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学制《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规定》，明确规定实施幼儿教育的组织为幼儿园，幼儿园收三足岁到七足岁的幼儿，使他们的身心在入小学前获得健全的发育。
幼稚园更名为幼儿园，结束自1922年壬戌学制定名、沿用30年的“幼稚园”名称，也标志着新中国学前教育开始新的发展历程。出生于1935年的蔡邦琼，彼时也开始踏上她作为幼儿教师这一职业的漫长征程。本期，我们跟随在幼教战线上奋斗了长达52年之久，见证了共和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她，人们亲切称为的蔡婆婆，从她的学习与工作，实践与开拓中，去看见一代老幼教人的风采，看见中国学前教育事业不同时期的发展轨迹。
蔡邦琼
四川成都人，中共党员，1953年参加工作，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文教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先后在成都市第三幼儿园，成都市东城区教研室、成都市东城区教育局、成都市妇联托幼办公室、成都市教育局、成都幼儿师范学校工作。2005年正式退休。
1935，红军四渡赤水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于懋功东南的达维地区（今小金县）会师，开启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老百姓的日子还是要过。成都市东门大桥油篓街蔡姓人家，在此时诞下一女，瘦瘦小小，取名蔡邦琼。是家中长女。后又陆续生4个妹妹，3个弟弟，生养7、8个小孩，在当时是平常。待蔡邦琼长大3、4岁，便送入离家不远的崇德里，那里有一个教会办的幼儿园，明德幼儿园上学。▲成都市崇德里旧照
有一个女老师，姓何，30来岁，衣着朴素，个子矮小，大约不到1.4米，是个身体有残疾的人。不过，这并不妨碍她是一位好老师。每天，她早早地上班，在幼儿园门口做晨接工作，每个孩子来，都笑，都一一拥抱。后来的现在，已经85岁高龄的蔡邦琼回忆起自己幼儿园的何老师，依旧是温暖满满。她说，这个何老师很爱孩子，悉心照顾每个人。要是你不开心了，哭了，她总会来抱你，安慰你。有一次，小朋友们发生冲突，其中一个受了小伤。家长就跑来对何老师破口大骂，并且说了很多侮辱性语言。事后，何老师很难过，但一声不吭，继续满脸笑容地和大家一起玩耍。“我记得自己当时很生气，并且我想，我很喜欢何老师，我以后也要做何老师这样的老师。”一个三四岁的娃娃，敏锐地观察与感知着周遭的世界。他们天然地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在当时社会困顿，成人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孩子的环境下，何老师给予孩子们无尽的爱与温暖，使蔡小朋友终生难忘。“长大以后要当何老师一样的老师”，一个小小的种子便在心里种下了。▲抗战时期的幼儿园和幼教工作者
长大后，其实就是15岁，蔡邦琼果然进入了“当一名老师”的队伍。她考取当时的华英高级女子中学，保育班。后来，学校又与四川省第一师范学校合并。1953年，蔡邦琼从幼师科毕业。同年8月，于成都市第三幼儿园报到，年轻的姑娘成为年轻的老师，实现儿时梦想。这是生命开初，一个幼儿教师给蔡邦琼的启蒙。蒙，是中国传统文化语境里与幼儿教育最为贴切的字眼，是教育启蒙，童蒙养正的意思。在《易经》中的蒙卦是这样描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是说，泉水始流出山，一路必然曲折有险，在这初期阶段，教育者要以榜样，以行动，去培育孩子的品德品质，奠定一生发展的基础。在最初，她感受到老师的爱。而现在，她也要去行老师当行之事。
袁丽华（1930－1968），女，四川成都人。成都市龙江路小学教师，全国第一批特级教师，1960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这位教授语文的老师，可是非常不一般。她非常重视培养儿童的读写能力，著有《怎样培养儿童读写能力》。在小姑娘蔡邦琼看来，袁老师不但是个语文老师，她简直就是一个表演艺术家。她的课堂，生动活泼，学生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非常高。她还非常地别出心裁。为了培养儿童的注意力，竟在教室里放了兔子。兔子活泼泼，眼睛滴溜溜，在教室里四处溜达，孩子们也可以心无旁骛，专心于眼前的学习。“她长得很好看，课堂又很有趣，孩子们的语文水平都发展得很好。”蔡姑娘觉得，这简直就是自己的偶像。后来她毕业了，走上工作岗位，心里便暗暗发誓：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成都市第三幼儿园，创办于1914年，前身是加拿大教会开办的“树基儿童学园”，第一任校长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教育硕士蒋良玉女士。从建园以来一直秉持“尊重人的自然发展、激励人的自信发展、成就人的自主发展”的“三自”理念，坚持“游戏为儿童基本生活”的办园原则，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将游戏视为研究的重点，构建“幼儿自主游戏”与“单元教学活动”为一体的“自主游戏化课程体系”，形成了以“游戏”为特色的幼儿园。这些都后话。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幼儿园的情况是怎样呢？在当时，成都市的幼儿园数量很少，公立大概七、八所，教会办的有二、三所，民办的有几所。幼儿园是作为社会福利性机构存在，最大功能定位是托幼、解放家长、解放妇女劳动力，让妇女可以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参加工作，重点不在教育。因此，老师们最重要的职责是看管和照顾孩子，被称为“保姆”；幼儿园里的活动大多由老师主导的，孩子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幼儿教师几乎没有培训和进修，没有继续学习的机会，更谈不上科学研究。要改变现状。1953年开始，在“两条腿走路”（公民办并举）方针下，幼儿园数量开始增长。从1953年的0.55万所，1957年增加至1.64万所。其中教育部门主办的幼儿园，1953年为0.39万所，1957年增加到0.44万所；其他部门办园（如工矿、企业、机关等部门主办的幼儿园），1953年为0.05万所，1957年增加到0.34万所；民办园（集体），1953年为0.11万所，1957年增加到0.86万所。蔡姑娘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便赶上轰轰烈烈的改革大潮，开始了如坐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的幼教事业发展。
建国初期，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新中国，提出向苏联学习。1954年，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教研室编写《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形成受苏联影响的学前教育思想和基本观点。第一，强调儿童在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第二，强调系统知识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把教学引入学前领域）。第三，主张实施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学前教育。第四，在课程上实施分科教学。第五，重视集体教学。在此背景下，在幼儿园的一日活动中提倡“创造性游戏”，旨在改变老师在儿童教育中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状况，变教师中心为儿童中心，让孩子自主选择，自由游戏，这在当时看来是有点骇人听闻的事件。谁来搞？如何搞？深受成人控制第一位的教师，如何才能做到以儿童为中心，去解放儿童的天性？几乎不可能，所以也就没人干。1954年，年轻的小蔡老师主动接受了这项任务。没人干，我来干，我相信可以干好。年轻人的朝气和勇气，很快就被现实打败。在实践初期，选择玩具、选择伙伴与收回玩具等环节常常是一片混乱！上午的活动“战场”还来不及打扫，午餐已经需要准备……一天下来，疲惫不堪。但是小蔡老师没有气馁，她把全身心放在工作上，并且摸索出自己的工作方法——每天与每个孩子进行交流；认真观察每个孩子，发现孩子的需求；坚持每天进行反思，将教学效果和点滴经验教训及体会记录在专门的笔记本；每天在把最后一个孩子送走后，便开始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时光在指缝间溜走了
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周基本无休。因为除了教师的工作，她还担任区团总支宣传委员。一天工作结束，还要从三幼步行约莫半小时到达位于东丁字街的区团委办公地。做活动，做交流，做汇报，每每到晚上11点才回家。星期天也不休息。星期天正好是心无旁骛做教玩具的好时机。当时的初恋男友，也就是后来的丈夫，现在的郑爷爷，那时候还是少年，鲜少的见面时光，便是在做玩教具中度过。吃螃蟹者，坚持者，全情付出者，最后摸索出在我国开展“创造性游戏”的路径。提炼出“创造性游戏”的实施途径：通过儿童在游戏过程中学习如何选择玩具、如何选择伙伴、如何收拾玩具从而树立规则意识。很快，这项改革在全市、全省范围内学习推广。也因此，蔡邦琼被评为区、市、省等各级的先进工作者。▲蔡婆婆和老伴
这一年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先进工作者会议，四川共有14名先进工作者参加，其中一名幼教人便是蔡邦琼。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教育团体。远远地，队伍中的蔡邦琼见周总理向自己走来，心跳加速，紧张得不得了。和周总理握了手！这件事成了她生命中的高光时刻。高光时刻还接着来，下半年，刘少奇到成都接见各行各业以及妇女界的标兵，蔡邦琼参会。期间，刘少奇关心教师们的工作和生活，并对小蔡老师说：“幼儿教育工作是人生的奠基工程，基础打好了，影响幼儿的一生，你要好好干哦。”接下来的连续四年时间，她都作为先进、模范屡次进京参会领奖。这是国家重视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结果。从1956年到1960年，四年间，教育部连续颁发若干文件，旨在发展和规范学前教育事业。比如，1956年颁发《关于组织幼儿教育义务视导员进行视导工作的办法》，提出要“广泛就地组织有经验的幼儿园园长和教师担任义务视导员，在教育行政部门幼教科(或组) 的领导下，进行视导工作”，义务视导员“有责任传播优良的工作经验，帮助各园提高工作质量”。颁发《关于幼儿园幼儿的作息制度和各项活动的规定》，规定了幼儿园一日生活，如睡眠、户外活动、早操等。1957年9月，教育部幼儿教育处主办的季刊《学前教育》正式公开发行，为幼教工作者搭建了经验交流的平台。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幼儿教育刊物。▲1957年第一期《学前教育》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全国应在3-5年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幼儿园的任务”。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提到，“要办好托儿所和幼儿园，使每一个孩子比在家里生活得好、教育得好，使孩子们愿意留在那里，父母也愿意把孩子放在那里。祖国山河一片红。激情燃烧的光辉岁月，刻划出不可磨灭的记忆和勇往直前的未来。
1958年出席全国和四川省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会议，1960年被评为全国文教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当选成都市东城区人民代表。这些都是荣耀时刻。
暴雨来袭，必有征兆。1958年8月，教育部主办的《学前教育》杂志停刊。1961年，高等师范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全部停止招生。教育部幼教处和幼儿教育研究室均被撤销。1961-1965年，幼儿园数量骤减至1.76万所，其中，教育部门办园数量减少至0.44万所、其他部门办园数量减少至0.48万所、民办园（集体）数量减少至0.84万所。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年浩劫，我国教育事业遭受重创，教育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学前教育也是如此。学前课程处于无序状态，甚至原本的课程体系也遭到严重破坏，这是学前教育课程发展的一个空白期。对于一个刚刚登上人生巅峰的青年教师而言，一切发展太过迅速。前一秒还是光芒万丈激情四射，下一秒就跌入谷底。由于“红得发紫”的原因，蔡邦琼成为了“被斗争”的那一类，写满“罪行”的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被批斗、游街、写检讨，关小黑屋；然后就是扫厕所，扫操场，喂猪，值夜班……就这样整整八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末期的两年，随着社会渐渐恢复正常，小蔡老师又开始回到班上工作。经历了人生漫长的至暗时期，回归到常态生活中的蔡老师又开始兢兢业业。身心重创之后，仍然怀着一腔热爱和身体力行，她，一个10多岁就入党的党员，显现出异于常人的胸怀。她说，伤害肯定深重，可是我不怪他们。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历史洪流中身不由己的小小因子，选择都是瞬间发生，不能因此给人贴上道德标签。
经过10年动乱，1976年开始，我国教育开始全面恢复。1976年至1990年间，学前教育课程的发展实现了由沿用“苏式”模式到初步改革阶段的转变，尤其是1981年《学前教育纲要(试行草案)》的颁布，更是促成学前教育课程的变革。80年代，国外各种儿童发展和教育的理论逐渐被引入中国，特别是蒙台梭利、杜威、布鲁纳、皮亚杰等人的思想在我国广泛传播，对我国学前教育课程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新的思想在萌芽，新的改革在推进。文革后，蔡老师被调至东城区教研室做全区的教研工作。刚刚经历了重创的社会，百废待兴。为了激发区域内教职工积极性，将幼儿教育工作推向正轨，她迅速干了三件事。第一，组织全区教研小组，如语言组、健康组、常识组、体育组、音乐组等。没有教材，就发动幼儿园各自渠道去寻找，然后复印分发给大家，开始进行实践研究。第二，组织全区体育运动会。且此次运动会影响力颇大，波及全市其他区县，并连续三年进行。三件事情先后以及并举，轰轰烈烈。一时间，幼儿园教职工们，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和重视幼儿教育。因蔡邦琼工作的成绩，她先后被调入市妇联托幼任办公室主任、福利部副部长，在机关工作了两年，十分不耐！这位立志一辈子当老师（也不当园长）的同志，还是想回到教育一线。四处游说，也哭了好多次。1982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已过四十不惑的蔡邦琼终于如愿以偿，以“不要编制，不要职务”的代价，换来在市教育局继续主持教研行政的工作机会。
▲80年代，蔡邦琼（左二）在省直机关婴儿园观摩游戏活动
接下来的八年，组织全市幼儿园搞活动、学习、教研、入园诊断等等。同时，还负责成都市幼教研究会的秘书长工作。1985年，蔡邦琼被评为省、市幼教研究会积极分子，并在幼教界享有较高的声誉。但幼教工作并未停歇。又被返聘，陆续在新办的幼师附幼工作，三年就完成一级园评定；在幼儿师范学校教学，同校的“张燕生、李少康两位老师的课上得很好，对我专业影响很大”。期间，还带一些徒弟。比如那时幼师学校的学生，如今主持金苹果教育集团工作的夏晨伶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说，“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去师傅蔡邦琼老师家里‘搞课题’，很多教研内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启的，立项、讨论、修改，大家整天整天的待在蔡老家。在学校的时候，蔡老就对我们这些孩子要求非常严格，一生都十分关心成都学前教育的发展”。▲和昔日的同事、朋友在一起的聚会
90年代以后，我国学前教育课程进行整体改革。90年代前中期“学前课程变革的主题更加鲜明，出现游戏课程、情感课程、领域课程、生存课程、上海新课程等多种课程实践。”9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化交流加强，学前教育课程改革更是呈现出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趋势。总之，90年代以后，学前教育课程改革的力度和范围都逐步扩大，学前教育课程研究百花齐放的局面也已初步形成。在一个适宜的土壤里，蔡邦琼老师继续发光发热。一直到2005年，70岁的她才再次退休。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为共和国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杰出同志联合颁发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全国获此纪念章的幼教人士共有三位，蔡婆婆便是其中之一。她十分激动和深受鼓舞。对她而言，小小勋章，非个人荣誉，乃是国家越来越重视学前教育事业的见证。
▲参加成都市一年一度的幼教老友会
▲和幼教战友在一起
▲人文幼学小伙伴访问蔡婆婆
每天早上7点，蔡邦琼婆婆准时起床，自己做做全身按摩，舒活一下筋骨。早餐后，开始学习，主要是幼教内容。如瑞吉欧、蒙特梭利、四川师范大学鄢超云老师的文章，以及全市的科研成果资料轮番看。因患白内障，不适感总令眼睛时不时流着泪，无论看电视，还是书报，每次最多看半个多小时。再换耳朵，听听中央台、国际台广播等。
85岁的她，因为常年高血压、严重心脏病，已经不能在小区内逛一逛了，至多在走廊来回几步。但她还是那么那么地关心学前事业。她过去的徒弟、同事、闺蜜们，时常给她电话汇报学前近况。徒弟夏晨伶说，每年至少两次，自己都会主动向蔡老汇报工作中的所思所想，“如果太忙没有去，蔡老还会打电话追问。”敢为人先、甘于奉献。蔡婆婆当得起“人民教师”四个大字。这位几乎是现在成都幼教界所有中流砥柱们的老师、引路人、支持者，总是谦逊低调，她说我没有做什么，我所做的远比不上现在的年轻人。如今，蔡婆婆最大的心愿是：保护好身体，想要活得更久一点，好看着你们，看着心爱的幼教事业有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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