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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寄石:我的心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幼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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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4


我国著名学前教育专家、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赵寄石先生,因病于2023年1月9日下午16点30分在南京去世,享年102岁。赵寄石先生是新中国学前教育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是学前教育改革开放的重要引路人。赵寄石先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爱学生,钻研教学工作,为培养我国的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赵寄石先生一生热爱教育事业,情系学术研究。她淡泊名利,无私奉献,关心同志,提携后学,其学问和人品深受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赵寄石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学前教育界的重大损失,我们将永远学习她,怀念她。


从中国教育电视台专题纪录片《爱-中国幼教名师》以及王慧敏的作品《赵寄石》中,我们看到赵寄石先生为中国学前教育默默付出的一生。斯人已逝,唯留余音,赵寄石先生对幼教行业的关注、对儿童的关怀留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幼教人。




赵寄石: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我国第一代著名幼儿教育专家,

中国幼教理论体系创始人之一,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顾问。





01/

迈入幼儿教育领域

1921年3月,我生于南京,未出生前父母就我起名寄石,以纪念寄居在石头城,我单名“璧”(赵国之宝),父亲认为我的名字含有很审美的寓意,便给我题了四个字“碧寄于石”,后来弟弟书写了这四字送我,之后便一直挂在我的床头。
我虽然出生在我们国家民族苦难深重的年代,却有幸生活在一个在当时比较民主开放的家庭里,享受到无忧无虑的童年。
进入幼教专业并非我自己的选择。我父亲是一位基督教牧师。我们都上教会学校。初中上的是我母亲的母校,毕业后保送进入苏州的景海女师。1941年,刚满20岁的我留校在附小、附幼工作,成为景海附小的一名教师,从婴儿院、幼稚园教到小学一、二、三年级,一直教到8岁的孩子。但是呢,三年级的孩子我吃不消他们,压不住他们,2岁的孩子最喜欢我,家长也喜欢,因为我性情好,温和。正是在这些年间,我逐渐地与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建立起感情,与其他教师(大多比我年长)合作共事尝到当教师的乐趣。这8年的实践成为我迈入幼教学术领域的基础。
和孩子们一起玩中学
1948年,当时景海附小的江贵云校长争取到了一个去美国留学的机会,派我去德克萨斯州德西大学攻读幼儿教育研究生课程,我用3年学完4年的课程,最后1年我就去底特律城的美莱派茉学校专门学习托儿教育。
1952年毕业后,我回到了新中国,这时我的母校已经解散,我被安排到南京师范学院幼儿教育系工作。当时在南师担任院长的是我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在他的麾下汇聚一批国内幼儿教育领域里的精英。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幼儿教育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模式,当时我教自然教学法。上自然教学法课的时候,我就带着学生们在南师校园里认识各种树木,后来呢,带他们到玄武湖去认识各种树啊,草啊,花呀的,把最基础的知识教给学生,还带着学生到幼儿园去看课,然后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让学生们知道在幼儿园应该怎么样去教。




02/

树立科研为幼儿园服务的信念

20世纪50年代,为响应国家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号召,我们下农村下得多,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了农村和农民,这为我日后特别关注农村的幼儿教育有一定的影响。
1978年,南京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领导安排我主持教研工作,可是,已经停滞了十多年的幼教教学和研究工作,想要重新抓起来谈何容易。幼儿园来找我们,说:“过去的东西都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没有了,苏联的修正主义也没有了,我们怎么办?要怎么教孩子?”紧接着1979年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开始招生,我们也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给学生教什么。
那一年的夏天,我和同事们一起,搜集启用了一批遭到批判的老教材,同时,也编写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新教材,制定了详细的教学研究计划,组织起了一支精干的教研队伍。不管脑子里的还是书橱里头的东西拿出来,我们的老师跟幼儿园老师一起做,在孩子身上做。我们开设了一些新课,也使得一些老课开出一些新的水平来。
南师大学前教育前辈们(前排右一为赵教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幼儿教育事业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困难局面,当时,我就跟唐淑老师约好,我们不要再走前面的路,我们现在做科研一定要为幼儿园服务,不是要幼儿园为我们服务,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幼儿园提的,需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
那时候幼儿园的教学采用的是分科教育的模式,幼儿园老师的负担很重。我发现,六门课——音、体、美、语、自、常,如果把这六门课都集中到一个班上,一个老师当中,孩子也吃不消,老师也吃不消,所以根据这样一个情况,结合结构主义的理论和陈鹤琴等的课程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综合教育”的思想,并在幼儿园中实践这种思想。比如认识一棵树,传统的做法是单纯地从这棵树的生长、根、茎、叶、枝等认识,而不是通过孩子的观察,通过眼睛,通过手,通过抚摸,通过长期的系统观察整个发展过程,这个知识转移的过程就是比较单一的。通过综合教育,我们不仅让孩子有认识,有感触,还通过孩子画一画,自己来讲一讲自己的感受,就把语言教学、绘画教学和孩子认知活动结合起来,在同样一个教学活动实践里,孩子从多方面获得了这方面的经验。
后来,有很多人把幼儿综合教育看成是幼儿教育课程改革的趋势,但是,我觉得这不一定是整个发展趋势,改革开放既然是百花齐放,我希望有人来搞分科教学,跟我们唱对台戏,因为分科教学跟综合教育是两种形式,分科教学假如做得好,互相结合,也是可以做的。




03/

关注农村幼儿教育

1987年,我向上级有关部门递交了一份开展农村幼儿教育研究的申请报告,希望能够赶在退休之前为农村幼儿教育做一点事情。当时在我们系里有的老师不赞成我们到农村去,就说城市还没搞好,你怎么搞农村?我说你城市的幼儿最多是占全国20%,你走出一步到农村,当然我们不可能为全国的农村做,但是我们这一步就是关爱的点,是从20%的孩子转到了80%的孩子,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步。
我们曾做过一个调查,当时全国幼儿园有17万多所,农村占近80%;很多农村地区没有幼儿园,而有幼儿园的地方要么没有教材,要么照搬照套城市幼儿园的模式,或者完全参照小学一年级格局,农村幼儿教育严重“城市化”“小学化”,这种情况非常严重。我们去山村里面考察幼儿教育,道路窄,走不进去,只能乘拖拉机,拖拉机上面放了一个小凳子,我们就坐在上面,颠进去。我们经常去扬州邗江、南京江宁、常州武进、无锡锡山和宜兴、徐州睢宁的农村幼儿园。农村办幼儿园有很多困难,我们就去开导幼儿教师,将国际上的幼教发展趋势,尝试办特色教育课题。比如我们曾在江苏的一所幼儿园里尝试生态教育课题,我们就给幼儿教师讲什么是生态教育,什么是环保这些问题。
 赵老师97岁生日
正是在这样的精神坚持下,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农村幼儿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世纪90年代初,课题组相继提交了针对农村学前1年综合教育课程的《调查报告》《学术报告》,出版了《农村学前一年综合教育课程》,发表了近20篇相关的论文,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相关研究成果在1992年OMEP大阪会议上进行了交流。
1993年,我70岁了,从教学第一线退了下来。可是我还是愿意去幼儿园,享受从孩子来的灵感,我的心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幼儿教育。1996年5月,在二弟的倡议下,经过几年的酝酿,我们和三弟、小弟一起成立了“赵氏幼儿教育研究服务中心”,开始引进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有关理论构建赵氏幼儿教育思想,希望在更广范围里,更好地为广大幼儿服务。能终生从事这最快乐的幼儿教育事业,是我一生的幸福。
年纪大了以后,我还是愿意看孩子。孩子是善于与人交流感情的。无论是在幼儿园,还是路边的人们怀里抱着的孩子,我经常观察他们,你会发现小孩很有意思,只要你对他多看一会儿,他就会向你微笑,特别是很小的孩子;若是你盯着他看,他就会舞动手脚,嘴里发出咿呀的声音,给予你积极的“回报”。可能孩子是这样,你尊敬他,关注他,他是有感觉的。孩子的教育也是如此。只要我们顺应孩子发展的自然规律,孩子会比植物更加积极主动地给予人们真诚的“回报”。为了人类美好的明天,让我们顺应孩子自然发展的规律,让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潜能,使他们把婴儿期的微笑、学步期的友善,持续地发展下去,为社会创造出和谐的人际关系。


*本文内容来自公众号“奕阳教育”



编辑/陈秋旭
图片/人文幼学
设计/何璐琪
主编/李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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