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TALK | 做公益不能只关心自家的“田”，还要思考如何应对共同的“灾”
导读：
相比基金会领导层，一线项目官员更贴近一线，掌握着更为丰富具体的一线资讯，直接影响公益项目和行动的效果；在服务群体和NGO眼中，他们也是最直接了解基金会的渠道与窗口。但是，从行业整体来看，一线项目官员的声音总是被忽视。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将于11月22日至27日举行，主题为“因势聚力，协创未来——变局挑战中的基金会”。围绕2020年会主题，我们推出“一线TALK”专栏，倾听项目官员的个体之声，了解他们的工作经历和成长感悟，也借此观察和透析基金会及整个行业的变化。
本期是“一线TALK”02，我们回访了五年前“来自基金会的TA访谈录”里的杨沅泽，当时他是一名基金会资助官员，目前担任浙江国富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让我们一起看看五年来，他个人发展及对行业的思考生了哪些变化。
一线TALK 02
杨沅泽
现任浙江国富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
以下是访谈全文
谈个人成长：
多跟服务对象、社群接触，多从一线获得感悟。
您一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和成长的？是否有一些方式推荐给年轻的资助官员们？
第一,碎片化的看一些行业资讯，第二，跟现在比，五年前有很多朋辈学习。当时在敦和基金会的合作项目比较多，像正荣公益基金会和吴军军，我们都是从基金会初创开始做的，大家在合作中共同学习和讨论。还有一些合作的基金会，比如说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和南都公益基金会，也会跟我们讲他们的积累，这些前行者的分享，特别是一些发展工作的理念，尤为珍贵。
五年后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是以前会和同行NGO合作，和他们交流，从他们身上学习。现在在浙江国富慈善基金会，会经常去我们自己的项目地，更多是从一线获得感悟。
基金会和基金会真的不一样，前段时间我出差碰到以前的同事，他们说现在去一线的机会相对来说比较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推荐多跑跑一线，多跟服务对象、社群接触，让他们不只是停留在报告里，这会很不一样。
资讯方面，现在互联网很普及，有什么机会大家都看得到，如何去筛选出一些更适合自己的，才是重点。关键在于对自己的认识——认识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方式去学习或学习什么内容，很多同行也未必认识到自己真正的需求。
谈资助型基金会：
原来那些真正做资助的都去“搭台”了，谁来管那些“演员”和“节目”
和五年前相比，您观察到现在做资助的基金会多了一些吗？
我感到比较矛盾。好像偶尔会有一两家新的基金会开始做资助，但以前基金会做资助会公开发布资助计划，大家可以去寻求合作，但现在感觉这类公开的反而变少了，可能是一些基金会对自己关注的领域更清晰更熟悉了，邀约了NGO合作。所以表面上看做资助的基金会应该是增加，但真正在做资助的或是面向民间NGO的资助反而少了。
另外基金会直接对官办慈善组织的资助，无论是项目数量还是资金规模，这几年应该是增多了，不过这是各家基金会偏内部的信息，在行业资讯中不太能直接体现出来。所以做资助的基金会应该是变多了，只是资助流向发生了变化，可以公开申请的资助、对民间NGO的资助变少了。
这些基金会的资助效果如何？
要看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各基金会会公开的资讯往往都是效果很好，但我觉得资助效果还是要通过内部资讯真正获得，很少会有像资助者圆桌论坛（CDR）那样公布资助报告和经验，CDR也是以国外基金会的出版物为主，国内的还是比较少。
行业内一直有南都基金会、敦和基金会这样的基金会在做行业生态、行业基础设施建设，但有一点很奇特，就是撑着“行业支持”这杆大旗的基金会时有看到，但真正直接面向民间公益组织的资助越来越少了。
打个比喻，这些人都在“搭台”。但是以前大家都会资助一些节目、演员上台表演，现在更多的则是在资助这个舞台本身的建设。一直做资助的资助型基金会里，资助“演出节目”或“演出人员”的减少了。这次疫情，大家的筹款压力挺大的，所以北京嘉实公益基金会推出的对于教育类NGO的房租资助计划，就是一种非限定性的支持，是真正在给钱的项目，获得了很多好评。
像贝壳和链家等房产中介发布了社区营造的资助计划，这种金融或房地产跨界来做公益的基金会（虽然也是凤毛麟角），反而会真正给NGO钱做项目。
这是挺好玩的事情，一直做资助的、号召支持行业和人才培养的都在搭台了，真正谁去唱戏、这个戏班子有没有演员和节目没人管。反而是跨界来的人偶尔会有一两个在做这些事情。感觉像是主力球员做了替补，替补球员做了主力的事。
*图片来源网络
您现在对资助工作的理解和之前有何不同？
五年前做资助，更多的是和NGO合作，现在我所在的基金会不光和NGO合作，还会与社群、服务对象更近，资助对象在扩展。
第二点，现在的资助工作离服务对象更近了以后，对他们更加理解了。以前资助的对象是NGO，他们夹在资助方跟服务对象之间。现在我们除了联系NGO外，跟服务对象也加强了联系。以前我们更多是提要求，现在会更加理解对方，会更多的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举个例子，比如我们现在在一个县域开展捐赠图书角的项目，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在当地生根。但我们的合作伙伴是做规模化的，他们在每个项目点投入的时间、精力有限，往往会把资源倾斜到他们合作更久、更契合的项目点，而我们的项目点未必是最契合的。以前我们只与NGO打交道，觉得他们未必做到之前承诺的项目效果，是一种评价型的。现在，我们会想他们有自己的路径选择和使命愿景，他们能把基础服务做好就很不错了，接下来的“进阶”和“深入”需要大家一起想办法、一起投入，一起去培育当地的力量，合力的色彩会更浓。
现在还会更多地直面社群，比如接触乡村教师，也明白了他们的教学任务是一直存在的，又多了很多新的行政任务——要扶贫、要做安全等，在中西部地区的每个乡村教师都很累很忙。要他们参与到我们的项目中，确实是需要额外的热情跟兴趣，他们能来参与我们的项目就很不容易了。不会高高在上地说，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不来？现在只要你愿意参与，我们就很开心，愿意去支持你，但你不来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这是心态上的一个变化。
*点击图片，下载《倾听一线的声音——项目官员眼中的基金会与行业》，看看五年前杨沅泽对公益的态度。
另一个变化是自己去一线以后才明白的。首先就是想要做成一件事情不要着急，要耐得住，要讲究方式方法。因为是做“人”的工作，无法很严格的要求必须在多长时间里做成什么、取得多少成效。可以朝着这样的目标去努力，但最后未必会达到这个结果，而把时间放长了以后，预期的结果还是可能实现的。
比如我们的一个公费师范生的助学成长项目，从提出想法到落地经历了一年多。以前觉得这个项目半年左右就能执行落地，现在我觉得最终能实现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以前从自己的角度会觉得，完成工作指标是关键，现在我会觉得关键是我们预期想要做的事情有没有实现，比如我们并不只是简单地做助学，助学并不是我们的唯一目标，是跟学校合作、进入学校的一种路径。
最近几年国内有一些新闻，媒体采访曝出许多人遭遇校园霸凌、家暴以后，寻找老师、学校等各方帮助，但没有得到很好的救助，最后自杀或做出其他极端行为。我们就在想，制度和机制是一回事，人的能动性是另一方面，当师范生变成老师之后，如果儿童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一个教书的对象，他们能对儿童的权利和发展有不一样的理解，那当他们在遇到这些个案的时候，潜意识的反应也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通过助学进入学校，然后跟师范生建立联结，给他们提供关于儿童发展和权利等的培训。这个事情最后还是实现了，虽然花了更长的时间。
对比以前写在报告里的助学项目，现在我们可能会更理解助学到底是为了实现什么。表面上看到的更多是助学，但与常规的助学不同，我们更看重的是提供对师范生的培训和师范生的成长，并且对于培训内容和成长方向，有了聚焦和突出。
谈职业发展困惑：
人到中年，为什么会变得“安逸”？
您目前对职业发展有困惑吗？具体是什么？和五年前有何区别？
困惑是有的，五年前的困惑更加在个体方面，自己应该怎么办？自己应该如何提升？五年后的困惑反而是变得宏观了，越来越感觉个人在时代面前是很渺小的，我们的职业发展跟社会发展息息相关，那么这个社会将何去何从？这个国家将何去何从？
我最近看到一句话，意思是说做公益不能较真。像扶贫，并不是脱贫了之后就没得做了，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只是大家都不敢做了或者不合适去做，很多事情越来越不能做了。所以现在更多的是整个宏观环境、社会空间发生变化以后给我带来的困惑。
我之前跟最早带我入行的秘书长前辈交流，他说：大家想的是如何种好一块田，区别在于各家基金会田地的规模大小不同、种植的品种不同、肥料优劣，但你种田认真与否，规模大小如何，在洪水来临以后结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的思考是不是可以从“如何种好田”之上再想想“如何防范或应对共同的灾害”。
当年的困惑是如何化解的呢？
心态变化了，五年前更加纠结于结果，现在是尽最大的努力适时去推进，成就成了，不成也还好，还能拿工资养家糊口。
所以说五年后有何区别？我在想是不是人到中年，结了婚、生活压力大了以后就变得有点安逸。感觉时间过去了，也没有什么特别应对的方法，五年前的问题好像就不存在了，并不是被解决了，而是放下了，或者说以前纠结的事现在回头看来没那么纠结了。
*点击链接，获取2020年会最新动态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将于11月22日至27日举行，本次年会我们也将邀请不同年龄、背景基金会的代表，谈论他们眼中”基金会行业的‘变’与‘不变’。
谈基金会行业的未来：
缺乏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公益到底该向何处发展？
您对基金会行业的未来呈现悲观还是乐观基调？您觉得哪些问题在变好，哪些在变坏？
我肯定不会是乐观的基调。社会创新家前段时间发了一篇文章，是关于离开公益行业的年轻人的采访。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觉得，正在变好的是大家对规模化和对社会大环境的反思，每个机构里都有人注意到了，都有人在想这件事，大家正经地把公益、社会发展和自己的价值理念结合在一起，这是让我觉得挺有信心的、也是让我感到正在变好的事情。
但是变坏在哪里呢？有两点，一是这些有反思的人最后都选择了离开，等于他们带着反思和失望走了，没有留下来。
第二，我看到很多年轻的从业者，或是现在主流的、有曝光度和话语权的机构和人，越来越强调如何整合社会资源去做一件事情。但整合社会资源去做的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对于这方面的思考并没有增加，还只是一味地投入到单纯的做事中。
一方面很多掌握话语权的大佬机构越来越强调资源整合，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被主流话语带着走，而不是像前几年对工作和行业会反思。行业关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的观察和反思的发声在减少，而人云亦云的、让人热泪盈眶、热血澎湃的鸡汤倒经常见到。如果对大目标大环境没有观察、认识和思考，那具体工作方面上可能更没有目标、更迷茫困惑。
有篇文章在讨论湖北是不是公益洼地，我写了句评论说，公益怎么会有洼地呢？只有普世价值的洼地，如果失去了价值理念，那公益到底还算不算公益？如果自己内心对于整个国家社会发展、对自己、对公益没有一种价值观，只是当成一个工作去完成，即使再努力，没有对于心中美好社会的目标的话，那整个公益到底该向哪发展？
我认为从大的方面也好，小的方面也好，大家需要先有一个对自己的基础认知。如果对于社会真正的发展没有特别的关注，对于国家的发展没有特别的期许的话，那你做公益行业的工作再认真，又怎样呢？如果你没有目标，那这份认真到底应该如何去体现和反应？
下一个五年，您对个人工作和基金会行业分别有什么期待？
第一，希望这个行业还在、工作还在，希望还能养家糊口，这是现实的一点。
第二，前段时间碰到了基金会论坛的全斌，他有一套自己对公益的价值观，叫“公益的原教旨主义”，我希望那些对公益有自己价值观的伙伴能够多发声。我觉得基金会论坛的年会每年都做得很棒，都有花心思在里面，比如前年把何道峰先生请来讲他理解的公益的现代化，去年把资中筠先生请来年会分享。
我们应该思考一下如何防止像“洪水”这样的自然灾害来，如果“灾害”来了，我们应该怎样做？然后再想怎样把“田”种好。希望大家不要只关心种好自己的田，只关心筹钱去买更多的秧苗和化肥，扩大自己种的田，种更多的植物，产出更多的果实。我希望可以更多的关注天气、环境、洪水，可以从对技术、规模、数字的关心，到真正关心国家社会，真正关心个人。能看到作为“人”的每个个体，看到整体的大环境，而不是沉浸在工作指标和行业数据中。
END
排版 | 陈晨 访谈 | 李奕潼 编辑 | 王笑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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