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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 | 正略名家

2017-10-19 马勇 赵民微分享

 赵民按:

研读中国近代史,无法绕开魏源和他的名著《海国图志》。这部著作显示了中国文明的伟大:不因失败而失去信心,反而因失败而向强者学习。


今天分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学者、正略书院荣誉院长马勇先生的一篇文章,来共同探讨中国近代史中魏源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相关思想。

作者 | 马勇

文章转载自“马勇”微信公众号,微信号:mayonghistory

   

鸦片战争将要结束,1841年7月,力主抵抗的林则徐却被清廷视为“肇事者”而发配伊犁戍边,途径镇江,与老友魏源相晤。在过去几年,魏源曾为江苏布政使、巡抚担任幕僚,在中英冲突中,魏源与林则徐的态度大体一致,主张抵抗,同时也主张向西方学习。

   

回顾往事,林则徐、魏源无不感慨万千,遥望前途,林则徐大约已心灰意懒,不敢奢望还有机会重回内地。分手时,林则徐交给魏源一部书稿,希望魏源今后有机会予以补订,以开拓国人眼界,明白世界大势。

   

林则徐的这部书名《四洲志》,是他在钦差大臣任内物色专门人才编译的“参考资料”。据研究,其主要知识来源,为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概略介绍了域外知识。

   

在林魏之前,中国人并不是不知道世界,事实上,早在先秦时代,中国人就知道大九州、小九州,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而且此后千百年,中国人也通过各种方式与域外文明打交道。只是到了清代,特别是到了康乾盛世,物质上的繁华让中国人飘飘然,周边的藩属也给予足够的尊重、羡慕,奉中国为“上国”,于是中国人也自以为世界中心,自诩为“天朝”。

   

遵照林则徐的嘱托,魏源加紧工作。一年后,在《四洲志》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五十卷,1843年初刻于扬州。又过了若干年,又有六十卷本、一百卷本相继问世,不断翻刻。

   

从《四洲志》到《海国图志》,不仅扩大了规模,而且性质也有微调。后者已从前者战而胜之的情报性质转为普遍性知识,全书围绕域外文明这个中心,全方位系统介绍了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行政、经济、社会、文化教育、风土人情诸多方面,是世界文明最早的中文百科全书。

   

《海国图志》是“有思想的学术”,在介绍域外文明时并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处处隐含“师夷长技”的用心,实用主义色彩最为浓厚,诸如西方国家怎样造船,怎样造炮,《海国图志》无不给予力所能及的细节介绍。

   

睁眼看世界,是林魏的伟大贡献,也是《四洲志》、《海国图志》的价值所在。从这部书开始,中国人踏上了向域外文明学习的路。林魏被誉为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启蒙先驱,毫不夸张。

   

中国毕竟不是主动向西方学习,而是在与西方经历了数十年交往,特别是战争失败后的反省,因而,不论是林则徐,还是魏源,还是那时的中国知识人,上焉者如林魏想到了学习西方,下焉者还在那里鼓吹攘夷,鼓吹排外,鼓吹中国文明中心论。为了打碎这部分愚昧者的迷蒙,魏源在《海国图志》序论开宗明义:

   

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一个最大的思想,是一个傲慢的中央帝国在被征服之后的选择。中国被打败了,不是想翻盘吗,那么,“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中国可以继续傲慢,但无论如何,要想对西方人战而胜之,不能不从研究、学习开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本来就是中国圣贤的教诲。魏源接着这样的思路往下走,顺理成章,无可挑剔。

   

在这部书中,魏源建议中国人应该正视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应该尽快发展自己的工业、商业、航运业、金融业。中国不仅应该大度接纳西方人来华贸易,而且应该“互市”,要求西方也要向中国资本开放市场。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种子,渐渐嫁接至中国农业文明老树上。更有甚者,魏源在这本书中,还刻意介绍了英美等国民主制度,以为英美联邦制、选举制、分权制衡的司法制度,以变古今官家之局,人心翕然,选官举能,可谓不公乎,可谓不周乎(《海国图志后序》),实在值得中国人注意借鉴。

   

《海国图志》意识到了历史大转折,意识到了中国无法固守单一的农业文明,中国应该增强“海国”意识,应该与世界互动,双向开放。


   

一百多年后重读《海国图志》,我们依然能感觉到一个敏锐的知识人对世界大势的清晰判断,中国如果沿着这样的路径走下去,在鸦片战争后发奋改革,中国应该很快可以歩趋西方,与世界一致。然而,“天朝上国”的惰性太强大了,失败很快成为过去,刚刚醒来的雄狮打个哈欠又睡着了。中国辜负了林则徐-魏源的一片苦心。“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左宗棠:《海国图志序》)。

   

中国是一个崇尚工具理性的国度,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实践的检验,许多道理在很多人看来就不一定具有真理意义,因而近代中国的每次大进步,几乎都伴随着失败,总是“失败实践”后的觉醒。失败的越惨烈,进步就越大。

   

《海国图志》在自己的国家没有赢得应有尊重,没有转化为变革的力量,根据魏源好友姚莹分析,这主要是因为《海国图志》“犯诸公之忌”(姚莹:《与余小波言西事书》,《东溟文后集》卷八),谈论了不该谈论的事,从而使中国错失至少二十年机遇。(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与中国的情形很不同,1851年一个偶然机会让《海国图志》传到了日本。此时的日本还处在锁国状态,但魏源这部书却让日本人如获至宝,在此后五年间,《海国图志》的日文版本竟然有出了二十几个,深刻启发了日本人的近代意识。江户晚期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在阅读了《海国图志》后,格外佩服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为应该像魏源那样以全新世界格局重新规划日本方略。在许多人仍将西方文明视为“奇技淫巧”之“邪教”的时候,佐久间象山由魏源启示开始了对世界及日本前途的重新思考。


1840年开始,两年后结束的那场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一百七十年了。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是中国走向近代的开始,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充满悲情,也有许多值得记取的教训。



对中国来说,这场战争的理由是因为鸦片泛滥,是这种“罪恶贸易”腐蚀了中国机体;对英国来说,他们的战争理由是维护贸易自由原则。用几十年后郑观应的理解,就是“商战”,就是维护商业资本不受无端侵害。


中国人在1840年代可能还不明白自由贸易、商战的意义,林则徐等一批主张抵抗的英雄,看到了鸦片对中国的危害,国力下降,财税减少,兵员恶化,他们要解决鸦片泛滥问题,但不是从贸易自由原则去思考,而是基于一种政治的判断,是要从政治上解决问题。


假如不因鸦片而战争


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当然不会顾忌贸易自由原则,不会顾忌经济得失,所以林则徐1839年底到了广州,不问曲直不分青红,毫不客气要求外国商人将手头的鸦片全部交出,然后付之一炬。



杜绝鸦片贸易当然是对的,但怎样拒绝今天看来还有讨论的空间。鸦片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中英之间贸易失衡,英国人马戛尔尼1793年访华,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个问题,然而乾隆大帝一口拒绝,不容讨论,遂使中英贸易失衡在随后半个世纪越来越严重。


中英贸易失衡主要是因为中国市场不发育,中国人缺乏购买力,更缺少消费冲动,换成现在的话说,就是中国人内需不足。反过来,由于中国的初级产品丝绸、茶叶和瓷器在欧洲受到追捧,成为中产阶级的时尚。而英国商人做着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中国生意,中英之间的贸易失衡,实际上就是中国与全球贸易的失衡。


贸易失衡当然应该运用贸易的原则去解决,用我们今天知道的常识说,只有扩大内需一条路。而扩大内需,就要培育市场,提升消费者的购买力,激活消费者的消费冲动。这是一系列商业原则,似乎与政治,与主权无涉。


然而,林则徐不这样认为。林则徐以“天朝上国”思维习惯看待中英之间的贸易失衡,他认为,贸易失衡责不在我,那是因为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好,所以受到你们英国人的欢迎。你们英国人可以不买中国的东西,买东西就要付钱,天经地义,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英国商人用鸦片解决贸易失衡,当然是不道德的,是罪恶。只是由于之前几十年中国在事实上默认了鸦片贸易的存在,现在突然使用强硬手段予以取缔,这多少让英国商人措手不及。因为在信奉贸易自由原则的英国人看来,非法贸易、罪恶贸易,也是贸易。是贸易,就要保护,就应该享有充分的自由权力。于是,英国人并没有惧怕林则徐的强硬,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印度舰队司令懿律率部远征中国,用武力撬开中国国门,顺势要求中国政府签订英中条约,重构英中贸易关系、政治关系,维护英国资本在远东的利益。英国政府的底牌是,一旦这些条件被拒绝,懿律有权指挥远征军不惜一战,封锁中国沿海。


到了这个时候,中英两国还有和平解决冲突的机会,还有足够能力阻止鸦片战争爆发。然而,两国都无视这些机会,都认为自己能赢。


懿律并没有在广东与林则徐正面抵抗,而是率部绕开了广东,沿海北上,在轻松攻占了浙江舟山群岛之后,一鼓作气于1840年8月抵达天津附近白河口。


中国的防务体制是分区负责,林则徐钦差大臣的权限在广东,他无法在浙江阻截懿律,更没有办法在天津与懿律对阵,一决胜负。这是中国体制的根本缺陷,钦差大臣貌似可以“便宜行事”,其实权力受到极大约束。


被动的林则徐被懿律先发制人告了一个恶状,懿律要求清政府必须在十天内就下列五点作出肯定答复:


一、赔偿林则徐在广东没收的英国商人的鸦片货价;

二、偿还英商“公行”多年欠款;

三、对英国政府驻华代表义律在广东所受到的侮辱进行赔礼道歉;

四、同意将中国沿海一带属于中国的一岛或数岛割让给英国;

五、赔偿英国对华远征军的军事费用。


否则,英国远征军必将打进北京。


清政府收到这些要求后一片混乱,有清两百年历史还没有出现过 52 29401 52 15289 0 0 3698 0 0:00:07 0:00:04 0:00:03 3698国军队打进北京的事情。恐慌的清廷不是着手调兵遣将与英国军队对决,而是寻求政治解决,不惜代价让英国远征军离开天津,不再危机京师。


8月30日,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国人进行谈判,除赔偿在广东销毁的鸦片货价以及永远割让中国某些岛屿两个条件还要讨论外,琦善代表清政府原则上同意了英国人的要求。


一百七十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回望这段历史,一方面我们敬佩林则徐不畏强暴不妥协的精神,另一方面我们是否可以多问一句,假如中国不因鸦片而战争,而是在1840年代主动或被动打开国门,让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开发中国,培育中国人消费能力,改变中国人消费习惯,激活中国人消费冲动,中国后来的路是否不一样,中国现代化之路是否会更顺?


这当然只是一个假设,是事后诸葛亮。历史没有办法假设,历史也没有涂改液,走过了就是走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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