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 | 年度慈善文化事件02：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破百万
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简称，爱德传一基金）以“共建慈善文化平台，共享慈善文化价值”为使命，致力于筑造中国慈善文化的洞察、交流与传播平台，推动慈善文化深入社会各界的思考视野与行动系统，并逐步构建起横接中国与世界、纵连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本土慈善文化体系。
作为追求前述使命的努力之一，爱德传一基金微信公众号在岁末特别策划“年度慈善文化事件”栏目，期待以文化视野回顾年度中国公益慈善事件的同时，以约稿的形式激发并鼓励读者深入事件背后去做更多维度、更深层次的追问和思考，以有新意、有深度的思想洞见，促进社会各界对公益慈善的关注、认知和探索。
2019“年度慈善文化事件”栏目将分为5期，每期将回顾1件发生在2019年的中国慈善文化事件，并围绕该事件提出若干相关问题作为引子，面向公益慈善界同仁（包括但不限于公益慈善实践者、研究者与观察者）进行征稿。
今天是第2期——凡人善举的超越：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破百万。
年度慈善文化事件02
凡人善举的超越：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破百万
2019年6月30日，“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数据显示，截至当天下午，在该网成功登记的器官捐献志愿者达到了100万人。
“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是由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主办的器官捐献志愿者志愿登记平台，也是中国首个面向普通公民的器官捐献登记平台。
通过该平台，只要年满18周岁，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就可以在输入姓名、有效证件号码、手机号码并选择想要捐赠的器官类别后，成功登记，并获得一张印有个人姓名、登记日期和登记编号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卡”。
登记，意味着公民表达了在逝世后将器官无偿捐献的个人意愿。最终能否实现捐献，还需要取决于公民是否达到符合器官捐献的医学状态及必要的程序，并需要经过严格的伦理、医学审批等程序。此外，已成功登记者也可随时取消登记。
2019年7月2日，“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次超100万暨中日友好医院器官捐献登记平台正式上线仪式在北京举办。在仪式致辞中，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说，“施予受”器官捐献网络平台登记志愿者人数突破百万具有里程碑意义。
可预见，随着公众对器官捐献认识的不断加深，和我国器官捐献制度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在逝世后捐献器官以救治等待器官移植的重疾病人，会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公民的生命选择。公民自愿、无偿的器官捐献是一种超越传统、包含大爱的凡人善举，值得关注，值得鼓励，也值得从制度保障、社会倡导、技术支持、专业服务、文化研究等多个维度，对之进行保护和促进。
中国的器官捐献制度体系建设始于2007年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公民享有捐献或者不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或者利诱他人捐献人体器官。
但是，直到2010年之前，中国器官移植的大部分器官来源还是死囚器官。2010年3月，国家卫生部委托中国红十字会在全国10各省市启动器官捐献试点。这才标志着中国器官捐献工作的正式展开，而等到这项工作从试点铺向全国，已经是2013年。
2013年8月，《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发布。根据该办法，每一个捐献出的人体器官都必须进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这为中国人体捐献器官的分配公平提供了保障。
2014年3月19日，“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正式开通。一个月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直属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也开通了志愿登记系统。2015年1月1日起，公民器官捐献成为中国器官移植器官唯一合法来源，这标志着中国器官移植供体来源的根本转型。
在前述两个网站开通之前，通过书面向省级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申请是主要的登记渠道，程序复杂，手续繁琐。2016年，一份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等多家机构联合发起的《器官捐献公众意愿调查》显示，83%的参与调查者愿意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但56%的人不愿登记是因为“不知道在哪登记或手续太繁琐”。
为了进一步简化器官捐献志愿登记流程，激发更多公民表达器官捐献意愿，2016年12月22日，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在支付宝医疗服务平台上线“器官捐赠登记”功能。这在当年被认为是“超常规的、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
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达到4080例，跃居亚洲第一，PMP（每百万人口的实际器官捐献率）由6年前的0.03上升到2.98。但是，对比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捐赠和移植观察所全球PMP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国的器官捐献率仍是非常低——2016年，全球排名第十的马耳他的PMP为25，而排名第一的西班牙为43.8。
此外，由于患者数量众多，中国器官移植仍面临严重短缺，供需比例为1:30，这意味着每年30万有需要的病人中仅约1万人有机会获得器官移植。哪怕是到了2019年，“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次突破了100万，全国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次超过了160万，实现器官捐献的例数比2016年增长了超过480%，这种供需之间的极大不平衡依然未能缓解。
显然，2007年正式启动公民器官捐献制度体系建设以来，中国的器官捐献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并且逐渐形成了一套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国模式”。在2018年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上，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主席林肯·陈表示，“中国的器官移植改革体现了世卫组织关于公正、透明和公平的指导原则，所形成的‘中国模式’既符合中国文化和国情，又体现了国际的价值观和伦理标准，具有极大的可借鉴性。”
但是，从前述供需不平衡来看，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器官捐献事业仍然在起步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探索。
除了需要进一步完善器官捐献制度体系的建设，包括捐献器官的分配与使用制度、器官捐献和移植的专项补偿救助制度、多部门参与的系统协作制度等等，还应加快器官移植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和人才的培养；并且，要持续加强器官捐献常识、渠道、方式方法等的公众普及，帮助更多公众了解器官捐献，愿意并能够参与其中。
其中，在面向公众普及器官捐献知识、激发公众器官捐献意愿和实际行动方面，要特别意识到器官捐献的文化敏感性。自愿、无偿的器官捐献是公民慈善行为，但它显著不同于一般的慈善捐赠行为；它能挽救生命，但也带来一系列道德、伦理和法律难题。因为器官捐献从意愿表达开始，它所启动的就是关乎意志、心理、身体、死亡、家庭、社会、信仰、伦理等的复杂联系和取向；而且，这些复杂联系和取向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往往存在显著的差异。
有人指出，家庭伦理、身体、死亡、丧葬等传统观念，例如“对死人不敬”“对父母不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损毁”“死要全尸”“入土为安”等，是抑制中国人器官捐献意愿的根本原因。不错，这些传统观念会一定程度上抑制部分中国人的器官捐献意愿，也是导致器官捐献在中国引发社会伦理争议的主要刺激因素。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也存在可以激发中国人器官捐献意愿和行动的内容，例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老人和后人积德”“生命延续”，等等。
由此，这样一种意识应该得到鼓励：在器官捐献的倡导和制度体系建设过程中，不应该视传统观念为一定要克服和扫除的障碍，而是应该通过对传统观念，尤其是其中的家庭伦理观、身体观、生命观、死亡观、捐赠观等的研究，深刻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对器官捐献议题的复杂多元的看法，并据之采取切合不同文化情景、尊重不同文化价值的行动。
参考资料：
高文兴，《巨大的进步，更巨大的需求 ——写在第三个“中国器官捐献日”》，公益时报，2019年6月12日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会讯 | “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人次超100万暨中日友好医院"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平台正式上线》，腾讯网，2019年7月3日
王亚赛，《图解｜中国器官捐献立法十年：年捐献器官数量过万》，澎湃新闻，2017年8月10日
余成普，《器官捐赠的文化敏感性与中国实践》， 中山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54卷
Lynne Ann DeSpelder, Albert Lee Strickland著，黄雅文等译，《生命教育：生死学取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约 稿
如前所述，自愿、无偿的器官捐献是包含大爱的公民慈善行为，但它又显著不同于捐赠金钱、时间等一般慈善捐赠。被捐献的器官超越了它原初的生物医疗属性，甚至捐献者的个人意志，家庭、社会、信仰、伦理、法律等各种力量都附着其上。也就是说，器官捐献这一慈善行为本身融贯了慈善文化的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次。
围绕这个议题，爱德传一基金非常期待分享公益慈善同仁不同角度的深度思考、研究与洞见。关于本主题投稿的内容，可结合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器官捐献与其他慈善捐赠的异同；
中国与其他国家器官捐献观念的异同；
中国推进器官捐献事业的制度和文化难点和突破点；
中国人的生死观念对慈善文化的影响；
公益组织参与推动器官捐献事业的机制；
器官捐献“中国模式”对于其他国家的借鉴性。
投稿须知：
本轮约稿起止时间：2019年12月19日-2020年10月30日。
文章可是但不限于思想研究、模式研究、机构研究、政策研究、创新研究。
文章不必是严格的学术文章，但必须为原创，如有引用他人观点、数据、研究成果等，均须明确体现或标注。
文章以不少于3000字、不超过8000字为宜；如果是学术文章，字数上限可放宽至1.5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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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传一基金邮箱Amitycy@163.com是唯一投稿渠道。
投稿2个月内，如未收到修改意见或发布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文章。
文章以原创性、洞察性、创新性为标准，一经采用，即奉稿酬。
年度慈善文化事件03
将于12月21日周六推出，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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