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艾路明：企业家应自觉推动社会向文明转型 | 创变者说
艾路明经营着湖北省最大的民营集团公司之一——武汉当代集团，他领导这家集团公司超过30年，亲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全进程。艾路明崇尚渐进式的文明转型，不主张在明显没有改善希望情况下作激烈的反对。他的处世哲学可简单总结为：此路不通，就走别的路。
近年来，艾路明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于环保公益事业。2018年伊始，艾路明正式履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七任会长。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企业家环保机构，目前已有企业家会员900余名。
艾路明现年61岁，被认为是一位敢于冒险，同时又稳健平和的行动者。2018年9月，艾路明接受《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SSIR）中文刊采访，分享了他对民营经济、阿拉善SEE治理等方面的见解。以下是采访节录。
图，艾路明
SSIR：你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较早的一批民营企业家，如何看待民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艾路明：早期对于个人从事企业经营，其实被认为是一件可疑的事情，否则不会有“傻子瓜子”还需要邓小平来判断该怎么样的问题出现。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大家都意识到，要想搞好中国经济，让老百姓有饭吃，就得把市场放开，让每个人公平地、自由地参与竞争。
那时，我们要办一个企业，必须先把所有的注册资本凑齐，然后捐给某个国有机构、政府机构，再由这个机构帮忙注册一个企业，或者说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就有了营业执照。这种营业执照其实是政府控制的，比如说，政府给我们49%的股份，它占51%的股份。这就叫集体所有制。有了这个执照，就算是合法经营了，可以卖东西，可以自己开工资，这是很令人兴奋的一件事。
回头来看，这是一个逐步放开的过程。早期，个体不能办企业；1992年后，有了公司法；到今天，办企业会得到国家巨大的鼓励，合法的程序、方便的政策都摆在那。这就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给中国留下的巨大的个体的空间、自由的空间以及市场的空间。
如今，要回到个体不能办企业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可能了，整个市场需要民营企业。我对市场充满信心，我对中国的未来也是充满信心。因为改革开放几十年，已经把一些基本的道路铺平了。
SSIR：中国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的束缚，如何看待这种政府管制？
艾路明：我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在当时，那种憋屈对所有人都是一样，不针对个人。我们应该看到可以改进的地方，跟他（政府）讲道理。你要相信，政府的领导干部也有工作上的需要，他们要想干出一番事业，得把事情做对做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需求，你就跟他讨论这个事情就行了。
当然，也有很多事情会办不成，但是办不成就办不成。没有办法就下次找到机会再提，总有领导调查、专家调研的机会，或者开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时跟专家学者去提，他们会呼吁的。中国企业就是这样过来的，如果这条路走不通，会撞墙，那你干嘛非得把头撞破呢？没有必要，走不过去，那就绕着走，拿个梯子爬着走，总是有路可走的。
比如，以前我们做药，只被允许生产药品原料，而不能直接生产药品。我就找领导说，为什么民营企业可以开餐馆，但不能做药呢？你们怕我不好好干，怕我们放毒，这可能吗？在市场要求下，我必须做好，不做好，企业就干不下去。就这样反复跟他（政府）谈，最后终于拿到药品的生产权。
SSIR：中国当下正发生很多复杂的变化，民营企业家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艾路明：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应该是自觉地推动一个社会逐步向文明转型。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我认为企业家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够，当前中国还有很多、很大的空间需要企业家不断努力去发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力量在削弱，但这正好是中国企业家发挥作用的时候，企业家需要在这样一种压力面前，保持对所有空间探索的敏感。
不过，明显做不到的事情不用提，还不如提一个有可能被接受的事情，推动社会部分地改善，我认为这是可以做的事情。有人说，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这种努力相对于整体的变化是微不足道的。我当然明白，但不够又怎么办，不够就不做吗？不。不够也要做，能做的事情就要做。比如，在能力范围内改善经济、做公益、做环境保护。哪怕一点点的努力，一点点的改进，我就感到很幸运。
SSIR：你说过，企业家的精神归宿应该是公益，为什么？
艾路明：对绝大多数现代企业家来说，我认为他们的归宿都在公益。比如比尔盖茨、巴菲特，他们赚的钱都投向公益。可以看到，全世界的这些企业家，都在向这样一个方向在游弋、转换。我相信他们都意识到，企业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而且一代人会比一代人的水平要高。除了企业经营，企业家还应该思考什么事情更有价值。在推动企业有新的成长空间后，他们或多或少转向公益慈善。他们希望把自己在市场上，在企业里积累的一些经验、方法，创新的能力都运用到公益慈善，运用到有价值的地方。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伴随着外资公司进入中国的不仅是资本和技术，还有欧美的现代公益理念。这两年研究公益，我开始意识到，除了市场层面，企业还有另外的价值竞争。我们其实是在两个领域里竞争：一是市场策略的竞争，包括资本、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的策略；二是公益观念的竞争，企业的价值观等。
SSIR：阿拉善目前拥有超过900位企业家会员，还有不少80后、90后的会员，你们是如何发展会员的？
艾路明：我发展80后、90后会员是成建制的。我办了一个公益金融班，目标就是发展年轻会员。这个班主要是以80后企业家作为培养对象，教他们怎么做公益，怎么经营企业，怎么把公益和企业经营结合在一起。上这个班的条件之一必须是阿拉善SEE的会员，因此很多人就申请入会了。
阿拉善SEE有一个问题，原来大佬们不太有机会和大家交流，会员们除了交费之外可能就没啥事了。现在有了公益金融班的交流，不同地方中心的项目和活动也越来越多，大家就比较容易介入进来。很多会员的需求就是有一个合适的群体，大家在一起交流、探讨问题。而这个群体又是阿拉善SEE的一部分，所以他们也自然而然的卷入到环保公益，开始关注并亲身参与这个事情，发挥他们的作用。
目前，我们自己建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公益培训学院，拿到了正规的资格，包括培训机构的资质，学院的名称等。我们准备对阿拉善SEE的会员，对公益行业的从业者、对很多年轻的企业家，给他们在不同的方面进行培训，我们要做一个成体系的一个培训机构。
SSIR：有人认为，阿拉善SEE的平等参与决策程序导致效率不高，你怎么看？
艾路明：我们都想要把工作做好，这是一致的。但是不意味着我们在所有的观念上都是一致的。如果很多人不赞同你的意见，我觉得也很好。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行，可能有些东西不是大家的意愿，否则怎么会都反对呢？我们也不可能跟会员一个个做思想工作，一个个谈，人太多了。
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解决办法，这是我们的机制决定的。既然大家各有各的想法，一定要争吵，一定要公开。我们的机制比较简单，遵循一个共同的原则，投票，少数服从多数。一切按照规则来，大家达成一致的，那就得执行，无法达成一致，那就先保持原状。
这种机制可以说比较没有效率，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最有效率。就像修路，设计好再去修，还是挖一次修一遍，重新设计，哪种更好呢？我觉得一次设计好了再来建设是最有效率的。
SSIR：你个人和阿拉善SEE都在做资助，你们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艾路明：阿拉善SEE有一套判断方法。两方面，一是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对自然资本积累的标准，是不是有科学依据的做法；另一方面，也要根据各地企业家对资助机构的判断，让他们来表决，这个项目应不应该继续支持；同时，各环保项目中心在开展项目时，在地企业家也来参与判断。
但我个人做资助没有方法。我没法判断一个事情是不是对，一般有人找到了我，我都是会给一些支持。现在大家知道我是阿拉善SEE的会长，只关心环保的事情，所以很多非环保领域的人不会找我了。
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判断不好、资助结果不理想的情况。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伴生的现象，不能因为有失败，就不去资助了。对于资助出现的失败和错误，我百分之百容忍。钱既然已经捐出去了，这个事情没有做好，不光是别人的责任，也可能是我们的责任，谁能够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呢？我也要找自己的原因，你做资助，你参与当导师，你这个老师是怎么当的，那你就改进，再找方法，不能光怪别人。
SSIR：展望阿拉善SEE未来几年的运营工作，你觉得自己最缺的是什么？
艾路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环保领域的关键性问题的了解，对NGO组织成长的一般性规律的了解不够。现在我参加很多环保相关的活动，我需要通过这些活动了解行业，听到不同的声音，学习更多的东西。我希望阿拉善SEE更加国际化，在项目上更能落地。至于如何能做到，我要向别人学习，而向别人学习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人家。
如果了解充分一点，在做项目时，我可能会看得更准一点；第二，对于中国来说，公益毕竟还是新生的，这么多机构冒了出来，要判别它未来的成长空间还是蛮复杂的。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挑选线路的问题，涉及到当地不同背景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要做一些比较清楚的调研。我并不具备这个能力，也没有这样的条件。
所以我觉得依靠自己去判断是不够的，我现在比较依赖阿拉善SEE提出来的一些判断标准，以及会员们所提出的问题，我就依赖他们。以前我觉得，你们都不资助，那我来资助，我会干这种事情。但现在我基本上不会这样做，如果大家说不行，肯定是有道理的，我要听大家的意见。多数人说这样行，那就是行。
（注：本文经受访者审阅确认）
作者：黎宇琳 ，“公益资本论”工作室创办人；常时，媒体人、长期观察公益慈善行业
编辑：罗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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