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发表｜约翰·怀特《教育为什么要培养节俭的美德》

文献来源：[英]约翰·怀特.教育为什么要培养节俭的美德[J]. 现代教育论丛.2022.

作者简介

约翰·怀特（John White），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教育哲学”研究方向荣休教授

教育为什么要培养节俭的美德

在本文中，我将通过一个虚构人物西尔维娅（Sylvia）^①鲜活的生活微传记开始我的教育哲学讨论。西尔维娅在“二战”中长大，和其他在“二战”中的英国人一样，她的童年生活过得非常节俭。西尔维娅成年后的生活简而不陋，俭而不吝，她在耄耋之年遭遇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封闭生活，她对全球资源枯竭和气候变化带给子孙后代的生存危机充满焦虑，进而思考自己的生命经历，认为生活有必要并且可以在很多方面节俭而精彩地度过。在本文中我将西尔维娅日常生活的分析作为引子，逐步展开对节俭生活和节俭美德的教育观的系统性阐述。

①人名Sylvia（西尔维娅），源自拉丁语，寓意是森林少女，既清新唯美，又充满着诗意感。

一、节俭的生活方式三种样态

（一）战时逼迫的节俭生活

“二战”期间的英国实行食品和服装配给制，人们无法出国度假，在娱乐活动、礼品馈赠和购买其他非必要商品上省而又省。对战时的英国人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节省并不是他们愿不愿意的事情，而是别无选择，因为在那个特殊时期，国家必须量入为出，必须考虑部队的急需。此外，战时物资供应的紧缺，还与当时生产的粮食总量有关，也与能进口的物品等多种因素有关。

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说过一句名言：如果缺乏适度的节俭，人们就会丧失对成功的所有渴望，甚至不再忍耐生活的艰难。^[1]他谴责那些“一文不名的浪荡子，他们一掷千金，肆意挥霍，放浪形骸，遭致嫉恨不说，还惹人耻笑”。就这段话来看，节俭似乎就是指量入为出。虽然“节俭”这个词的日常用法有这个含义，但其意义还不够深入和全面。毕竟，对一个拥有私人飞机、超级游艇和豪华住宅的亿万富翁来说，他的日常奢华开销几乎不会影响他的收入，他可能量入为出，但根本谈不上节俭。所以，节俭生活不仅仅是指量力而行，而是有更多的实质表征。丹妮尔·兹沃索埃德（Danielle Zwarthoed）曾对节俭行为进行了界定：节俭是一个人在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喜爱偏好、情感表达、实用技能和行为习惯等方面的整体表现。节俭行为受这些因素驱动。一个懂得节俭的人往往擅长管理生活，在物质资源较少的情况下，和那些不懂得节俭的人生活得一样好。节俭作为生活能力是“节制消费”的稳定习性。^[2] 

在战时6年乃至战后的持续紧缩期内，其他英国人和西尔维娅一样，养成了“节制消费”的习惯。“节制消费”当然是一种节俭行动，但在战时它不一定符合兹沃索埃德对“节俭”的界定。我不相信所有在战时靠配给活下来的人，都能像那些随便出入豪华酒店、生活丰裕的少数富人生活得一样好。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虽然节俭，但都不是自觉的，也不是在情感上喜爱节俭的生活，而是因为战时生活资料的贫乏，节俭是被迫的、无法避免的。大多数人之所以愿意接受或选择节俭，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英国想要赢下这场战争，就必须付出必要的紧缩生活需求的代价。

（二）出于简单生活信念的节俭生活

一种“节制消费”的稳定习惯是不是节俭的美德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兹沃索埃德对节俭的解释强调了个人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从西尔维娅成年后的生活态度“俭而不吝”来看，她此时的节俭生活完全出于简单生活的信念，而不是出于美德。

西尔维娅发现，最充实的生活追求不一定是昂贵的。其中，最重要的生活活动都使人感到惬意完满，这类活动包括与朋友们分享愉快的友情时光；看小说、读传记、观时事；加入地方文学团体搞创作；独自一人或结伴而行；在乡下林间和田野里散步遐思；打理自己的花园；等等。西尔维娅从未奢望过要住进比她那两间郊区花园公寓更大的豪宅里，没有想要漂洋过海去领略异域风情，更没奢望过锦衣玉食和华丽出游的生活。

在西尔维娅看来，这样的充实惬意的生活活动还包括在学校里教书，享受和同事间的真挚合作。在退休之前，她在普通高中里教授公民教育的课程。在教学中，她引导学生辨识广告在刺激或生产人们的消费欲望方面的作用，并让他们意识到，浪费的生活方式不仅烧钱，而且还可能会伤害身心健康。西尔维娅把节俭作为一个人应该持有的生活信念。

在我看来，西尔维娅过的是一种“俭而不吝”的生活。这或许就是埃默里斯·韦斯特科特（Emrys Westacott）在《节俭的智慧》一书中所说的“知足常乐”的“简单生活的方式”。^{[3] 28-30}正如他所指出的，这种生活方式具有悠久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他的哲学实践特别赞美简单味纯的食物、舒畅的工作、对大自然的沉思、纯真的友谊等。^[3]29如果我们沿着人类节俭的历史传统追溯下去，很可能存在比西尔维娅更节俭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她的生活称为 “俭而不吝”的缘由。

西尔维娅成年后秉承的生活信念和选择的节俭生活方式，与她在战争中经历的那种被逼的节俭不同。前者是自主选择的节俭，就是兹沃索埃德所说的表现在“价值取向、喜爱偏好、情感意愿”上的节俭。不过，西尔维娅的生活态度，或者兹沃特霍德所谓的“节制消费”是否可以称作节俭的美德呢？

如果说节俭的美德涉及对低消费生活的伦理追求，那么西尔维娅的情况就不包括这一点。诚然，除了必需品外，她对购物没有强烈兴趣，而且能给她带来最大满足感的各种快乐活动都不是满足消费欲望的活动。她之所以节俭，仅仅是因为她在情感上偏爱这样的生活，觉得这样的生活有内在的乐趣。她可能确实有“节制消费”的稳定习惯，但那也只是她成年时期节俭的生活方式的副产品，而不是她努力追求而形成的理性的节俭美德。

（三）出于关心后代、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和新冠疫情而选择的节俭生活

西尔维亚进入了耄耋之年，仍然像前文所说的那样节俭地生活。近年来，日益严重的全球气候危机让她觉得应该为人类子孙后代的可持续生活、为拯救地球而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此，她把能用的东西回收再利用，带自己的咖啡杯去当地的咖啡馆，尽量少用塑料用品。她还在节约能源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卖掉了她那辆小汽车，在屋顶上装上了太阳能电池板，在中央供暖和使用热水方面尽量节省水电。她还放弃了吃高热量的红肉。她的生活变得更节俭了。

明显的是，现在西尔维娅的节俭生活出自与以往不同的理由，而且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她的新的节俭行动，并不仅仅是节俭生活习惯的自然延续。节俭已经成为了她有意识关注的东西，成为一种出于强烈的道德感受或道德意识并想进一步推动的生活行动。实际上，这种节俭行动不仅包含“节制消费”的习惯，而且也包括兹沃特霍德观点中没有提到的其他要素，如道德觉悟、价值体认、伦理意识等。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尔维娅最近这几年的生活，与她早年在战争期间的生活是有关联的。这两个时期都赋予了她 “节俭的习惯”。不同的是，她现在把节俭看作是道德责任，把节俭的生活升华为自己的道德理想。而在战争中，她不得不尽量节俭。如今生活条件很丰裕，她反而把节俭当作道德义务，把简朴生活当作伦理行动，节俭成为她自然而然的道德追求。其实，她本可以不这样做。在物质丰裕的时代，政府从未限制人们的生活消费，反而正是政府的发展主义和全球化的消费主义隐含的道德压力更坚定了她自觉过新的节俭生活的道德志向。

在2020年3月之后的新冠疫情流行的数月里，政府开始实施强制措施，要求大家居家隔离。在这段时间，西尔维娅不得不自我隔离。对她来说，由于她属于“弱势群体”，这种隔离要比其他人持续的时间更久。虽然在很多方面，这种限制对她的大部分生活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她还可以读书、做园艺以及在林中散步等，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不能外出就餐，不能远行，也不能外出度假。她原本为了减缓全球气候危机而过“极俭”生活，在这种条件下节俭变得更加自觉了。

二、节俭生活的两种类型

从西尔维娅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贯穿这些不同的“节俭”见解和行为的主线只有一个，就是节制消费。我使用这个标题，就是要对以下两种不乱消费现象加以区分：一种是迫使型节俭；另一种是意愿型节俭。

西尔维娅经历了那些被迫节俭的往事，不论是童年时期的战争经历还是耄耋之年的新冠疫情居家隔离经历，每次都是政府下达相关指令限制人们的消费。尽管在当老师时，她的很多学生来自贫困家庭，但西尔维娅自己却从未有过捉襟见肘的困窘经历。人们在贫困状况下消费减少，主要因为他们囊中羞涩，他们的节俭是生活所迫使，而不是自我之意愿。第二类节俭，即意愿型节俭，如果我们根据人们选择节俭的理由做进一步细分，又可以分为内在和外在两种。

由于内在理由而愿意节俭，与愿意过简单、低消费生活的个人内在追求有关，因为人们将这种生活方式与其内容看作他们的美好生活的构成，从而认同其具有内在善。西尔维娅成年时期的节俭生活就是在这样的个人追求中度过的，她在阅读或打理园艺等一些简单的、大部分不花钱的快乐生活中找到了自我的完满。但这种节俭的生活不是哲学家伊壁鸠鲁赞赏或推崇的那种践行节俭道德理念的生活形态。

人们也会出于外在的道德理由选择低消费的生活方式。年过八旬的西尔维娅过节俭生活，目的就是想帮助解决气候危机，帮助人类的子孙后代能够在地球上过上美好生活。当然，这不仅是她出自道德慎思的节俭信念，也是她实现道德理想的节俭行动。

正如我在上文中提到过的，作为一名公民课的教师，西尔维娅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与她的学生一起讨论高消费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消极后果。比如，会被广告商洗脑，并可能会因此遭受经济损失，付出身心健康的代价。她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让她的学生考虑选择低消费的生活方式，把这些危险性降到最低。这些也是外在的理由，与帮助后代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关乎特定个体的福祉，而不是关注地球以及人类整体的福祉。

三、节俭教育的内在理由

人们主动接受节俭的生活方式，无外乎内在和外在两种理由。我们可以对战争时期、新冠疫情期间或贫困状态下等人们被迫节俭的情况做简单的解释。如果节俭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进行节俭生活的教育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拮据艰难的条件本身是直接的教育，即人们在节俭环境中长大并养成节俭的习惯——唯有如此，人们才有能力应付或处理这样的生活困难。就像西尔维娅在“二战”中所不得不做的，将能获得的东西（如过期的罐头肉、干鸡蛋粉、发霉的军用饼干）用到极致。事实上，自觉节俭与被动节俭是不同的。一方面，自觉成为某类人与被迫成为某类人，积极应对某物与被迫接受某物，两者在教育方式和效果上具有天壤之别；另一方面，人们积极应对环境的行动，其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广泛意义上的“教育”力量。西尔维娅对阅读的终生爱好，很可能就是因为她小时候家里恰好有一套狄更斯的小说激发了阅读兴趣，她的阅读行动就是她“教育”自己的力量。更有意义的是，很多人在新冠疫情期间正好有闲暇听听鸟鸣，打理园艺，居家办公，上网看电影、听音乐、查文献、做研究，这已经成为了人们居家隔离时期的生活常态。可以说，这种疫情时期的非常态反而让一些人过上了一种乐意去过的并不困窘的简单生活或低消费生活。这样的生活到底能持续多久，还有待于我们对疫情的控制，但这种生活自身的闲暇与充实具有教育的意蕴。

我们先分析一种源自内在理由而不是外在理由的节俭生活的教育意义。在家庭教育中，有些父母可能会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简单生活的观念，使他们将节俭作为自己的人生哲学。有些父母和老师可能只希望孩子不受清规戒律或条条框框的束缚，能够获得简单的生活乐趣就好。简单的乐趣来自具有内在价值的活动，这些活动不仅让一个人活得精彩丰富，而且能够为个人的美好生活造福。这些能够带来简单乐趣的活动不应包括嚼QQ软糖、拔蜘蛛腿找乐子等，而应该包括那些人们可以全身心参与的“不太花钱的”活动，比如骑车兜风、即兴欢唱；或者干脆就像西尔维娅那样，闲时看看小说，在乡间遐思漫步，和朋友们聊聊天，找到真正的精神愉悦。事实上，这是积极生活带来的完满（fulfilling）。教育最充足的理由之一，就是引导或教会人们去过丰富完满的积极生活，而这种幸福、精彩的生活，又离不开人们全心全意地投入那些具有内在价值的日常活动。我在《儿童的福祉——让儿童幸福生活的学校教育》一书中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和辩护。^[4]

在节俭教育中，教师和父母面临的难题是他们如何正当地鼓励孩子去追求那些简单、朴素无华的乐趣。如果越俎代庖，直接为孩子做决定，逼迫他们过简朴的节俭生活，就会涉及家长制的专权问题。教育者常常替孩子决定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对他们有益的，并教导他们去过这种生活。事实上，这样做违背了教育应当培养人的自主性的目的。过什么样的生活是生活者自己的决定，而不是被强制的。具有自主性、成为生活的决定者是每一个人过丰富、美好、完满生活的必要条件，在现代的、进步的文明社会更是如此。如果教育者操纵或控制年轻人的生活选择，就会僭越他们的自主性。教育及教育者应当尊重儿童以及年轻一代选择生活方式的自主性。他们有自由依据自己的判断选择自己愿意过的生活，不论是过消费型的生活如度假、购物等，还是追求“简单生活”，如在公寓里读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瓦尔登湖》，这是他们自己的生活，由他们自己来决断。就像我们在西尔维娅身上看到的那样，她早就知道有奢华或消费的生活方式可供选择，至少在她退休之前，她完全有能力去追求这样的生活，但她根据自己对生命的理解而做出了节俭生活的选择。她从小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就形成了关于自己应该如何生活的独立思考，而从来没有受到他人所灌输的某些生活信条的影响。

在涉及青少年的节俭教育方面，家长制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一个人怎样才能称得上是一个自主的选择者和生活者？^[5] 仅仅“简单生活”就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而复杂的选择。如果父母和老师使用灌输的方式，向孩子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选择更节俭的生活方式，不让他们了解其他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那么父母和老师当然是错误的。在媒体资源丰富的现代社会，不让儿童接触到其他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很小。正如兹沃特霍德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商业繁荣的时代，儿童很容易被广告诱导去崇尚那种奢华的、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如果父母能积极地向孩子传授节俭的理念，他们就有可能接触到更广泛的生活方式。 ^[6]即使在童年时期，儿童以非自主的方式接受了父母培养的节俭生活的习惯，他们也会在成长过程中对这些观念或习惯进行理性的批判。当然，这种批判的前提是父母在培养孩子节俭习惯时，必须注意培养他们理性思考和批判的能力。^[6]我的观点很明确，儿童有资格、有能力理性地讨论生活方式的话题，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孩子倘若能够与教育者一起理性地讨论节俭生活和奢侈生活各自的利弊，他们就很有可能获益良多。我这样说，是希望教育能够培养儿童严肃、审慎的生活态度，培养他们慎重选择的能力，培养他们抉择生活的勇气。

四、基于社会正义、全球气候变化和儿童福祉的节俭教育

（一）社会正义

近年来，许多人坚信高消费经济势必导致全球资源枯竭，并为当前现状感到忧虑。因为这意味着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留给后代的可利用的资源将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应该让节约型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家庭与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机构一样，因为承担着教育的任务，所以要培育儿童的节俭美德，以使儿童获得可能影响其一生的节俭品质，即家庭需要对节俭教育有所作为。^[2]沃特霍德在一篇关于家庭教育的文章中指出，父母作为现代公民，应当关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既然他们承担教育子女的使命，那就有义务防止子女沾染奢侈的消费习气，因为节俭生活的教育是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6] 

我同意兹沃特霍德的观点，即：（1）惠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正义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过节俭生活；（2）根据正义原则，父母和老师有理由敦促孩子过一种低消费的生活。因为与后来者相比，目前活着的人没有理由享有特权。实施节俭教育，是因为教育的目的不应仅限于为当下儿童造福，还应该致力于促进其他人以及未来子孙万代的福祉。

（二）全球气候变化

实行节俭教育的第二个外在理由是节俭生活有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年过八旬的西尔维娅的节俭理念受到了这个理由的影响。她虽然不是一个哲学家，无法将这种理由解释得那么明晰，但她肯定认识到，全球气候的变化势必会导致可耕地面积大大减少。如此，那些靠耕地为生的人就无法满足自己和他人的需求，而且生活也会陷入窘境。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享有特权，将我们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或后来者的痛苦之上。

兹沃特霍德指出，人类对食物、燃料和其他产品的过度消费会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进而造成全球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是海平面上升、气象灾害、新的疾病、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的一个原因。她认为，高消费带来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就是导致气候变化的原因之一，而气候变化又威胁到正义的实现，所以，高消费不符合自由民主的正义原则。^[2]

可以看出，兹沃特霍德呼吁大家应对气候变化，反对高消费水平，是因为她赞同基于正义原则开展节俭教育，她希望我们能“公正地对待我们的后代们”。在她看来，任何一代人都不能不公平地具有占有更多资源的“特殊身份”。我虽对她的观点没有异议，但觉得它还不够深入。虽然这种论点值得肯定，但它低估了（二氧化碳含量过高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带给人类的危害。这也许是一场即将到来的灾难——到2100年，地球上的生命和支持生命的自然环境很可能会遭到重大破坏，地球上生命的持续生存面临危机。兹沃特霍德主张通过避免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来履行我们对后代的责任的观点，是过去70年间许多人坚持的立场。然而，大多数人是最近20多年才意识到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方式提出的挑战，而且这种意识越来越强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不只是呼吁把节俭作为对后代负责的方式那么简单。这种通过节俭而对生活秩序和生活方式的重建，涉及的不仅仅是公正的问题，不仅是子孙后代生存可能性的问题，同时也是地球的可持续性的问题。如大卫•维金斯（David Wiggins）所言，我们在交通运输、工业生产、建造房屋等方面越是依赖化石燃料，越是依赖产生甲烷气体的养牛业提供肉食，就会对吸收碳元素的雨林造成更大的威胁，同时，灾难就会越加接近人类。因此，我们按照休谟提出的“合理节俭”理念去生活，就显得尤为必要。^[7]

依据“公正对待后代”的原则而节俭生活意味着我们的节俭行动关切到其他人的命运。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危机提出的节俭生活有更全面的理由，那就是气候变化不仅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也威胁到包括动植物在内的其他生物，还威胁到所有这些生物赖以生存的地球的美、构造和自然平衡。我们的生活行动顾及所有这些与我们共在的事物才是合理的。而正如维金斯（Wiggins,D）指出的，我们只关注人类自己的福利而不再关心地球以及其他存在的这种想法经不起辩理。^[7] 

（三）儿童福祉

儿童福祉是我要讨论的第三个外在理由。总体上，我支持对儿童开展节俭生活的教育，因为这关系到他们未来的生活过得是否丰富、是否幸福。

兹沃特霍德基于社会正义和儿童福祉而主张节俭教育。她指出，昂贵的消费习惯已被证明会导致焦虑、抑郁、自卑和强迫性的购物瘾；儿童参与消费活动往往以牺牲诸如游戏、家庭对话等“童年的善事物”（the intrinsic goods of childhood）为代价；如果教育儿童勤俭节约，可以增加他们成年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谈判力，并帮助他们在收入允许的情况下减少消费，从而在经济上自力更生。^[2]

总的来说，我对她的这些观点深以为然。西尔维娅在她作为公民课教师的时代也抱有类似的观念。兹沃特霍德所引用的所有数据都可以作为教学素材，用于西尔维娅的公民课的课堂教学讨论。然而，兹沃特霍德的方法是有问题的。她所列举的因素中除了“童年的善事物”之外，都没有与儿童所参与的活动的内在价值联系起来。对兹沃特霍德来说，培养儿童养成节俭习惯，主要是这种节俭教育对他们有好处，即可以帮助他们以后免受不幸、羞耻和内疚、抑郁和焦虑等情绪的影响，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就业岗位。当然，她提到的“童年的善事物”涉及节俭教育的内在价值。

兹沃特霍德提出的 “童年的善事物”（the intrinsic goods of childhood）是非常有意义的教育概念。她列举了“童年的善事物”，包括和朋友们一起玩、骑自行车、读故事、从事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发现新事物、在乡间散步等。这些活动作为善事物，对于儿童的节俭生活和福祉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些具有内在价值的童年活动都是不太花钱的，比如骑的自行车也不一定太贵，二手的就足矣。如果孩子能全心全意地参与这些活动，他们不仅有精神上的收获和喜悦，而且开始习得节俭生活的方式，获得“节俭”的稳定品质。孩子发展出这种品质，并不是因为他们刻意去“节俭”，而是因为他们在与那些“童年的善事物”融为一体时，在积极活动中节俭的美德品质就自然地表现并培养起来了。因此，不论老师，还是家长，都要在鼓励孩子形成参与这类活动的兴趣方面承担更积极的作用。

我认为，恰恰是因为“童年的善事物”对于儿童的成长具有内在价值，所以其更重要，更不可缺失。学校教育就应该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在家长打好的基础上进一步按照“童年的善事物”的理念开展节俭教育的活动。比如可以在时间表上设置很多花钱不多的积极活动，让儿童沉浸其中，并在老师指导下取得进步、获得乐趣。这些活动不仅包括能够满足他们特殊的兴趣爱好的活动，还包括学校课程中激发儿童探究学习学科内容的活动，比如算术和历史类。这些活动不仅可以培育知识素养与精神品质，而且可以形成他们处处节俭的生活理念与生活方式。由于“节俭的美德品质”的培育需要通过日常的生活行动来实现，那么只要家校双方齐心协力，共同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迟早会有教育的收获。

重要的是，家长和学校都有责任让儿童进入或创造一系列这样的“童年的善事物”，让儿童从中做出自主选择。当然，其中有许多善事物往往是童年时第一次接触到的高阶类善事物——如阅读书籍、欣赏音乐、制作物品、亲近自然（如在花园或田野）、享受不花钱的体育运动；有些善事物则是以后的生活中所独有的，比如爱恋关系、通过有偿工作而自我实现、成家立业、抚育家庭等。尽管除了有偿工作之外，很多善事物都会增加我们的开支，但是可以按照节俭生活的信念或原则而能省就省。这样，家长和老师们不仅有充分的理由，也有丰富的机会，鼓励儿童、青少年过“简单生活”，形成节俭的美德。

虽然人们对家庭和学校把儿童引向低消费生活是否可行心存疑虑，对家长和教育者引导儿童过简单生活的权威表示担心，但前文的论述已经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气候变化给子孙后代的生存带来的危机：“公正对待后代”的正义主张在合理性上高于“不应该将儿童引向节俭”的论点；而通过节制消费应对严重威胁地球上所有生命和地球本身气候变化的主张，又合理正当地补充了“公平对待后代”的主张。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教育有责任培养人的节俭美德，即教育者、家长在内的所有公民在道义上都有义务教育儿童从小养成节制消费、简单生活的节俭美德。

五、节俭教育的实践

（一）家庭教育

按照以上提及的内在和外在理由，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包含帮助子女养成节俭生活的信念与习惯，引导他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在那些值得的、不费钱的活动和社会交往中享用积极生活的内在价值；消除同龄人、广告商和推销员引诱子女购买昂贵商品的影响；在适当的时机，与孩子一起讨论节俭生活和奢侈生活的利弊，讨论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以及个人应当采取的行动。父母可以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比如将柴油车换成混合动力车，调低中央供暖温度，或戒掉牛肉等高热量食物等，为孩子树立节俭生活的榜样。

（二）学校教育

学校应当与家长密切合作，将家庭中的节俭教育延续到学校生活之中，把孩子引向那些花钱不多但有内在价值的活动，包括学术、艺术、体育以及其他创造性的活动。学校可以鼓励学生尝试参加学校不同领域的课程，发现他们个人独特的内在追求。那些特别喜欢某项或多项活动的孩子可以在必修课程之外，以选修课方式拓展自己的兴趣。^[8]学校还可以学习荷兰的教育经验，开设一门关于日常开销和储蓄的基础类课程，教孩子如何做预算、如何储蓄以及如何长期规划自己的财务。^[2]

在必修课程中，学校还应帮助学生了解涉及不同形式的节俭生活议题的事实性背景(factual background)，如科学数据和地理学数据，让学生了解各类科学，了解地球资源，了解气候变化及其原因、人为后果与其他后果，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的知识。学校还可以通过政治和社会历史、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数据，帮助年轻人更深入地认识当下的大众消费社会。这些事实性背景还会引出如西尔维娅讲授公民课程时遇到的类似问题，即为什么同伴群体和广告商总是会给我们洗脑，让我们不断购买和消费？这种事实给商家带来什么利益？对购买者的生活成本会产生什么影响？以及所有这些与劳动力市场的性质有什么关系？和社会阶层的收入、财富差异之间存在什么联系？与更大的世界和地球具有什么关系？在学校里，以上所有领域的问题都可以打破目前（特别是中学）普遍存在的以学科为基础的标准化教学模式，而进行跨学科的教学与探究。学校也可以运用网络资源帮助学生。尤其是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支持用免费的在线学习来补充课堂教学，其中一些视频和其他材料是专门讨论气候变化与人类生存危机的，是开展节俭教育的重要资源。

事实性背景对学校开展节俭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事实性背景与课堂上围绕节俭生活讨论的各种问题密不可分。如，什么是节俭？它在不同的情境中是否不同？关于节俭生活反对或赞成的主张怎样才是合乎理性的？节俭生活如何成为审慎、道德的信念？为什么要通过节俭生活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人类生存危机？节俭生活仅仅是为了简单生活还是为了对子孙后代负起责任？社会、个体、教育单位、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应该而且能够采取哪些实际措施来促进节俭的生活方式，从而避免发生各种气候灾难？这些都是各科教学中可以渗透的问题。

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促进节俭教育。比如，采用太阳能电池板发电、在图书馆创设私人阅读空间、增加学校绿化、增加食堂的素食选项、鼓励学生穿校服、劝导开车上学的教职工使用电动车、不提倡费用昂贵的海外游学等做法。这些校园举措都有助于时刻提醒行走在校园里的师生认识节俭生活的方式及其重要性。

六、涉及节俭教育的其他话题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危及所有生命以及地球自身的生存。这个事实足以让父母和学校有理由教导年轻一代去过节俭生活。虽然事实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过节俭生活是这些年轻人为应对气候危机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事实上，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简单生活就是在为社会“尽绵薄之力”，而不需要做其他贡献，那么这种节俭教育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在生活消费方面更节俭一点固然有帮助，但如果巴西雨林都要消失了，仅仅节俭的生活方式就不够了。格雷塔·图恩伯格现象^②告诉我们，全世界数以百万的年轻人都认为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直接行动，以便向政府和国际机构施加压力，使其采取大规模的保护行动，以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如果直接行动是未来的重要手段，那么学校（还有家长）的责任就不限于倡导和培养个人节俭的美德，还应当包含让更为广泛的公民参与全球治理的教育。

② The Greta Thunberg phenomenon，指2019年瑞典环保少女格雷塔·图恩伯格（Greta Thunberg）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责问各国政客在环保气候问题上的不作为，从而引发国际舆论——译者注。

丹尼尔·萨斯坎德（Daniel Susskind）在他最近出版的《没有工作的世界》一书中最先提出，我们可能很快就会生活在一个很难找到有偿工作的世界里，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大幅缩短每周工作时间，让更多的人通过参与工作而获得基本收入，以确保所有人不至于陷入贫困或其他困境。^[9] 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建议，我们应该将一个低消费社会与更短工作周结合起来，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来享用简单生活带来的乐趣，让他们不时地进入具有内在价值的活动之中，体验惬意的积极生活具有的隽永意义。^[10-11] 此外，如果按照简单生活的理念重塑生活，再造社会，不仅能够让家长、学校、社会开展更多的节俭教育实践，而且能够创造丰富精彩的美好生活，并保护地球的繁荣生机。

本文讨论的只是相对富裕国家的节俭教育问题，尚未涉及贫穷国家的情况。我们知道，即使是“二战”时的英国，其最基本的生存状况也比今天贫穷国家中数百万儿童所过的绝望生活要好得多。无论是在里约的贫民窟，还是在许多非洲和亚洲国家，很多儿童都过着穷苦不堪的生活。在这种基本生活需要无法满足的社会中提倡对儿童进行节俭教育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如何能够更节俭，而在于他们如何才能够活下去。而且这些贫穷地区的儿童还要学会抵制那些关于西方富裕生活报道的诱惑，还要学习认识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并要采取行动应对困扰他们国家的干旱、风暴、洪水、森林滥伐和气温上升及其带来的灾难。这些都是节俭教育需要深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致谢：本文由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张生祥教授、教育学院金生鈜教授翻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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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磊明

审核：董标、王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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