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河殇”?
80年代末，中央台曾经播放过一部名为《河殇》的纪录片，风靡一时，其所表达的思想意涵影响深远。
欧美文明是“海洋文明”、“蓝色文明”，因而先进、开放、文明、繁荣、美好；
中华文明是“江河文明”、“黄色文明”，因而落后、闭塞、粗鄙、贫穷、丑陋。
因为黄河孕育华夏，所以中国历史肮脏，中国文化落后，中国人丑陋。
这个”因为，所以“——原罪似的、决定论般的因果关系，牵强吗？
现在看是的，然而当年拥趸极多，今日亦不乏信众。那一整代文人、知识分子仿佛在脑海中敲下了思想钢印，牢牢记住欧美的文明美好，同时牢牢认定中华的落后粗陋。——毕竟自己落后，任何因素都是造成落后的原因，连方块汉字都是原罪。
新时代的年轻人不愿意接受这种生来就要跪下的原罪论调。
《柏杨白话资治通鉴》共九辑七十二卷，每辑八卷。小王在16年初读完了第一辑，合约2500页。
小王想就读过的部分作一点引述和评价，略微讨论一下以柏杨为代表的的“河殇文人”。
《柏杨白话资治通鉴》的一个特色是：所有历史人物，柏杨一定称呼他/她的原名，历史地点也一定要括号备注今日名称位置，并且不厌其烦地在每一处都做出（同样的）注释。
我不反对这么做。作者本意是用白话翻译古文，同时加以备注，这是古书注疏惯例。在古地名后备注今日地名，能够很大地增强读者的代入感。特别是，书中配有大量地图，对于想了解历史事件所涉及地理方位的读者实在很有帮助。小王认为，配地图是本书最大的优点。但是，一些未经考证的内容或概念被堂而皇之地放进书中，很不妥。比如，“黄帝王朝”。（六任帝伊祁放勋是谁？？）首先，一些历史人物，特别是帝王，有多个名号。小王认为“科普性质”的历史书应当用其最为大众所知的。罗本，字贯中。罗贯中人尽皆知，提他的本名罗本，大家会误会的。再比如，高祖刘邦自然人人晓得，刘奭呢？普通读者并不能直白地将刘奭与汉元帝对应起来，而普通读者读历史通俗读物时，只要知道这是汉元帝就足够了。柏杨不厌其烦地将每一处汉元帝都改为“刘奭”，增大了阅读难度，没有必要。第二，一些上古人物的名字是后人安上的，一再地称之为其“本名”，史学价值很有限。比如，“伊祁放勋”、“姚重华”等等都是什么鬼？伊祁放勋（尧）
姚重华（舜）
姒文命（禹）
子天乙（汤）
姒履癸（桀）
子受辛（纣）
柏杨先生坚持认为用历史人物的本名称呼历史人物，是一种历史的实证态度。特别地，用其本名称呼帝王，体现了人人平等的思想。然而，小王实在难以理解，用后世经学家给上古人物编的名字，如何体现了实证态度。《柏杨白话资治通鉴》，“本名”《郭衣洞白话资治通鉴》。第三，翻译应使阅读易，而不令其益难；否则翻译需要再翻译。例如下面这一句：农田有时丰收，有时歉收，是正常现象，本不稀奇。姒文命（禹）、子天乙（汤），都遭遇过。
这句话在白话文中将禹、汤翻译为姒文命、子天乙，又在姒文命、子天乙后备注禹、汤——这不是翻译的翻译吗？画蛇添足有何必要？还不如韦小宝的“鸟生鱼汤”！
“中国帝王是世界上礼仪最多、日常生活花样最复杂的一种动物”岂止中国的帝王讲究礼仪，欧洲的王公不讲究吗？看不起欧洲王公吗？是不是歧视？中世纪权利凌驾诸侯王公之上的教皇不讲究礼仪吗？动辄需要百年乃至数百年建成的大教堂极尽装潢雕绘之能，搜刮了多少民膏而建成？教皇治下之百姓的禁忌不多否？岂止非洲的君主性暴残忍，欧洲的王公不残忍吗？这是看不起欧洲王公，还是看不起非洲君主？是不是歧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Louis Philippe Marie Victor）了解一下？残暴起来非洲人都怕。【图】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自由邦”进行了残暴的独裁统治，橡胶、象牙等资源全属于他个人所有，组织了一支当地人军队维持统治。比利时殖民者动辄拿黑人当枪靶子射杀，黑人奴隶则被限制自由，没日没夜做工，被打被杀是家常便饭。在他统治时期，“刚果自由邦”被骇人听闻地杀死了1000万之多，人口减少了一半。利奥波德二世留给世界最出名的，是他的砍手政策。不听话的反抗者，砍手；完成不了任务的奴隶，砍手。比利时殖民者对奴工丝毫不当人看，先把他们的妻儿捆绑起来，严加看管，一旦奴工“不听话”或者完不成任务，就对他们的妻儿砍手惩罚。一旦割橡胶的父亲没完成任务，他的孩子将被砍手。（图片与文字来源：知乎用户@戴红帽的红领巾）帝王相对于平民，本就是“另一种生物”，何须区分中国之帝王，非洲之君主，欧陆之王公？一些世界性的问题，被强调为中国特有的问题，便有“丑陋的中国人”。是否有繁复奢张的皇室礼仪取决于生产力——能否享受得起，任何一国的君王都会享受，纵然偶有例外，其阶级整体盖莫能免。中国传统文化真的没有人权吗？那么，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什么？实际上，《资治通鉴》是一部帝王书，这一段历史收录入书，本意是劝诫皇帝也应当遵守法律条款，不能应为个人喜怒擅自改动。这恰是中国古代注重法律条文律款的证明，而非相反。《资治通鉴》成书于北宋神宗元丰年间。神宗皇帝与章惇的一番廷议被传为千古佳话，很好地印证了（北宋）皇帝也不能凭喜恶定赏罚。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确奏知，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已行否？
确曰：‘正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确曰：‘祖宗以未尝杀士人臣事，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励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革命导师教导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西汉律法禁止无故饮酒，为什么？郭衣洞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政治中最阴暗的一面”，即专制。小王认为，这是因为生产力不足导致粮食产量不足，不足够酿酒，所以违者重罚。相反，当生产力足够时禁酒，就要问问合理性在哪了。比如美国在1920年颁布禁酒令。这是否是“专制制度日趋精密，限制更严”？不经过论证，顺口一说，可以吗？
这是卷八《万里诛杀》中的一节。郭衣洞先生仅仅因为汉字音译无法准确“断音”一个康居国人名，就断言，汉字应该全盘拉丁化、拼音化。令人瞠目观止。
即便拼音化的汉字能够如郭衣洞先生所希望地正确“断音”，就因为这个，我们就需要将汉字拼音化？
根本地，中文需要“拯救”吗？如果真需要，拼音化是良药吗？恰恰由于中国人喜好记述历史，并早早形成成熟文字系统，才使一个2000多年前的康居人的名字被记载下来，传至今日。实际上，许多周边民族与国家都因为汉文记述而拥有信史，特别是东南亚、东北亚、中亚与南亚。有观点认为，全部古代世界史只由三种文字著成：汉文、拉丁文、阿拉伯文。在伊斯兰进入中亚以前，整个内亚的历史几乎都由汉人写下的汉字记录。比如吉尔吉斯人（我国柯尔克孜族）是叶尼塞河土著民族，汉字史书中记载了鬲昆、坚昆、黠戛斯、吉利吉思，将吉尔吉斯民族信史向前延伸了两千年！如果没有汉文史料，吉尔吉斯人只能唱着史诗《玛纳斯》，被周边民族斥为近代突然冒出来的、不知道来源的东西。现代吉尔吉斯斯坦在玛纳斯宫内专门为司马迁塑了雕像。唐朝认为，黠戛斯人是李陵的后代。很有意思是不是，中华史观中，吉尔吉斯与匈奴一样，皆是华夏苗裔。【图】2002年，吉尔吉斯斯坦宣布在2003年吉尔吉斯立国2200年——因为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提到的鬲昆就是古吉尔吉斯人（截图来源：<The Kyrgyz：Children of Manas>）。《新唐书》卷217〈回鹘列传下〉：“黠戛斯，古坚昆国也。地当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结骨。其种杂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汉降将李陵为右贤王，卫律为丁零王。……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其文字言语，与回鹘正同。……高宗世，再来朝。景龙中，献方物，中宗引使者劳之曰：‘尔国与我同宗，非它蕃比。’属以酒，使者顿首。”【图】印度文化部在那烂陀（Nalanda, Bihar）修建的玄奘纪念馆大殿。（图片来源：Tripadvisor）甚至日本的信史，都因为汉书记载的邪马台国、卑弥呼女王，而向前推了600年。日本出土的汉授倭奴王金印与《汉书》记载别无二致，为日本国国宝。【图】1784年，日本九州岛一农民掘出一古物，上刻“汉倭奴国王”三行五字，正是当年东汉光武帝刘秀所赐之印。（截图来源：维基百科日文版）土耳其陆军军徽记载成军时间为公元前209年——《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二世元年匈奴冒顿单于改军制。可笑吧？”伟大的土耳其人迫使伟大的中国人修筑了伟大的墙（长城）。“【图】土耳其陆军军徽（Turkey Land Force）（图片来源：维基百科英文版）郭衣洞先生没有看出蕴藏在汉字书写的中华史籍中的伟大文化优势，反而只看到缺点。看到这，我断定：郭先生实是失掉了自信力的、断掉了脊梁的文人——“河殇文人”。小王认为，若必读《柏杨白话资治通鉴》，则凡“柏杨曰”皆可从略。
1。过度发散，以今度古。用今天的观念评价过去的事件。小王的文史哲底子很浅，读的书少，一些历史“段子”来源于《百家讲坛》——记得《易中天讲三国》的最后一集，易中天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例，说到，分析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要将其置于所处历史环境中。
今朝剑斩前朝官是不行的。这不仅是无知，而且是傲慢的无知。因为，但凡复杂一点的历史问题都不可能用三两句话说清楚，不可能用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论逻辑解释——必须要在一定时代背景、风土环境下，动态地考察事件的开端、发展、结束。2。上纲上线，以古讽今，言必称“文化”、“制度”。将事例上升到制度问题，归因于中国文化：某某事皆因刻在骨子里，溶入血液中，编码在基因内的中国文化——文化不行，所以事情一定要糟糕。
例如，凡事都与“专制”挂钩，似乎中国古代无法制亦无法治。这种以偏概全、牵强附会的联系，其目的常常是以古讽今。不然为何其讨论总离不开“制度”？一味以古代事件讽刺当代，不啻为刻舟求剑——既不与时俱进，也不实事求是。以文学为专业的作家常常不甘心当作家写小说，而要也当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艺术家，甚至科学家。其所发议论甚宏，而所含知识甚狭；所推想之论点多，而所考证之论据少。这是很不负责，且很不谦虚的。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前言中写到，阅读本国历史需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陈寅恪【kè】先生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读《资治通鉴》已经是给自己找痛苦了，何必要读白话，干脆痛苦到底，读《胡三省》嘛。“小王随笔” @xiaowang_essay 是小王叨叨唠唠的个人号，谈历史评时事，讲科学论技术。诗书史书有之，论据数据有之，干货私货有之，凭君自取。
也疾言也善噵，也辛嘲也正告，也薅毛也挖角，我任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