选择，并不是因为职业公益人待遇低之类的原因，相反，他是认为公益的要求很高端。他最后决定选择全职做性教育方面的工作，是因为他觉得加入一个位于北京的、有国际背景的公益机构听着很酷。甚至在一开始申请的时候，他还担心过自己的水平够不上机构的门槛。“在这个工作之前，我对公益慈善没有太多很深的理解，我在学校里就只是有一些志愿者角度的认识，只是确实很喜欢那种到处演讲、跟不同的人打交道的生活。然后对性教育这个事，我当时心里有种特别自负的想法，就是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这个事情就要我去做，这是我对这个社会的价值。”张耀华的家人虽然更希望他去考公务员，但也并没有反对他的选择。老两口的观念比张耀华自己还简单：儿子干的事情有意义，又干的开心，那这份工作就不算差。于是，带着一种年轻人特有的“膨胀”，张耀华去了北京，成为了一名“天选公益人”。“做产品不可能一劳永逸”“你我伙伴”的概念诞生于2015年冬天，那时候张耀华已经入职半年，并因为在职校性教育项目中的展现出的出色工作能力迅速晋升为项目官员。在给一个卫校试点做培训的时候，一个16岁的男生告诉张耀华，因为不知道“安全期并不安全”，他的女朋友怀孕了。最后，两个年轻人决定把孩子生下来，男生还未成年就做了爸爸，女生则因为抚养孩子再也没有继续上学。卫校学生的性知识居然也如此匮乏，这件事让张耀华深感惊讶。2016年，为了能更好的融合性教育与公益服务，张耀华和同伴们一起建立了“你我伙伴”的雏形，并定下了“让每一个儿童和青少年都能享有优质性教育”的愿景。和一些公益项目不同的是，“你我伙伴”创立至今，并没有经历任何大的发展思路方面的调整，自成立之初，项目成员们就决定了要以“规模化”作为最终目标。选择规模化战略的原因很简单，性教育这个事，就是必须实现量级发展。在中国，有1亿9千万年龄段在6-18岁的孩子在学校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去接受性教育课程，这一环节的缺失会给他们人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包括会增加他们意外妊娠、流产、性传播疾病几率的直接影响，以及学业中断、身心健康受损等间接影响。与这个数字相比，张耀华一个人，“你我伙伴”的几个人，亦或是国内一只手能数完的几家组织都算上，仅靠提供直接服务能达到的效果都远远追不上实际的需求。方向是有的，问题是怎么朝着这个方向走起来。要实现规模化，张耀华和同伴们就必须改变既往的项目模式，改变和其他合作者之间的结构，改变服务的逻辑和价值链，换句话说，就是将公益服务“产品化”。“你我伙伴”的成员谁也没做过类似的课程，项目成立后的头三年，几个人一直在试错和调整，不断自己推翻自己，“甚至很多我们一开始信誓旦旦觉得以后肯定不会走的路线，转了一圈最后发现，还是得这么走。”在我们听来，“你我伙伴”的进化过程，基本可以总结成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基于利益相关方分析的迭代”。关于课程设计本身，最开始“你我伙伴”定位的用户只有学生，所以他们想象的课程就是一套直接给学生播放的动画课程。但很快他们就发现，绕过老师这个关键利益方不可取。“我们本来是想避免老师不够专业、不能正确传递信息，所以就说有全国统一的动画片就够了。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性教育课程的真正操作者是老师，如果要让学生能上课，我们就必须让老师从这件事里获益，产生积极性。我们直接提供一套课程，就破坏了老师们的价值链条，他们觉得这个课和自己没有关系，也很可能不信任课程内容本身，如果我们不解决他们的需求，就没法让核心受益人触及到产品。”于是“你我伙伴”又开始调整设计，围绕动画做了一套课程系列，加设其他参与互动的环节，让老师带动学生一起讨论和分享。团队成员会帮老师们准备PPT、教辅和周边资料，给他们提供整个服务数据的记录和监测评估的工具，考虑到学校领导、家长这样的相关方很可能不理解性教育课的意义，“你我伙伴”团队甚至还要帮老师设计出一套倡导和说服领导、家长的话术。在这个基础上，经历了3年的时间、10所学校的试点实验和数十个版本的修订，张耀华和团队成员最终打造出了包含19个课时的适用于中小学的性教育课程体系。“我们还搭配了网络信息系统，一开始功能上也有问题，我们就一遍遍地改，一遍遍地试，到现在都改到第4个版本了，以后也还会继续改。”课程差不多了，张耀华又发现，有许多学校无法安排专门的师资和课时来讲授性教育课程，也有许多偏远地区很难短期内覆盖到位。为了让这些地方的孩子也有机会接受科学的性教育课程，2019年开始，张耀华又开始研究怎么用网络直播课将专业讲师和这些学校连接起来，用更低成本和高效的方式提供课程，目前直播课程的数据已经超过了10w+。在张耀华看来，这种调整本身就是他的任务。“我们想达成的服务效果，注定和一些相对传统的公益模式不一样，我们要面对的就是一直在变动的需求。你做个产品，不能看某个版本没有效果就放弃。产品需要不断迭代、打磨和修正，没法一劳永逸。坚持适应和迭代所带来的效益才能是非常长远的。”好在“你我伙伴”有一个非常良性的团队气氛，成员都比较年轻，思维活跃，一边组团头秃，一边鼓励试错。张耀华自己也显得很乐观，“我从来没想过会失败或者怎么样，错了就错了，错了就再改。”2019年之后，“你我伙伴”的业务模式逐渐稳定下来，开始定型。也正是在这一年，张耀华再次升职，成为了“你我伙伴”（西安市光源助学公益慈善中心）的理事长。“当了管理才发现自己容易暴躁”“你我伙伴”需要频繁出差，成员彼此之间很少见面，有些人共事一年下来，能看见对方真人的机会只有三四次。作为一个互联网产品思维蛮强的人，张耀华很满意这样用钉钉走OA、用坚果云当储存、用石墨做协同的“云团队”模式，他自己当年也是因为个人原因离开北京，去了西安定居，成了一个稳定的远程工作者。“我觉得这就是现在的一种趋势吧。大家在不同的地方办公不会对工作本身真的造成什么影响，公益组织的人员类型本身也比较多，没有那么多非常稳定的全职，兼职的和志愿者能够参与的时间也都不一样，加上有一些我们产品的使用者也有可能被培养成培训者，用不着拿上下班打卡之类的方式去做管理。”当然不见面自有不见面的问题，沟通效率是一方面，团队人多的时候，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碰撞也需要有人从中调和。“很多人际关系上的冲突我也是以前没有接触过，作为管理者时才会看到这些，那我就得去尽量聚合所有人，这种团队管理的本质其实是要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参与进来，融入这个团队，尽量发挥每个人的价值。”我们问张耀华当了负责人后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感觉。他说，其实他也是到了今年，在当了2年机构管理者后，才有了和当项目官员时不一样的体会：“作为管理者真的有些事情是需要往长远了去想的，这种立场我以前感受并不深。”管理者必须做出很多选择，或者说取舍。张耀华在自己的一篇总结里回忆说，“你我伙伴”在选择了更大规模的目标后，就只能让渡一些非核心目标利益，例如规模化需要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息壁垒，也就意味着团队必须压低产品的成本和获得门槛；为了鼓励更多合作伙伴的加入，他们就不能太追求“你我伙伴”的品牌推广，而是要帮合作伙伴创造他们自己的特色品牌和服务口碑。“我们还要平衡标准化和专业质量之间的矛盾，因为规模化对我们的最大要求就是产品更加简单、便捷、易上手，我们为此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做这些抉择显然是压力不小，张耀华说在开始接触管理工作后，他才发现自己好像脾气有点暴躁：“我以前从来没意识到过自己是个情绪挺容易波动的人，现在也是要不断去督促自己多锻炼情绪管理的能力，然后才能够更加平和冷静地去看待机构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公益慈善领域要彼此融合”“你我伙伴”现在已经实现了可以同时服务225万人的规模，在公益行业里，这是个相当不错的数字，但和社会问题本身的规模相比，还是很不够。性教育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议题，这些年张耀华也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拓展合作方式。早在2018年时，“你我伙伴”就曾在三一基金会的支持下资助过15家一线组织，让性教育课程实现下沉，只不过很快发现了问题。“我们把规模化想的太简单了。”张耀华回忆说，“一线组织太多了，我们这种直接支持的方式耗费精力和资源都比较大，当时方法也不成熟。”到了2019年，张耀华又转为着重培养地方上的枢纽组织，让它们来分担一部分职能。“然后我们又发现，虽然我们也培育出了几个不错的枢纽，但它们自身负担已经很重了，我们的期待又太高。于是到第三年我们又觉得，还是得融合一下之前的经验，尽量去支持一线组织，然后试着在一线组织里找一些有潜力的培养成中枢节点。这个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新问题，我们也是一点点摸索着去学习怎么解决。”所以张耀华一直希望能呼吁整个公益慈善领域融合起来。“我们跟很多组织都在做这样的尝试，就是把性教育和它们自身的议题结合起来，把我们纳入到它们的场景中去，这样可以减少很多资源浪费。”

文/朱琳项目/机构介绍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听障群体达2780万人。然而，尽管听障群体如此庞大，中国仍极其缺乏能提供高质量听力服务的无障碍设施、服务和相关专业人员，社会对听障群体的理解与包容意识也亟待提高。KNOW

2021年4月10日科学公益营在安徽合肥开展。科学公益营是由三一基金会设计，旨在促进各地公益从业者交流，并探讨如何更科学有效的开展公益项目的参与式营会。本次营会共有来自安徽省合肥市、马鞍山市、淮北市、芜湖市等11个城市42家社会组织（含大学）的60名伙伴参与。与前期试点相同，营会主要包含主题分享“慈善的演进——从传统慈善到科学公益”以及工作交流分享环节。

文/朱琳项目/机构介绍昆明市呈贡区是光四季诗歌青少年服务中心，于2018年7月3日注册，是国内首家且规模最大的乡村诗歌教育公益组织，创始人康瑜任总干事。“是光”从2016年10月开始服务于乡村儿童，通过为三至八年级当地教师提供诗歌课程包和培训，解决乡村孩子缺乏情感表达渠道和心灵关注的问题。截止2020年9月，“是光”已经覆盖24个省份的1000余所偏远地区中小学，并为10万余名孩子开启了人生的第一堂诗歌课。与许多故事报道所传达的感觉不同，康瑜给我们最大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共情能力很强，同时又很有理性和规划意识的女孩。她创立“是光”，从不是热情支配下的冲动，而是一种有温度的深思熟虑。几乎每一个和康瑜有关的报道都会强调，“是光”的历史起源是在康瑜大四临近毕业的时候：彼时即将获得人民大学经济学学位的她，推掉了保研机会和港大的offer，以全职身份做了两年的乡村老师。所以在我们一开始的想象中，她参与公益总得有点儿非常特别的理由，比如在学校里参与公益项目时受到了特别的震撼，又或者日常生活中有着较大的压力需要释放。但康瑜的回答完全不是这样：“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咸鱼，没有什么压力，也没有那么多特别的原因。只是从小我奶奶就告诉我，对于人生的使命，‘要找到那扇门并敲开它’。上大学后，我有了更多时间和自由去探索这个问题，慢慢我就意识到，自己不想继续读经济，我更喜欢那些小朋友，更想去做公益。”这种性格特征大约是得益于她的家庭：康瑜从小就是个愿意给别人带来能量的孩子，也正因如此，她在成长的道路上从没做过“出格“的事情，“一路顺着就这样走过来了”。在她长大后，这种分享和激励他人的愿望就理所当然成了她向往的人生方向。这也就是为什么康瑜不喜欢用标榜道德的方式谈论自己的公益道路。她选择公益，真的就只是一种选择：“就是你一路走过来，终于发现，其实你更喜欢做另一件事，所以你就决定去试一下。所谓的‘不一样’只是在别人眼里，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和不一样的向往，我的选择并没有很特别。”“我做的事情是对的”作为“是光”的起源，那段在云南的长达两年的支教经历，是康瑜在经过仔细考量后，给自己的一个“试错期”。她知道自己喜欢与山区或者农村的孩子在一起，踏上去云南的行程，是为了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躬身入局的能力。“我知道自己很喜欢这件事，但是不知道自己合不合适。也许我喜欢，但是我到了讲台上张不开嘴，或者我受不了那个相对城市来说比较艰苦的环境，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其实就不合适。”出发前的康瑜给自己划了一道线，如果找到肯定的答案，她就在支教结束后转读教育，如果不行，就继续回去学“也并不排斥”的经济。事实证明，康瑜很合适。支教边远山村难度很大，远非康瑜预期的那么简单。刚去支教的时候，肯听课的学生少之又少，更多的孩子不喜欢老师、不喜欢上课，或者用当地老师的话说，能在教室里睡觉都算是给了老师面子。因为喜欢，在云南的康瑜一直处于某种与咸鱼完全相反的亢奋状态。她花了一年的时间和精力，几乎是见缝插针地和这群孩子斗智斗勇，想尽办法去兼顾到每个学生。“我从小就和所谓的‘差生’玩的好。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肯学习，也觉得他们身上有难得的仗义。所以当我再次遇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我不但不会排斥他们，反而会觉得他们很可爱。”带着一些禀受于天的小得意，康瑜告诉我们，“甚至我觉得，我能给‘差学生’带来的改变，会比带给‘好学生’的更多。好学生在更多情况下是因为自律或者家庭的影响，不是老师教出来的。”“何况，我已经做出了一个外人看来‘非常规’的道路，既然选择了，我就相信自己有改变他们的潜力。”当然，在和学生“斗争”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怎么就你和别人不一样”所带来的挫折。见康瑜有时候压力很大，漭水中学的校长问了她一个问题：知不知道谁是这个镇子未来的主人？他告诉康瑜，就是这些走不出去、留在山里的孩子，才是这个镇子未来的主人。“他是在告诉我，我做的事情是对的。”“这句话对我的分量太重了”2016年，一次偶然被落雨打断的书法课上，康瑜突发奇想，让学生出去听雨、写诗。一个平日里躲在后排、不善言谈的女孩写下了对离世母亲的思念。“说实话，在那之前我对这个孩子关注的也没有太多。”康瑜直言不讳，“我当时的注意力一部分在那些坐在前排的努力学习的孩子身上，期望他们能考出去，一部分在那些相对更调皮的孩子身上。对这种乖巧安静的孩子，反而当时投入的精力要少。”也正是那个安静的孩子在诗歌中流露出的情感，与校长曾经的问话碰撞在一起，在康瑜脑海里打出了火花，让她更清楚地看到了表象之后的东西：那些把她气到跺脚的孩子，那些沉默不语的孩子，并不是厌恶他人，而是找不到表达自己的方式。就像在黑暗中磕碰着摸索一切，因为常年远离父母，缺失安全感、自我认同感和被关注感，留守老家的孩子们会变得无声无息，抑或用破坏性的方式来索求老师和家长的注意力。除了抓学习，能不能再对他们多一些情感的陪伴，帮助他们更好地表达自我、感受生活？即将结束支教的康瑜很想给孩子们再多留下一些什么。于是，她在学校里开设了一年十二节课的四季诗歌课，后期的“是光”自此有了一些模糊的轮廓。当时而言，四季诗歌课并没有特别突出的不同，康瑜自己从未写过诗，她能做的主要是带着孩子们简单地感受和尝试一下这种表达形式。和所有其他家访、补课、鼓励学生写“心思纸条”、组织社团、举办才艺活动一样，鼓励学生写诗更像是康瑜在支教期间的一种创新尝试。“我看得出孩子们很喜欢这件事，但即使我看到了学生们身上发生的正向变化，当时的我也并不知道，诗歌究竟在这其中起了多少作用。”支教结束三个月后，在家准备申请斯坦福大学教育学硕士的康瑜颇为意外地发现，诗歌对孩子们的影响没有因为她的离开而停止。康瑜的孩子们仍在遵守曾经的约定，在每周五用诗歌的形式写下自己的所思所念，特别是写给他们的康老师。在收到的一大箱子诗歌里，康瑜看到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康老师，我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像我这样，在诗歌里面找到自己。康瑜被这句话破防了：“从来没有孩子跟我说她会在诗歌里找到自己，这句话对我的分量太重了。”那是康瑜第一次真正地意识到，对这些孩子来说，诗歌有这样愈人心灵的生命力。她想让这些留守山村的孩子，能在长大后的一天，在家乡的山野里，在安谧的夜空下，指着面前清澈的溪流，对自己的孩子说：“看，无数的星星在河里流动。”康瑜的进修计划再次中止，这一次，她决心成为真正的全职公益人。《星河》黑色的夜晚星星在闪耀我在河边无忧无虑地散步当我回头看我身边的河水时只见无数的星星在河里流动10岁

朝雨洗轻尘，君临花色新。往来行德善，谈笑有比邻。2021年3月28日，一场春雨过后，科学公益营来到了南京，南京益起健康的负责人连大帅为科学公益营的举办题写了诗词。科学公益营是由三一基金会设计，旨在促进各地公益从业者交流，并探讨如何更科学有效的开展公益项目的参与式营会。南京营会由三一和南京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发起，益起健康服务中心主办。除本地组织外，本次营会还吸引了来自常州和镇江的伙伴参与，并讨论了未来在当地举办营会的可能。曹俊

“提升从业能力的方法”“对项目设计认知更深化”“如何维持公益的心”……你最希望学到的三件事是什么？2021年3月26日，科学公益营在长沙开幕。来自长沙、湘潭、常德等地区的33个社会组织、基金会成员参与了营会。这是营会开幕游戏“纸飞机”中第一个问题营员写下的答案。纸飞机环节

“善可不可以被测量和计算？”“善有没有普遍的标准？”“商业是最大的慈善吗？”……2021年3月21日，在交锋和讨论中，兰州市安宁区党校开启了“科学公益营”，这场营会的主题是“如何让善意发挥最大价值”。来自兰州、天水、平凉、临夏等地50余位社会工作者、青年志愿者和爱心人士参加了本次营会。活动剪影

文/Lynn本文今天要介绍的是国际发展领域最重要的理论工具之一：变革理论（Theory

近年来，随着社会进步，我国公益慈善事业飞速发展，在教育、残障、减贫、公共卫生等多个领域产生了许多优质项目和产品。相较实务工作，中国慈善的理论及思想构建相对缓慢，但一些前瞻性的学者和组织已经开始探索尝试，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体系，例如“有效慈善”、“现代公益”、“战略性慈善”、“规模化慈善”等等。

proposal作者：Piroska

文/朱琳项目/机构介绍教育研究表明，无论国内外，教师教学经验的缺乏与教育效能的落后已经成为其所带班级学生学业落后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中国欠发达地区，教师群体职业素质和成长环境带来的种种问题，更是扩大了对当地教育的负面影响，因此，加快教师群体的职业成长，帮助他们渡过职业发展的瓶颈期，对农村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2013年开始，西部阳光基金会设立乡村教师培训项目“青葵花导师计划”，2015年起，刘烨任项目主管。青葵花导师计划为乡村教师提供高效、专业、可持续的学习成长解决方案，以回应当前乡村地区教师支持资源在专业性、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上难以满足教师职业发展需求的挑战。截止到2020年12月，青葵花导师计划项目已在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宁夏、四川、重庆、贵州、河南、云南等10个省份的31个区县，提供教师培训服务，累计服务的教师人数超过11000名，间接服务的学生人数超过550000名。全国18家伙伴机构、超过300名城市地区的教育工作者加入青葵花导师计划，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和努力，共同改善中国乡村地区教育环境，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刘烨的公益之路并没有太多曲折渊源，对于访谈中的问题，他的大部分回答都是“我没有感到有太大困难”，言语间就是一种四平八稳的北京范儿。2010年，刘烨考取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专业是教育人类学。由于导师主攻中国乡土教材研究领域，刘烨机缘之下参与了大量和乡土教材有关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因而接触了大量相关主题的公益项目。不过，身为学生的他主要参与的是项目后期的脉络梳理和成果研究环节，项目的前期开展则很难接触到。“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些项目案例特有意思，想知道它们到底是怎么做的，毕竟这是你在学校里很难碰到的东西。”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刘烨发现很多项目会出现“某某公益基金会资助”的标注说明。公益基金会又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出于一种“想要了解书本背后的公益项目”的好奇，刘烨在研三那年以实习生身份进入了西部阳光基金会，寒来暑往，转眼就是8年。“我就是想看看真实的社会”我们问刘烨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北京人，为什么毕业后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直接加入公益组织？巧的是，这也是当年刘烨面试西部阳光基金会时，被时任秘书长的来超问到的问题。“她当时就问我说，我们这地方要频繁出差，收入说实话也不高，你一个北京小孩儿为什么想来我们这儿工作？图什么？我就反问她，‘如果是你，长了24年，一直生活在一个城市里，你就没想过出去看看这片土地真实的样子吗？’”所以促使刘烨关注公益的其实是他对人类和社会的求知欲。他说，他喜欢到偏远地区进行探索，近距离地观察人群，然后回到自己熟悉的城市，在安全岛里进行消化。“我小时候的职业理想原本是当记者，我也曾尝试报考传媒，后来才换成了人类学方向，但去探寻真实社会、人生百态的好奇心始终没有熄灭。”无论是儿时看父亲在书摊上淘到的《黑镜头》，还是长大后大量阅读国内外纪实报道时，刘烨都会好奇那些文字和图片背后的人和事。“看到那些窑洞学校的照片，我不禁就去想，这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总之，24岁时的刘烨选择西部阳光是为着一个实诚的理由：透过书本可以看项目，透过项目可以看社会。有人愿意付工资让你去感受真实的世界，可以用年轻的时间做些更理想化的事情，何乐而不为？不得不说，进入公益行业后，这样的机会有的是。“记得2013年第一次去甘肃出差的时候，我坐的大巴正在土路上堵车，然后我就看见，爆土狼烟的乡间公路中突然冲出一辆最新款保时捷，车牌还是我要去的那个国家贫困县的。这个反差太强了，当时就刷新了我对贫富差异的认识。——别说是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了，你看，就一个县城里，人与人之间都有这样的差距。”贫困县出差结束后的第二天，刘烨马不停蹄地前往资方公司进行汇报，高级办公楼里，满电梯的阿玛尼和Gucci又给了他一次冲击：做公益，可以让人在24小时之内感受到如此巨大的阶级差异。刘烨觉得这就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公益存在的意义：“保时捷、阿玛尼，代表的是第一次市场经济分配所达到的效果，但是很多人在第一次分配下处于弱势、贫穷的序列。这些人的出路是什么？他们不是不努力，也不是基因差，都是同一片土地上的同等的人，社会对他们来说是有责任的。”做公益就是要在第二次分配的时候，用更加专业、可持续的方法来弥合第一次分配造成的裂痕，修补第一次分配后造成的矛盾。在观察世界的途中，刘烨找到了这种价值。“项目逻辑不通我才痛苦”作为年轻一代的公益人，刘烨的成长速度着实算快的。他自实习期就开始参与西部阳光的“青葵花导师计划”项目；加入项目后的第二年即转为全职，正式成为主带项目的项目官员；第三年则开始以项目主管角色负责项目的相关管理工作，人员、预算、活动、传播，基本实现一把抓。按照时间线，刘烨是在“青葵花导师计划”正式立项1年后开始全面接手的。传到刘烨手里的项目已经经过了几次改良：“青葵花导师计划”的雏形主要是凭借理事会的资源，与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请专家教授去给乡村教师开办讲座，但初期执行团队很快就发现，这类讲座的门槛较高，与乡村教师们的一线工作很难建立联系，无法产生真正的学习效果。调整后的项目模式改为选拔乡村教师到北京进修学习，除基础讲座外，项目还设置了各类参与式活动，得到了很好的反馈。但这种“小而美”模式有个很明显的缺陷：只有小部分参与者能够在短时间内受益，且知识技能的覆盖面会受限于即时活动的流程，较为零碎。再后来，通过理事会和秘书处的资源与努力，西部阳光基金会与山东寿光和青州的教育部门建立了合作，在当地选拔教研员和学科带头人，以导师的角色参与项目。同时，项目在甘肃的2个试点县域选了120名教师作为学员，与导师结对，以线下培训+线上直播的方式，开展3年期的导师制学习。这种尝试可以使参与学员长期受益，真正实现教学技能的内化，甚至促进当地教师团队的整体发展。但这仍然没有解决项目模式难复制、受益群体规模难扩大的问题：导师们提供的知识和技能多带有较强的个人风格，缺乏统一标准、成效难以评估。而且导师制的授课方式会牵扯太多精力，本就有限的导师资源很容易在项目后期变得力不从心，从而使得师徒关系受到影响。成为项目负责人后，刘烨要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2017年，“青葵花导师计划”在刘烨的主导下开始从导师制向课程制转型。决定转型的动因是多方面的：“一来，项目前几年的尝试已经对不同模式的利弊和可行性都进行了足够的探索，也到了该进阶的时候，正好那时候相应的线上课程录制技术也开始成熟了。二来，资方对项目规模的要求越来越明确，外部力量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导师模式毕竟已经运转了3年，刘烨在项目转型初期也会遇到一些内部疑问。“当时也会有意见认为项目模式不用大幅调整，不如缺哪儿补哪儿，缺导师就加大力度找更多的导师资源，你缺50个导师，我帮你先找500个，这总可以吧？这种方式确实是有自己的优势和适用环境，比如学科老师的培养。但只要我们还想扩大项目的覆盖面，那且不说这么多导师能不能管理的问题，导师资源长远来看还是会稀缺。所以面对规模化的需求，只靠导师制就是很难持续的。”好在西部阳光基金会有非常开明的决策环境，那个时期，基金会也刚好在现任秘书长王丽惠的领导下完成了新一轮管理制度的转型。在项目方向上，管理层比较重视直接项目负责人的意见，当项目现状和问题被阐述清楚后，基金会内部也就达成了基本共识。“所以我倒是也没觉得项目转型受到了什么太大的阻碍。”转型要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人手。公益人才难寻，刘烨的团队人数本就不多，到今年也不过只有3个全职人员。2017年赶上人员波动，外加项目转型期对团队成员的要求还不明确，有那么七八个月的时间里，“青葵花导师计划”团队是处于刘烨自己领导自己的状态。“那时候工作强度是真的大，本身出差就很频繁，我白天要做项目管理，晚上还要到联络和组织线上课程，下班路上得卡点儿联系线上课程的培训师，回了家掐点儿吃饭，吃完饭接着就工作。”其实刘烨是以一种愉快的口吻回忆这一段的，因为他自己不觉得这个过程有多难受：“其实对我来说，以前最折磨我的是项目逻辑不通畅，是解释不清楚项目效果，是弄不明白自己到底做成了什么。2017年开始，项目逻辑逐渐清晰了，我自己做得反而挺开心的。”项目人员补充上来后，“痛并快乐”了大半年的刘烨吸取经验，增设了两个常规举措。第一是整理出一个项目品控手册，将具体项目服务拆分到细节动作，使项目流程变得更标准化和流程化，以便新人能快速上手；第二是从项目主管的角度出发，做项目方案时会随时考虑项目人员情况，为每个大型活动都准备针对不同人手情况的备选方案。“但这些事儿对我来说真的不算是什么。缺人手也不是因为我们项目不好或者管理有问题，行业整体规模的客观因素摆在这里，自己能把该捋清楚的事情做好就挺好的。”“好的公益项目不就应该这样吗”从职业能力发展的角度来看，刘烨的运气相当不错。西部阳光基金会自带较系统和科学的公益项目管理流程，以及相应培训资源，像刘烨这样天生求知欲就强的公益人，只要愿意沉下心学习，基本一入门就能够接受到比较专业的公益项目管理训练。刘烨很感谢当年指导过自己的赵宏智（现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教育中心主任）、杨国琼（现致朴基金会副秘书长）、常江（现澳门同济慈善会项目总监）等人，“有好老师领进门真的特别重要。我自接触项目就跟着学习什么叫项目逻辑、方案设计、成效监测，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被他们带出了逻辑性很强的项目管理思维。他们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好的项目。”所以在被我们问到对“科学公益”的看法时，他的回应就很有趣：“这应该有什么看法？公益项目本来就应该这么做。有些项目可能因为需要多方权衡，不能时刻保证做到这一点，但不能因为做不到最好，就止步不前，甚至直接转过身忽视它吧？”2018年-2020年，“青葵花导师计划”在刘烨的主持下完成全面转型，建立了“线上课程+线下入门培训+线下进阶培训+教师组织孵化”的新模式。线上课程以录播+直播、音频+图文的形式展开，覆盖学科教学、班级管理、性教育以及职业启蒙教育等领域，同时配套线上学习社群，用以分享经验、集体教研。项目覆盖地区也从最开始在甘肃的2个试点县，发展到了如今的10个省份的31个区县。在整个转型过程中，刘烨受到的项目训练都起到了明显作用。比如，“青葵花导师计划”中的职业启蒙教育，就是他结合西部阳光基金会日常一线工作和驻地志愿者长期观察反思的结果。“我们的主线项目之一是教师的学科能力，但有些县的本科率只有30%，如果再算上那些连高中都没上的学生，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多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聊到这一块儿的时候，刘烨语速明显加快了，看得出他非常重视。“无论城乡，所有学生都需要职业规划指导，乡村学生，尤其是处在初中阶段的孩子，更需要专业而实用的职业启蒙教育和职业规划咨询服务。——他们是中国数量庞大、距离职场最近且年龄最小的未成年人。”教育类公益项目容易执着于以学业成绩为指标，但客观情况是，担保每个孩子都考上大学的社会环境还属于未来，这时候就需要有人去看到那只房间里的大象，看到那些没有跨过独木桥的孩子。为了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的需求，刘烨在服务地区的3个项目县组织了前期调研，通过当地教育局协助，到校内进行学生情况统计、认知测评和问卷调查。2018年开始，根据调研结果和试点效果，刘烨联络到可靠的资方和合作伙伴，为“青葵花导师计划”项目加设了职业启蒙教育的培训课程。当然，项目转型不等于完美，今天的“青葵花导师计划”的发展仍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困境：项目本身是在为乡村教师提供服务，然后再等教师去服务乡村学生。百年育人，这个漫长的传递过程需要人们能沉得住气，但公益行业这些年有一种越来越没有耐心的风向。“很多资方都是以1年为周期资助项目，需要长期在当地运营维护的项目和资方追求短期效果、数据的需求不能匹配。”这是刘烨在整个访谈中唯一没有表示“不算困难”的话题，“生效慢的项目也讲不了那么多好听的故事，没有故事就没法更好筹款，没有足够的资金就很难培养有能力的项目团队。”他会靠自己的方式去应对这些问题，比如接棒前辈老师们，有意识地对新人进行项目管理培养；比如学习更多提升领导力的课程，为团队成员设计兼顾个人成长和项目需求的发展路径；比如寻找更好的展现项目效果的评估方式。我们没有太多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推动大环境的改变，仅靠个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所以如果说现在会有人去质疑‘科学公益’或者其他类似理念的话，他们或许是在质疑整个公益行业的环境和资方的眼光。”8年过去，而立之年的刘烨已为人父。回望刚进入公益行业的自己，他笑称，有孩子后，自己的公益初衷变得更“自私”了。我们为什么应该参与到这种创造更好的社会的工作中，为什么不能去加速社会的分裂？这是一个4岁孩子的爸爸告诉我们的，他选择做公益的原因：“因为只有能为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提供发展渠道的社会才是更有安全感的社会。我们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下一代会继续往上走，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弱势一方。”3ESPACE自2021年1月开始，将每月推送一篇青年公益人访谈，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大家传递新一代公益人的实践经验与自我反思，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故事，理解他们的理念。欢迎读者们通过评论留言方式，向我们推荐更多访谈人选，他们为改变世界所付出的努力值得被更多人知道。推荐阅读

每个组织的内部风格会影响能力建设评估的方式，以及将评估结果转化为提升行动的难易程度。如果你的项目人员都在频繁出差，那把大家聚在一起开工作坊就很难。参与人数：此次评估需要多少谁参与?

文/朱琳项目/机构介绍受资源限制，中国西部农村地区的学生面临着教育资源短缺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其中特别重要，但可能不会立即体现出来的就是他们的健康问题。陕西师范大学CEEE团队研究发现，很大比例的乡村儿童存在着根本性的健康问题。例如，25%-40%的乡村儿童营养不良，超过40%有视力问题，近40%存在寄生虫感染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乡村儿童饮水健康意识缺失问题尤为突出，其具体表现为饮用未经过滤和灭菌的生水、共用饮水器具等。

Piana，他们花了四年时间研究此问题，结论是：战略计划本身是有用的，只是制定战略的组织自己并没有理解什么叫“战略性”。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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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主要收集各类失败的公益或社会创新案例，旨在鼓励大家借鉴他人的故事，在错误中吸取经验，拓展思路。本期案例

philanthropy作者：Vu

本系列主要收集各类存在明显不足的公益或社会创新案例，旨在鼓励大家借鉴他人的故事，在错误中吸取经验，拓展思路。本期案例

本文摘选、改编自《新一代三一青年学者资助项目》一期结项报告，探讨了由三一基金会资助的研究学者团队如何与众多NGO、基金会实现交流，并打磨出可行、有效的合作模式。更多三一学者项目成果信息可点击此处进行了解。在研究机构工作的学者群体和公益组织工作者经常是相互关联的，特别是在越来越多的公益项目开始注意寻找证明需求和影响存在的证据的情况下。那么，在中国的背景下，研究学者应该如何与公益组织展开协作，研究结果应该如何付诸公益实践？在三一基金会的帮助下，三一学者团队与众多NGO和基金会开展了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合作交流，打磨出了多种科学有效的合作模式，以期助力中国公益领域提升项目的科学性，实现科学公益理念的更大规模推广。合作模式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战略伙伴模式陪伴互助模式孵化模式参与式模式本文中将以项目案例形式，详实介绍每种合作模式，以及在此类模式下，研究学者团队可以如何协助NGO/基金会的发展。01

公益机构需要培养组织能力，有关这一点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不过对于很多新踏入这个领域的人来说，首先得先了解一个公益组织的基本组成元素有哪些，这样才能通过对比，判断自己在哪方面存在功能缺失，并有的放矢地进行提升。本文下方为大家提供了一份简易版本的公益组织能力要素框架表，旨在为需要初步了解组织能力建设和发展的伙伴提供一些基础方向上的指引。这些信息看起来很简单，但不要小看，无论多简单的概念，只要人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那就没有办法实现有效的改善。作为一线公益项目的执行方，你可以先为每个能力要素简单设想几个自我评估指标，然后尝试询问各个关联方“我们对某个角度的某一项是否做得够好，还有哪些需要改进”；你也可以反过来，在做内部复盘或和资助方沟通时，以这个框架为基础，完善自己的建议书。而作为资助方，如果需要评估和增强受资助项目能力与效率，或者考量一个项目是否与自己的资助策略相匹配，也可以结合这一框架与相关公益项目进行前期交流，询问其“哪一项或几项基础架构的升级可以与项目计划或资助目标相适应”。当然，在真正的公益组织能力评估中，这些板块都会被进一步拆解，每一项能力不同等级的表现也会有更具体的描述。本文的框架表只是提供了非常初级的评估和分析的角度，每个机构的情况不同，“此时此刻应该先从哪里入手”的问题仍然需要相应组织自己结合实践和工具来来寻找专属于自己的答案。例如：工具库

本文内容摘选、改编自《新一代三一青年学者资助项目》一期结项报告，探讨了由三一基金会资助的研究学者团队如何通过开展前瞻性的政策模拟实验与行动研究来推动相关教育政策的改善。更多三一学者项目成果信息可点击此处进行了解。诚然教育政策决策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但只要教育政策的制定是基于高质量的实证研究结果的，那政策制定过程本身就可以促进和保障教育政策的科学性：如果知道哪些新政策和新项目确实有助于改善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哪些可能是无用功，政策制定者们就可以把资源投向有效的政策和项目。三一学者及其所在机构CEEE长期致力于通过政策模拟实验研究，推动研究结果向政府和社会行动转化，从而促成教育公平，政策制定者的参与对于该目标的实现则尤为重要。团队从2005年开始累计开展了50多个随机干预实验项目，从每个项目设计之初再到到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项目团队都非常注重与各级政府实现不同程度的合作，让政府官员有效了解和参与到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当中。在这个过程中，团队总结出了政府与研究者合作的三种渐进式实践模式：观察模式部分参与模式全程参与模式本文将以三一学者组成的“养育未来”项目组为例，对上述三种模式进行阐述。01

原标题：Donors:

三一学者资助项目一期成果报告本文内容摘选、改编自《新一代三一青年学者资助项目》一期结项报告项目回顾ONE项目全称：新一代三一青年学者资助项目项目周期：3年启动时间：2017年10月31日首期结项：2020年10月29日资助方式：非定向资助方：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受资助方：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CEEE）三一基金会从成立之初便提倡“科学公益”，认为公益给社会带来的向善的改变应该是真实的，这意味着公益的效果是可验证和可测量的。2017年10月31日，三一基金会正式启动为期三年的“三一学者”项目，资助在农村发展、公共卫生、教育等领域进行研究的青年学者。项目首期以非定向方式资助了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CEEE）的12位青年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试图发现真实社会问题、针对问题背后的真实原因提出解决方案并付诸行动，并用科学的方法评估方案的有效性。“三一学者”项目通过对人的激励和投资，最终希望让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去指导更多公益行动者，为他们提供科学的“基础设施”。过去三年，CEEE以培养一批中国未来行动研究和政策倡导领域的研究者及行动者、为公益行业伙伴推广分享经过验证的有效公益活动、为公益行业提供科学影响评估方法及人才储备为目标，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并取得了令人备受鼓舞的成果。开展项目TWO在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CEEE打造了一支构成合理、兼具能力与活力的三一学者团队，学者成员平均年龄34岁，专业背景涉及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跨学科背景的合作、较强专业能力的加持、充满朝气活力和干劲的年轻态，为构成一支以推动中国行动研究和政策倡导的科学影响评估人才储备为目标的计划实现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自2017年10月以来，三一学者成员持续开展多项农村教育与发展领域的影响评估研究，内容涉及婴幼儿养育、婴幼儿营养与喂养、现代信息技术在农村教育中的应用、农村医疗公共服务质量、教育与教学、农村学生视力保护等几个领域。三一学者开展的行动研究包括：“养育未来”项目“健康未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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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nsmeister编译：3ESPACE*内容仅代表原作者观点本文原作者Karl

影响假设你的变革理论有基础性的错误吗？你的计划真的能带来改变吗？你描述了由活动、产出等进一步达成成果的计划，这个计划看起来可信吗？在你的变革理论中，最大的“变革飞跃”（leapsof

又到星期五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适合周末观看的电影。电影名字叫Moneyball，中文译名叫《点球成金》。故事不复杂：主人公比利是奥克兰运动家队的棒球经理，为了重振球队，他联合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彼得，通过数据模型分析挑选了一批具有特质但被低估的“三流球员”，将他们安排在最合适的位置上发挥最大潜力，最终让一个小成本“烂球队”获得了一连串胜利，直至比肩联盟全明星扬基队。我们推荐这部电影不光是因为这部电影题材独特、剧情有趣（豆瓣8.1分呢），或者演员的颜值演技均在线（主演是布拉德皮特哦），也是因为这部电影上映后引发了大量“用数据而不是直觉推进项目”的讨论（包括国际公益领域），并因此诞生了一个专有概念“Moneyball

本栏目将不定期汇总、整理并分享三一基金会内部工作与学习经验，希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所有行业内外的伙伴与关注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我们同时欢迎大家通过留言、评论等方式向三一提出任何你感兴趣、有困惑的问题，我们会尽己所能做出解答，希望在共享思考的同时，也能将更多三一基金会的工作理念、模式与方法介绍给大家。

WVBB自己处于咨询和信息流通的核心（身边全是绿线），在沟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其他参与方彼此之间的沟通却非常少；↑

Programs（位于美国的基金会，专注儿童看护服务）于本月月初发布的围绕线上服务递送的一篇文章，再次且更加聚焦线上模式的潜在优势及应用前的注意事项（包括应考虑到的问题、需要做好的准备等）。

时间跨度贫困群体经历贫困的时间会影响其贫困程度和摆脱贫困的机会。如果长时间陷于贫困，对各方面的需求和压力都会积累，并反过来加重贫困所带来的痛苦，使人陷入绝望。③

本栏目将不定期汇总、整理并分享三一基金会内部工作与学习经验，希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所有行业内外的伙伴与关注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我们同时欢迎大家通过留言、评论等方式向三一提出任何你感兴趣、有困惑的问题，我们会尽己所能做出解答，希望在共享思考的同时，也能将更多三一基金会的工作理念、模式与方法介绍给大家。

虽然受益人自己可能不知道某个特定公益组织或资助工作背后的最新指标、政策趋势或战略规划，但他们始终是判断“一个项目是否让人们的生活得到了积极改善”的终极权威。

三一创投资助团队按：“入户家访”是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一类主要干预模式，家访员入户与儿童及其照养人进行互动，从而提供示范指导，促进家庭亲子互动质量的改善。此模式已在国内外被验证有效，国内的主要代表项目有“慧育中国”。国内中心模式代表项目"养育未来”也有部分结合家访服务。

三一基金会在介绍“科学公益”理念时总会强调要重视社会问题的识别过程，因为社会问题是公益项目的出发点，想要有效实现项目目标，就要先对社会问题进行尽可能清晰的界定，并在其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原因分析。“问题识别”是一个在任何领域都有价值的技能。单看字面，这四个字也并不难理解，无非就是把一个项目想要解决的问题描述出来。这么做的重要性也不必赘述，想来也不会有多少伙伴会认为“做公益项目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遗憾的是，认知和实践很多时候都是两回事。这就像照着菜谱做饭，心里想着的是只放食盐少许，做出来的菜却能让人怀疑自己是否还存在味觉。你以为你理解的，在执行的过程中总会陷入这样或那样的误区。无论是做公益项目、研究项目还是商业项目，每一个决定项目成效的环节都隐藏着各种陷阱，随时都能让执行团队连人带项目一起跑偏。作为项目起点的问题界定与识别更是如此，如果连要解决什么问题都没弄清楚就撸袖子开工，那一定会对有限的项目资源造成浪费。现在，你可以先花上一分钟的时间，在心里描述一个你想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然后带着这个问题继续看下去。在下文中，我们将会为大家展示4个问题界定中的常见偏差。偏差

如果你是项目设计者，在通过前期对需求与目标进行分析与确定后，这九大板块可以帮助你对项目的碎片信息进行梳理与分类，以及通过九个板块之间的关系，以及推导方式，设计出更具有逻辑性、合理性、可行性的项目；

对微量营养素、食品补充剂和强化剂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营养指南；地理信息系统(GIS)和遥感技术则可以被用来协调有关资源分配的复杂信息，包括粮食援助和灾害管理。

自2020年4月下旬启动0-3岁儿童早期发展（ECD）项目资助招募以来，三一基金会创投团队通过公开招募和洽谈等方式，陆续收到了92份项目申请。在选投项目过程中，我们发现较多项目缺少对问题的精准挖掘，对受益人群需求描述大而泛，方案开发倾向基于“自己能做什么”而非“真正的问题症结”进行，缺少假设验证、效果衡量的思维和方法。因此，我们决定同悦享新知合作，以设计实践营的方式，帮助16家具有较高合作潜力的伙伴进一步打磨项目方案，支持高潜标的识别真需求、完成用户调研、画出用户体验地图、初步明确项目的价值主张和监测评估体系。点击图片查看大图实践营周期为2个月，由项目核心开发人员和关键执行人以线上自学+线下实践+线上答疑/反馈的模式进行全程参与。学习内容共计包含五个版块，包括识别真需求、面向需求的服务设计、假设验证/监测评估、基于数据的复盘和学习，以及持续优化和改进五个部分。经过精心的策划准备，上周三（9月16日），三一基金会创投团队以线上形式进行了第一期专注于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项目设计实践营开营仪式。本期推送将节选部分开营仪式中的发言内容进行分享，希望可以让更多伙伴了解我们发起此次活动的初衷理念与设计构思。同时，随着本期实践营的实际进度，我们还将同步在公众号上进行相关主题内容推送，为更多关注三一基金会或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公益项目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初衷与展望沈丹玺■

三一创投资助团队按：上期推送中，我们介绍了DailyVroom这一公益产品以及它充分考虑用户体验的特点。本文中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分享Vroom设计团队IDEO.org在儿童早期发展项目中的设计灵感、构思、实践及其“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在公益领域，“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并不陌生，它除了体现公益“尊重”、“同理”的价值观，也有助于帮助服务对象认同和接纳相应的服务或项目，产生可持续的效果。从对IDEO.org的介绍里你将看到，一个示范性的、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需要投入大量努力去挖掘和洞察用户的真实需求，以确保递送内容具备科学支撑和有效性；善用工具和方法则可以帮助我们识别需求、设计内容并验证设计有效性。Vroom产品的设计过程耗时14周，直至正式发布则历经了3年。整个过程漫长且艰难，但我们的确需要做到以耐心、耐力和专业的态度投入设计，这样才能推出真正“成功”的项目或产品。Vroom是一个非营利项目，IDEO.org只是参与项目的众多专业团队之一，各方在科学内容提供、产品设计、项目推广上进行了通力合作，这也让我们再次思考：社会组织在发起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过程中应如何进行资源整合和协力？如何与志同道合的专业力量发挥各自所长来推进儿童早期发展？问题无边，但需寻求解决的方向，期待未来与伙伴们一同探索！Vroom：儿童早期发展项目中的人性化设计原标题：Vroom:A

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年仅18个月的小女孩杰西卡不慎跌入一口废井，该意外事件受到世界各国媒体的极大关注，据称当时的全球收视率仅次于戴安娜王妃去世。杰西卡在两天半后被顺利救出，这次救援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