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以翔录节目猝死，“硬核综艺”风险管控不能空白
高以翔的死确实敲响了警钟，他的隐疾是一回事，将他置于高风险的环境中诱发又是另一回事。借高以翔的死亡重新审视“硬核综艺”的安全生产风险，不该是外界的一厢情愿或自说自话。
文丨令狐卿
台湾艺人高以翔11月26日夜间录制浙江卫视《追我吧》节目时突逝，根据电视台次日公布的讣闻，高是心源性猝死，在现场抢救十多分钟未遂，救护车送院后宣告不治。这起不幸事故激起外界对卫视盲目上马高难度、高风险综艺节目的批评，本月开播的这档新节目面临是否突破安全生产底线的严厉指责。
高以翔猝死之后，著名演员徐峥发博声讨节目的残酷。一帮明星演员被诸如铁人三项赛的冠军追赶，两个完全不在一个运动等级的人为了满足收视率拼命。该档节目在高以翔出事前就出过纰漏，但节目组显然没有在应急预案和风险管控上吸取教训，高以翔的死亡既是隐疾被激发的后果，也是浙江卫视“放卫星”的结果。
从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历程看，几家头部省级卫视绞尽脑汁积攒受众流量，在综艺节目设计上逐渐突破室内、清谈、岁月静好的风格，越来越趋向于实景拍摄、真人表演、提升竞逐烈度的类型。尽管《追我吧》借鉴了湖南卫视的撤档节目，但以其强大野心，成为所谓“硬核综艺”的代表。
简单来说，高以翔参与的节目，是浙江卫视放在宁波CBD拍摄的，它完全借助高楼大厦布设综艺挑战环节，高以翔等明星队被设计成受到专业极限运动员队追赶的目标，这种狂野的节目特点实际上极大地扭转了综艺的性质，将其变成一个电视摄像机下的酷跑、极限运动，高以翔们的运动风险就诞生了。
一边是专业运动员，一边是运动管理可能欠佳的明星，而节目的本质就是尽最大可能榨取两者因反差激发出来的表演性。无论是高空竞赛环节，还是深夜录制，都对高以翔这些明星的的体力构成极大的挑战。节目的高风险设计与参与者体力的高要求之间，构成不可调和的矛盾，直到高以翔猝死，矛盾就崩掉了。
就目前来说，无论是浙江卫视还是高以翔一方，透露的信息都很稀少。浙江卫视因为这起死亡事件蒙上惨重的阴影，新上节目生死未卜，这种情况下闭口不谈符合公关需要。但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定性高以翔的猝死，是归结为他的个人原因，还是视之为一起安全生产事故，这个需要有关部门的调查认定。
显而易见的困难是，高以翔在制作节目中死亡，很难严格对应安全生产的事故类型，它不属于自然灾害，不属于矿难、不属于交通事故，基本可以排除非责任事故类型，但要归类为责任事故，就需要证明高以翔的死与录节目当时的技术条件存在因果关系，比如吊威亚时断裂等，可事实并非如此。
现在可以大致推测的是，高以翔的心源性猝死与节目设计之间存在着张力，诱发了当事人隐疾，节目设计的整体环境与高以翔的身体素质之间产生了问题。同样地，这个责任划分也很模糊。除此而外，能够追责的就是浙江卫视的应急预案是否完善，尤其是心脏急救的设备、人员是否安排到位。
从目击者发表的信息看，高以翔在高喊不舒服的时候，现场进行了十分钟急救，这个急救是谁实施的，实施的质量如何都应该纳入检讨。按照急救专业人士的看法，若心脏复苏的现场急救十分钟没有起效，病人即刻进入脑死亡阶段。从高以翔不支到被救护车接走的现场急救效果，也将衡量节目组的策划及应急责任。
当然，高以翔参与此类高风险节目，想必是签署了相关的工作合同，合同中对风险的协议是什么，外界并不知晓。从这个角度看，高以翔与节目组之间的责任划分，同样也有很大的弹性。在谴责浙江卫视的风险管理水平时，也理应考虑到艺人本身对节目风险的评估与接受，毕竟风险与收益是约定好的。
一个具有公共讨论价值的视角是，制作“硬核”综艺是电视台的内容生产，实景拍摄就相当于生产车间办到实际场地中，对于这一块的风险管控，无疑涉及安全生产如何妥善进行。就此而言，除了负有安全责任的电视台，节目录制现场的业主单位、地方安监部门是否也要跟进，对节目环节的风险加以管控。
就像许多景区新上了高空玻璃栈道作为景区产品，但最终因为缺乏国标而一律关停那样，高风险类电视综艺节目与此类似，但对它的部门监管似乎是个空白。退一步说，即使有监管也无法完全避免意外，但有管理有监督，就能对节目强度、设计的合理与否、身体检查等作出规定，多少可以有所防范。
也许是因为电视台具备不可小觑的能量，尤其是《追我吧》带有城市营销的功能，大可以在急需安全监管的灰色地带畅行无阻。但高以翔的死确实敲响了警钟，他的隐疾是一回事，将他置于高风险的环境中诱发又是另一回事。总之，借高以翔的死亡重新审视“硬核综艺”的安全生产风险，不该是外界的一厢情愿或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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