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系统性变革，关键就在这三点｜深一度思考

Original SSIR中文版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2021-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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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变革是近一两年来《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以及西方民间部门讨论最热烈的议题之一，系统性变革的想法其实不新奇也不高深，以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认为许多社会问题（例如贫穷）的解决取决于对整个系统的改革。小打小闹（例如每月发放济贫津贴）无助于贫穷人口的减少，较为有效的办法是发现造成社会贫富不均的根源（社会结构），给予人们谋生的工具（教育）。

系统性变革的想法建立在一个基本的认识论上，即社会现象环环相扣、层层镶嵌，一个问题的解决必须仰赖大系统内其他领域的改变。然而，此种老生常谈甚至自然的想法，却因为西方过去以来在认识论上过于强调单一因果关系的模型而被轻易地忽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当前对于系统性变革的讨论源自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认识论变化。

《实现系统性改革》以魔法师学习咒语作为开头，年轻的魔法师因不熟悉咒语的效力与适用范围而造成了灾难，魔法的背后是因果关系的连接与对效力的掌控。社会创新者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就好比学习魔法的年轻学徒，经验与知识的不足造成了方法使用与结果的不确定性，对于期望带来正面变革的社会创新者而言，如何发现有效的咒语就好比发现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作者首先提出了社会创新者通常面对此种方法与效力的两难问题，有效的方法不见得会导致希望的结果，更糟的是采用的方法有可能复杂化了原本的系统（例如加剧了社区内的资源分配），使得组织与工作者必须消耗有限的资源来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系统的复杂性使得看似简单的方法不见得有效。然而，如果社会系统是彼此高度镶嵌的情况，我们又如何开展变革工作呢？

作者根据长达十年的田野追踪工作，以埃及和印度的两个社会创新组织为例，说明了两种可行的办法，这两种办法都是在面对系统复杂性的情况下，试图解决复杂性的尝试。第一种办法可以称之为另起炉灶式，简单来说，在面对造成埃及社会不平等与贫穷的复杂局面时，塞科姆的创办人阿布莱什选择从零做起，打造了一个公社式的组织，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组织能对各种项目拥有百分之百的掌控，避免与既有的环境过多互动从而导致控制的困难；

第二种办法可以称之为局部隔离，局部隔离可以有多种呈现方式，但最重要的在于将原本的复杂性降低，使得社会创新工作者能够更有效地评估手段与方法间的因果关系，作者以印度的“乡村发展”为例说明了空间隔离作为一种局部隔离的手段，相较于大城市、偏远的小村庄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较少，因此“乡村发展”可以更好地推行创新的计划，受到较少的阻力，而整体（村庄作为小系统）变革的速度也较更大的复杂系统来得更快。

作者最后提出了三点建议给有志于系统性变革的社会创新工作者：第一，小确幸成长而不是从失败中学习，从失败中学习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对社会创新组织而言，一次小的失败往往是毁灭性的，因此作者建议组织可以由小事做起，量变最终导致质变；第二，着眼于大方向而不是对小事斤斤计较；第三，建立起学习型的组织与社群，组织与社群必须学会如何学习而不是生吞硬套既有的模式。

这篇文章对于系统性变革的解释，或许对于熟悉传统中国或东方整体思考模式的众人来说不是那么新鲜，然而我认为这篇文章对于复杂性、社会实践与组织的讨论对我们仍是有所启发的。相较于致力于控制复杂性，许多国内组织的实践往往不是对于问题背后复杂的因果关系缺乏理解，就是加深了待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希望达到组织目标就如缘木求鱼一般困难了。

点评人：韩铃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亚洲社会企业与慈善事业中心研究员

那名面容冷峻又年迈的魔法大师，

今日终于出门远行，

而现下他的鬼灵从使，

也应颤抖于我号令！

他的咒语和招式，

我早已记住，

我将用我的想法让奇迹诞生！

—摘自《魔法师的学徒》，歌德

在歌德《魔法师的学徒》一诗中，老魔法师让年轻学徒打扫房间。男孩很快对此感到厌烦,便用魔咒召唤扫帚的帮助。结果，扫帚开始往地板上一桶一桶地倒水。男孩无法控制扫帚，房间被水淹没。老魔法师回来后，迅速解除咒语，把水打扫干净，并警告男孩不要再使用自己既不了解又无法控制的魔力。

这位可怜的年轻人未能驾驭“复杂的因果关系”。由于他不懂也不能控制扫帚的魔力，因此不但没能通过操纵被施了咒语的扫帚来创造“奇迹”，反而导致了混乱和损失。

当我们回头来看人们对系统性变革与日俱增的兴趣甚至迷恋的时候，总会想起这个故事。就像魔法师的扫帚，那些标榜为简单的系统通常都既难以理解，也不好控制。当我们和魔法师的学徒一样试图革新系统的时候，是否是在自找麻烦？是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当去尝试，而是说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尊重其复杂性和危险性。我们希望在本文中提供一些有效的“咒语和招式”，来避开系统性变革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麻烦。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了两种不同的系统性变革方法，或可称之为“原型”。同时，我们也会举例说明如何掌握构建系统的因果关系，以实现有效革新。

系统性变革的困局

从政府、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到社会企业都在想方设法解决贫困、健康、教育不公等顽症。许多人把系统性变革的理念当作根治这些问题的方法之一。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近几年发表的一些文章都将系统性变革推崇为推动社会创新的重要手段，并对之寄予厚望。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很多人将系统性变革视为改善各个社会领域服务的灵丹妙药，包括提高医疗组织的能力和灵活性、将社会服务对象的反馈融入项目评价之中，以及将教育系统转化为一个学习生态系统等。

第二类关于系统性变革的文章探讨的是如何能更有效地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包括创造、激发集体智慧和行动的空间，加深对社会问题根源所在系统的认知，支持突破资源限制的系统内创变者。

第三类文章希望通过系统性变革来帮助基金会和资助者实现解决方案的规模化和可持续化，其手段包括“五条简单规则”、运用“生态系统工具”、通盘考虑问题的各个方面，以及协调各出资人资产等方式。

从动机和意愿来看，进行系统性变革的时机无疑已经成熟。但多数文章的作者也承认，我们处理系统问题的能力还远远不够。“全球知识倡议”（Global Knowledge Initiative）的共同创始人萨拉•法利（Sara Farley）指出：“即使那些不清楚系统真正含义的人，也对所谓系统的重要性津津乐道。” 期刊一篇有关系统领导力文章的作者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很多人怀疑那些用来解决复杂问题的策略可能太流于表面，无法触及问题的根源。”

但正如另一篇相关主题文章的作者丹•韦克斯勒（Dan Vexler）所指出的那样，比缺乏能力更令人担忧的是，“系统”这一话语体系的出现标志着社会部门开始追求更高的目标。迪特里希•多纳（Dietrich Dörner）是研究专业人员如何参与系统性变革的先锋学者。他指出，应当警惕那些有雄心和好的初衷，但能力不足的人。他写道：“能力不够本来并无大碍，但在这种情况下却变得危险。因为好心办坏事很少受到良心谴责。而良心的谴责有时却能阻止那些有能力作恶的人。”

在系统运转的过程中，由于因果关系存在滞后且难以发觉，所以小错误不断积累。这一现象会阻碍系统的自我调整，无法及时发现错误。多纳提醒我们，社会罪恶、暴行、犯罪乃至战争可能并非由恶念引发，而是因为未能处置系统的复杂因果关系。“当简单的无能启动了因果循环，就可能导致恶果。”

这正是魔法师学徒故事的系统性变革版。但推动革新的难度并不仅仅来自系统本身的复杂性。我们还需关注推动系统性变革的人如何回应这一动态，如何不断从这种经历中学习。

系统性变革者的心理动态

多纳等心理学家对数千名不同背景的专业人士挑战系统的过程进行了研究。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对一个衰退的地区或者整个城市的系统进行革新，但却屡遭挫折。心理学家们观察到了一些缺乏理性的行为规律。例如，有经验、目标远大的专业人士往往会对如何干预系统做出快速决断，但在了解系统动态和特性上花的时间却不多。他们期待成功却不愿学习，当付出努力却过早遭遇失败或结果不尽如人意时，就会感到沮丧和压力。

为快速重获掌控感，这些专业人士往往会转移目标。比如，他们可能首先聚焦保障性租房，但一旦出现挑战，又会转向农业、学校、社区医疗，希望干预措施能在某些领域奏效。当再次遭遇失败之后，他们没有充分反思此前的教训，却把大赌注下到单一的“无风险”领域，如创造就业人数和教育、打造成功的幻象。无效行为、盲目出击和失去控制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负面循环。

制定复杂系统的干预措施时需要谨记两点：一是避免因干预而产生意料之外的负面效应，使系统变糟；二是保护推动系统性变革的有志人士的精神健康以及参与的意愿。换言之，引领系统性变革要求能力和情怀能够齐头并进。

系统性变革的两大原型

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认为，要了解我们身处的世界就需要知道地球转动的原因。我们在研究中采用了这样的视角：社会问题与人们希望革新的系统之间互为因果。从根本上说，社会系统的结构是由以下要素决定的：

•人

•人的信仰和雄心

•人的能力、获得资源的渠道

•人们相互联系的规范和规则

•人们所在的环境

不同结构的系统也会形成不同的行为模式。

社会问题或者不理想的系统表现形式，其特性和动态也是因果结构的产物。换言之，系统自身不是问题所在，但它们的结构可能导致社会问题的出现与持续存在。因此，推动社会革新需要明确根治的问题所在，并就其有效途径进行决策。系统性变革不能取代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是要求我们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由于系统结构的复杂性，很多革新需要依赖协作。但协作又会让系统变得更复杂，需要在来自不同领域的合作伙伴间整合资源、能力、战略重点和对有效性、合理性的认知。这种复杂性能否被有效掌握还有待观察。在今后几十年里，需要从协同的系统性变革手段中学习的还有很多。

但我们认为，首先可以从单一组织如何通过降低系统运行的复杂度而实现系统性变革的案例中学习。在本文中，我们研究了两家机构——塞科姆（Sekem）和“乡村发展”（Gram Vikas），它们分别在破解埃及和印度的重大难题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这两个案例展示了系统性变革的两大原型，通过认识和革新系统达到了预期目标。

塞科姆的故事代表了第一个原型，即“通过建立一个新的系统来改变系统”。这一原型并不直接革新系统，而是用有理想特性的新系统将其引向新轨道。乡村发展代表了第二个原型，即“通过分离子系统来改变系统”。这一原型通过直接改变复杂度较低的子系统结构来改变行为模式，以达到理想效果。系统性变革的有效原型还有很多，但本

文要做的是通过以上两个原型揭示有效革新系统的原则和实践方法。

塞科姆：通过建立一个新系统来改变系统

塞科姆的创始人是易卜拉欣•阿布莱什。1937年，阿布莱什出生于开罗一个穆斯林制造商家庭。阿布莱什家住在开罗的犹太人区，他先后在基督教幼儿园和法语小学校就读。高中毕业后，为达成到欧洲求学的心愿，阿布莱什搬到了奥地利小镇格拉茨。他在格拉茨大学获得了药理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家制药公司的研究总监。

1975年，阿布莱什回埃及待了一段时间。当时埃及经济正处在崩溃的边缘：被国有化的企业负债经营，多数人的工作聊胜于无；农村地区因城镇化发展而被遗弃，城市贫民窟也在不断扩张；堆积如山的垃圾处处皆是，医疗卫生和教育系统运转失灵；错误的农业政策导致水污染、土地污染、作物遭受病虫侵害。这些与阿布莱什儿时的快乐回忆反差巨大。阿布莱什感到绝望。他回忆说：“我在返回奥地利的飞机上，感谢真主自己没有生活在那样的埃及，而是和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住在奥地利，还拥有成功的事业。”

阿布莱什想为解决埃及问题出一把力的想法越发强烈。埃及系统失灵的很多原因显而易见。腐败、无效的经济改革，缺乏问责的劣质服务，混乱的法律程序都将整个国家引向痛苦和绝望。但应如何革新这个体系呢？

1977年，阿布莱什做了个大胆的决定：辞掉在奥地利的工作，举家搬往埃及。他买下了70公顷无人问津的荒漠，创办了塞科姆。他梦想在荒漠中打造一座花园，在这里实现人和环境的和谐、全面发展。他没有试图改变埃及的系统和存在的种种问题，而是希望通过建立自己的系统，创造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平行世界。塞科姆将成为埃及的一面镜子，展现一个健全的社会系统是如何得以实现的。

很多支持者被这一大胆的想法吸引。他们大多来自德国，建筑师设计了漂亮的房子，并从德国运来奶牛以提高土壤肥沃度。一位医生建了几个保健中心，帮塞科姆赢得了当地社区的信任。生物动力农业是塞科姆的经济支柱，塞科姆旗下的公司通过销售有机纺织品、食品、花草茶和生物药品实现创收。塞科姆还建有幼儿园和学校，还在开罗设立了大学，将可持续发展与研究、教学和拓展活动深度融合在一起。

塞科姆把荒漠变成了富有艺术韵味的绿洲，绿树成荫，花园遍布，还有大型圆形剧场。阿布莱什写道：“我希望美丽和优雅不仅是公司的点缀，还从一开始就成为机构文化的一部分。”

能让当地社区和行政部门的公务员们改变对塞科姆的保守态度，消解明显敌意并给予支持并非一日之功。但如今，埃及的政客们会充满自豪地带外宾到塞科姆转转，很多国家和地区还会邀请塞科姆到当地去复制它的模式。出于对塞科姆控制生物虫害成果的认可，埃及调整了其农业政策，严格限制了农药使用。塞科姆农场周边的农民也借鉴了用堆肥代替化肥的方法，从而提高了土壤肥沃度。塞科姆也因此打开了年增长率高达15％的埃及健康有机食品市场。

塞科姆还因其提供了安全、健康、有尊严的工作环境而成为受欢迎的雇主。为了促进员工个人发展，塞科姆鼓励员工用10％的时间参加公司提供的与艺术和科学相关的课程、活动和讨论。阿布莱什一直坚信，艺术可以让人的心态变得更加开放，对其所在的环境怀有敬畏之心，而这种精神是培养环保生态意识、推动社会革新必不可少的。虽然塞科姆的新员工一开始不太愿意参加这些活动，但很快就会发现他们的参与能带来信任和尊重，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塞科姆的学校和大学也有关于环境可持续性、艺术、运动和音乐的培训，在埃及首屈一指。很多公立学校邀请塞科姆去教授可持续发展课程。对来塞科姆农场或大学参加“儿童夏季大学”的学生而言，那些接受了传统男性工作岗位培训的年轻女员工和女性管理者已成为他们的榜样。

2017年，老阿布莱什去世，他的儿子贺尔米•阿布莱什成为塞科姆的首席执行官。为了发展“创新、绿色革新和教育”这一战略，并对政府可持续发展政策施加影响，他创立了埃及国家竞争力委员会（Egyptian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ouncil）。然而，改变像埃及这样庞大系统的过程是缓慢的。2011年，一场革命让埃及的转型戛然而止。因为这场危机，埃及约75％的企业倒闭，但塞科姆却没有一名员工下岗。

塞科姆的抗风险能力和精神力量让其能在国家系统运转不灵时重新彰显其使命，这就是创始人所说的“两百年计划”。三代人通过努力吸引人才、资源和政策，带领埃及系统进入新轨道。事实上，2014年颁布的埃及宪法首次强调了可持续发展、保护员工和妇女权利等内容。联合国认为这一宪法和埃及于2015年发布的名为“埃及2030愿景”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在国家层面具有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重要意义”。

系统理论提出了“吸引物”(attractor)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是指某些特殊的状态，吸引着系统向其靠拢。社会科学家借用了“吸引物”概念来表述使系统向坏的方向发展并困顿于此的力量，如极度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吸引物也可调动一个系统，例如，强大的理念与系统产生共鸣并引导其转向新的轨道。20世纪60年代，在肯尼迪总统提出将人类送上月球的愿景后，他的想法像磁铁一样吸引并重塑了许多公共和私人项目的研发，创造出了在当时超乎想象的成就。

研究塞科姆使我们可以在发展框架里探索系统性变革中的吸引物这一理念。塞科姆搭建了一个由商业、社会和教育部门组成的复杂系统。这一系统产生的成果与当时埃及的系统表现截然不同，因此成为可能改变埃及发展轨道的吸引物。塞科姆通过三种方式达成了这一效果。首先，它与当时埃及的现实形成鲜明对照，就像一面镜子，为埃及展现出理想未来和新的可能性，如今这些理想和可能性已经具备实施条件。其次，在埃及其他地方充满悲观绝望的大背景下，塞科姆大胆的想法成了国家荣耀和雄心的象征。最后，塞科姆设计、拥有、控制其体系的各个方面，这使其能更好地抵御与处在过渡时期的国家系统之间可能产生的紧张关系。

“乡村发展”：通过分离子系统实现系统性变革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在当今这个超级互联的世界里，任何事物都相互联系。因此，任何行动都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但果真如此，那些复杂的系统要么因为没有任何部分可以独立行动而处于冻结状态，要么系统内正在发生的激进变革会让任何试图理解和干预系统结构的想法成为泡影。

幸运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提醒我们，复杂的系统是有层级的。它们包括各层级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复杂度较低，又和部分子系统相互联系。如果把人体看作复杂系统，那么诸如器官这样的功能性子系统的复杂度低于整个身体。如果我们不能分离并干预这些子系统，药物就无法发挥作用。

那是否能把药效原理应用在社会系统上？我们的研究表明，分离子系统很可能是有效的革新原型。举例来说，群体或大家庭中的个体属于“关联性”子系统，彼此间有强大的关系纽带，遥远的村庄和岛屿就像“空间性”子系统，而教育、卫生医疗等“功能性”子系统属于社会系统中复杂程度较低的子系统。实际上，发达国家中的一些专门类别的功能性子系统有时也被看作独立运转的系统。

像医疗系统这样成熟的功能性子系统，是经过数十年的改进和专业化演变的结果。医疗系统拥有敬业的员工、明确的行为准则，通常有诊所等完备的基础设施。功能性子系统的所有特性都有助于认识和改变系统的因果结构。

医疗卫生专家凭借这一点对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的公共卫生系统进行了革新。员工、流程、基础设施等子系统的组成部分都能被识别并进行针对性研究。通过员工培训，信息流动更加自由，决策过程得到优化，专业化队伍也吸收了新理念。对此类子系统因果结构可以进行有价值的先验分析，设计驱动的方法也因此有了用武之地。类似医疗等功能性子系统的革新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系统中人们的生活水平。

“乡村发展”的例子告诉我们，类似偏远村庄这样的空间性子系统如何可以被分离并得到改变。当“乡村发展”决定解决印度农村的不平等问题时，就注定要开始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学习过程。该组织最初的一些努力具备前面提到的非理性系统性变革行为的特征。在几年之间，该组织在改变现状这一远大目标的激励下，对若干子系统迅速采取了干预措施。

最初，“乡村发展”关注看起来简单的功能性子系统，如小规模农业、乳业和教育。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员工、基础设施、明确的行为规范和稳定的运营模式这些有助于了解和重塑系统的要素，分离和了解功能性子系统的难度更大。因此，“乡村发展”采取的策略往往出现错误，并导致无效的解决方案，使原本脆弱的社区情况变得更糟。

急需一些正向改变的“乡村发展”几乎靠运气才找到了失败风险低、收效快的解决方案。通过提供有效的药品、沼气发电和基本的用水基础设施，“乡村发展”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对产生不平等的多种原因有了更多的了解。但这也把“乡村发展”推向了埋头解决眼前问题的模式，其关注的一个问题带出了很多新问题。关注重点不断变化，让“乡村发展”疲于奔命。“乡村发展”的许多元老因此离开了。

当时，“乡村发展”的领导层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乡村发展”将不再花力气在难以分离的功能性子系统上，转而关注空间性子系统。印度的农村包含了印度性别、种姓不平等等各个层面的子系统，涉及经济、认知观念、规范和权力等问题。“乡村发展”从此前的经验中认识到，乡村的系统因果结构仍然十分复杂，但因果动态却十分稳定，是便于观察和认识的。乡村和不可预测的环境影响之间有足够的分离度。这些特性为学习乡村结构系统带来了新机遇。

凭借这一观点和多年来研究乡村生活积累的知识，“乡村发展”采用了新的战略：鼓励村民共同搭建水和卫生基础设施。每家每户都能用上抽水马桶和淋浴，厨房都能用上自来水龙头，这一蓝图转移了村民对村子里逐渐发生的各种改变的注意力和抵触情绪。

“乡村发展”从此前和村民一起解决问题的经历中汲取经验，开始关注乡村作为一个子系统的因果关系。“乡村发展”坚持让乡村中各户居民组成一个总会和一个执行委员会。女性和种姓较低的村民与男性的参与地位持平，而种姓较高的村民则参与卫生、水、教育等专门委员会。这是女性和种姓较低的村民首次参与经济活动和集体决策过程。女性还获得了一些传统上由男性掌握的技艺培训，如石工和养鱼。

三年间，这个乡村彻底改头换面，村民通过平等参与所有决策，变得更加自信，开始集体和外部组织谈判，如银行、贸易商、承包商等，并要求政府给予支持和资源。“乡村发展”可以退出舞台。

十年来，“乡村发展”在1000多个村庄复制了这种方法。关注空间性子系统有别于我们常听到的改变整个系统的豪言壮志，它的目标并非根本性地解决印度乃至全球的不平等问题。因为大规模系统性变革的可行性较小，我们不妨分割出较小的子系统，让整个组织学习并控制因果关系，以实现有效干预。

这些小步骤积累起来，就能在某个阶段实现正向循环，从而推动更大范围的系统性变革。例如，那些经历过改革的村民不让自己的女儿嫁到旧式的村庄，因为那里不平等程度高，也没有自来水。于是准女婿就成为当地乡村革新的有力推动者，而且往往能成功地让村里的长者与“乡村发展”进行沟通。完成革新的村庄与当地的传统村庄形成鲜明对比，越来越成为当地人心向往之的范本。

我们描述的以上两种原型无法穷尽系统性变革的所有可能性。战争、革命、社会运动等都是能从根本上重塑大型复杂系统因果结构，并将它们引入新轨道的原型。但我们不太可能控制这些原型中复杂的、难以预测的因果关系。

另一种有意思的原型是针对已找到解决方法的所有问题，努力扩大现有解决方式的规模。这一原型的因果逻辑部分来源于增大规模可以最终革新整个系统的期望。几位知名的捐赠者发起了“共同影响倡议”（Co-Impact initiative），投资近5亿美元来支持这一原型。以上这些项目都为学习有效原型的潜力和局限性，以及如何应用系统企业家精神、系统领导力等革新机制，并使其发挥最大功效提供了重要机会。

掌握系统因果关系的三个要点

系统性变革的一大挑战是其学习曲线往往平直而冗长。实施系统性变革需要观察、仔细探索和反思。在很多方面，系统性变革的过程和创新过程一样是一种对学习的投资，但不一定能产生结果。欲速则不达。我们的雄心增长的速度往往远超能力增长的速度。

推动系统性变革需要特别注意如何让利益相关方时刻保持动力和专注，抑制不理智的行为，并同时提高利益相关方积累相关经验的能力以及其他可以促进有效行动的资源。

我们的研究显示，可以通过做好三件重要的事来帮助达到这些目标：在做对的事之前，先学会如何把事做对；占领能俯瞰系统全局的制高点；发现、培养学习型的人才。

1、在做对的事之前，先学会如何把事做对。系统思维大师罗素•艾可夫坚信，把对的事做砸要比把错的事做成强。因为前者可以通过学习得到改进，而后者只会加剧无效行为。然而，我们的数据显示，参与某个系统可能意味着要先做“错事”。换言之，我们要参与一些看上去与目标愿景不符的事情，并学习如何把它们做对做好。

“乡村发展”的创始人乔•马蒂亚斯和我们分享了该组织成立初期的一些失败经历。尽管当时能力不足，他们还是希望做对的事，也就是直接解决不平等问题。为此，该组织付出了代价，几乎无法存活。乔•马蒂亚斯说：“我们有了沉痛的教训：需要首先满足村民的基本需求，才能赢得他们的心。”当“乡村发展”转而提供医疗服务和电力这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时，才赢得了信任和善意，也让当地社区的权利关系、长期酗酒、负债等问题暴露出来，而这些都是严重不平等问题长期存在的潜在因果系统结构。

再来看塞科姆。塞科姆从一开始就把有限的资源用来提供能为社区带来快速收益的服务，建立了医疗设施和供水、供电、交通基础设施，这些为塞科姆赢得了当地社区的信任和支持。

这些实实在在的服务带来的好处和势头让这些组织能够深入到系统结构中。当人们开始信任这些组织的时候，就会分享系统中仅靠分析和观察无法挖掘出的隐藏要素。

参与系统性变革的机构一开始应避免与系统中有权有势的核心人物，例如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老或者政府官员发生直接冲突，也不应采取不可逆的决策或行动。

总的来说，对系统性变革的初学者而言，目标是小心试探安全的步骤，在奔跑前先学会走路。我们不妨把自豪感、目标、信仰先藏起来，从简单的事做起，多了解目标系统，再一步步推进我们的目标。

2、占领俯瞰系统全局的制高点。提供洁净水，有效满足基本需求等创造福利的服务可以让组织暂时占据系统内的有利地位，就如同在复杂地形中占据制高点。系统有很多这样的制高点，这类干预措施的实施会改进系统的某些方面，并为规划下一步行动提供有益的资源和洞见。

很多制高点非常小。“乡村发展”通过给村里发放药品，深入了解了不平等问题的本质，也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缺乏解决这种复杂问题的能力。而类似为村庄买奶牛、产奶这样的早期举措则将组织引向了更大的制高点：用牛粪生产沼气和发电，实现可持续经济循环。“乡村发展”占领这个制高点花费了数年时间，包括为8000多个村庄提供服务，建立起了一个高效、管理有序的组织。这一成功为“乡村发展”带来了口碑，也让这个组织更有雄心和信心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活动。

“乡村发展”如今已经对乡村作为子系统的结构有了深入了解，而且它的名声也足以吸引跨界跨部门的资源。虽然提供沼气对实现该组织解决不平等问题的使命帮助不大，但通过占领制高点可以获取理解问题的洞见和实在的资源，这些都能为规划和实施最终的干预措施、实现革新乡村、促进平等提供后盾。如今，“乡村发展”具备了重新推进其机构使命的能力。

塞科姆最初登上的制高点是公路、水、电等对当地社区有益的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为塞科姆提供了可以控制的空间，这一空间可以被塑造成与埃及的大环境截然不同的现实。系统的变化难以预见，因此，相关组织要积累信任、善意、良好声誉和基础设施以抓住系统性变革过程中的机会。

登上系统的制高点也给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受益者们带来了动力和成就感。这种体验可以减轻此前失败造成的情绪压力，避免由此可能产生的不理智的行为。获得成果的组织也会变得更有雄心、更勇敢，在增长雄心的同时，系统的能力也在增强。

3、发现、培养学习型人才。对复杂问题解决方案的研究表明，和我们预想的相反，已有的专业技能或普通意义上的“智慧”对实施系统性变革帮助不大。

系统与我们基于经验而设想出来的模型不同，而“聪明与否”的重要性则主要体现在学习能力方面。系统的工作并不等同于做很多正确的事，而是要愿意做简单的事，减少损害，坚持渡过难关，并在此过程中学习。因此，通过深度参与、耐心和长期的付出来获得关于当地的相关知识是迈向成功的一大重要因素。

在我们的研究样本中，所有成功转变系统的机构都拥有资深员工。他们能积累在当地系统中有效的知识，这是掌握系统因果关系的要求之一。“乡村发展”在其发展早期流失了不少无法胜任系统工作难题，或对参与与机构愿景不直接相关的工作毫无斗志的员工。但当时留下的核心团队已经在该组织内工作了近40年。这与组织的学习曲线相吻合，也是学习控制因果关系所需的时间。核心团队的存在可确保该组织积累的知识和革新乡村的方法不会流失。

如今，塞科姆已经迎来了第三代管理者，很多人和创始人家族关系密切或与他们结成姻亲。20世纪70年代在塞科姆幼儿园就读的第一批孩子中，很多人在国外完成学业，积累了工作经验，带着新想法和继续完成革新埃及的能力回到埃及。因为他们从塞科姆创始人那里了解到，需要200年的学习才能完成这一使命。

志在真正的革新

“系统性变革”这个词并不能确切地表达我们改进系统的雄心和潜力。因为即便没有人为干预，复杂系统也总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所以“变化”本身既没有意思也不困难。事实上，通过提供食物、教育、贷款和药品进行临时性革新或改变某些人的行为往往比较容易。但如果尚未改变系统的因果结构就停止干预措施，系统本身可能会被打回原形甚至变得更糟。

我们的干预措施需要与系统所在的轨道一致，这包括当前变化的速度和方向。某些系统可能处于积极轨道上，经过一段时间会产生更好的结果。这些轨道可以通过加速获得更多好成果。某些系统可能处于消极轨道上，前景堪忧。这些轨道需要转向或被改变。其他系统可能被困在某个轨道上，进退不得。这些系统需要被调动起来，向着积极的轨道发展。

我们建议的系统性变革原型包含两条针对革新的有效方法，处于负面轨道（埃及/塞科姆）的系统或处于困境的系统（印度乡村/“乡村发展”）。这些轨道是最难应对的，因为需要从根本上革新系统的因果结构。

我们相信能从正在进行的更多系统性变革项目中发现其他有效原型和高效策略，让我们避免魔法师学徒的不幸。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07期原标题：《实现系统性变革》作者：克里斯汀•西洛斯（Christian Seelos），斯坦福大学PACS中心全球影响力实验室联合主任约翰娜•梅尔（ Johanna Mair），柏林赫尔梯管理学院战略、组织和领导力教授，斯坦福大学PACS中心全球创新影响力实验室共同负责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学术编辑译者：江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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