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笔谈｜彼得·麦克拉伦.转码现实的后数字进路：对《后数字科学与教育》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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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现在，我们迎来后数字时代｡“后数字”混乱莫测，很难定义｡它是数字的，也是模拟的；是技术的，也是非技术的；是生物的，也是信息的｡后数字，既与我们的现有理论割裂，又是它们的延续｡相应的“后数字思维”，是关系性的，也总是在流变中，总处于（再）创造中。

后数字研究方法，意味着对教育和教育研究的后决定论和后工具主义的理解，将带来传统科学领域和学科之间更紧密的合作，与眼前的（后）疫情状况尤其相关｡人是神话和信仰的生物｡所有人类个体的生存，都处于生物､信息和社会的交汇之处｡通过扩展对“他者”的眼界，我们相信，可以学到很多关乎我们自身的东西｡所以，后数字理论不只是关乎学术研究｡

《后数字科学与教育》一文，已有英文和西班牙文版｡今译成汉语，再征集一些回应发表｡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对话机会｡每篇回应，都有不同的内容和思想｡德里克·福特（Derek Ford）将声音和嗓音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艾莉森·麦肯齐（Alison Mac Kenzie）讨论了人类和算法之间的关系；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关注“研究者和他或她的对象之间所存在的任何原始事件的转码或重新编码（过程）”｡

可以说，与许多定位于单一文化框架的学术对话不同，这一专题，构成融汇古今东西的观念､知识和方法的后数字对话的一种方式，是一次真正的后数字聚会｡我们选择的方法，是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传统｡它表明，在如今被称为“后数字”的奇异空间里，我们有可能走到一起，欣赏彼此之间的所有差异｡

我们认识了新朋友，发现了新社群｡这一群体，对形成新的后数字相聚方式与培养我们的文化和个人差异感兴趣｡我们对专题的所有作者､译者和支持者，深表谢意｡最重要的是，我们深信，这只是更大范围的后数字聚会和对话的一个起点｡在“人类世”（Anthropocene），这样的聚会和对话，对人类的生存与福祉至关重要｡我们期待，更多学者和其他人士，热情参与“后数字时代的人与教育”对话｡

（栏目主持人：董标，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现代教育论丛》名誉主编；佩塔尔·扬德里克，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应用科学大学教授｡）

简介

在过去几十年间，学者们撰写了大量关于现代性与启蒙运动的文章，并正告人类:我们已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后现代主义时代｡这种哲思式的探讨在学术界(至少在北美)并没持续太久，其中的大部分最初由对科学马克思主义(Scientific Marxism)的批判引发｡早在公元六世纪，形而上学实在论就已经被预设为唯一可能的哲学立场｡从那时起，思想家们各自开启了对知识必须以某种基本方式反映现实这一主流假设的挑战｡我们只须稍加回忆色诺芬尼(Xenophanes)､皮浪(Pyrrho)､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康德､詹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tista Vico)､贝特森(Bateson)､杜威和皮亚杰等人的一系列探索,乃至乔治·凯利(George A. Kelley)的个人建构理论(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维柯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预示了后结构主义者｡他认为“客观”现实图像性地存在于人类理解或经验领域之外，因为它必然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不管这些条件的物质或抽象程度如何，它们总是由先前构造的结果(the results of prior construction)组成｡(VonGlasersfeld 1984:30-31)｡

正如知识不能指向现实与真理之间的对应一样，佩塔尔·扬德里克(Petar Jandric′)等人(2018)的后数字探索也无法让我们更接近人类经验的“终极”真理，它必然一直是一种推测性解释｡我认为这是佩塔尔·扬德里克等人(2018)试图给予当代学者的一个告诫｡“后数字”这一术语并不意味着要包含一种全面的崭新世界观｡它更像是一个可以稍微改变我们思维范式的启发式装置，一个可以折射当今技术光谱更多带宽的棱镜或透镜｡那它是一个有价值的装置，一个模拟(analog)与数字(digital)的有价值的接替物吗?

我们是否正被告知，只有当我们的数字领悟力崩溃时，我们才能经由我们所构筑的现实中的数字空缺(the digital gaps)来认识这个世界?不，这是对扬德里克等人(2018)的过度解读｡但我确实同意，借助后数字这一透镜看待这个世界，会给我们一个能补足这些空缺的更详细的现实图景｡这让我想起了关于宇宙生成的“填补空缺的上帝(God of the gaps)”之神学解释:当科学无法解释某件事时，当我们的理解存在“空缺”时，那就只能依靠超自然的创造者来解释｡但这种解释也不过是另一种意识形态构造，它的“崩溃”只能用我们自己的构造来诠释，直到我们的构造瓦解｡因此，即使后数字这一概念让我们对世界有了更细致入微的理解，它也永远无法完全补足空缺｡ 

后数字真相

这一立场与福柯的论点相吻合，即真理由多重形态的限制所生产｡由是观之，后数字只是我们在理解生活世界时的另一个限制｡对福柯来说，真理必须从绝对的领域中移除，并被视作决定何者为真时的易变(changes)(Foucault1980:131)｡正如我们不能再要求一种在被限定的合理性内运作的经验科学，其可能性范围与预测的形式标准､线性因果关系(结果与原因成正比)等紧密关联｡我们不能草率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理解世界的最佳理路是通过量子物理学家的思想实验——或是后数字｡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落入后真相陷阱，这一陷阱如此令人不安地描述当下特朗普(Trump)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拒绝区分基于科学证据的论点和纯粹主观意见(Mac Kenzie,Rose,andBhatt2021)｡作为学者，我们至少需要同意:尽管我们不能充分理解现实，但我们可以部分了解它｡

诚然，我们再也不能屈服于基于可指定和可验证的认识论标准的理论｡同时，我们也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激进主观主义，该主义认为世界仅仅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我们称这种认识论立场为唯我论｡那么，难道后数字世界只是激进建构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吗?正如扬德里克等人(2018)使用的那样，,它是否与唐娜·哈拉韦(Donna Haraway)的赛博女性主义兼容?我们能否将其恰当地描述为后人类的“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解构”?

我确实同意，作为理解人类存在的平台，数字技术非常适合作为解释和推进物理学的媒介，然而，随着我们在人类基因组和进化生物学等方面的突破(Jandric′，2021)，我们现在已朝着一种对现实的生物学理解迈进｡当我参与人类基因组项目，被邀请去培训民族志学家时(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研究方法的研究生课程20年)，我断然拒绝了，因为当时的研究人员正在考虑获得中美洲土著群体DNA的版权｡我的拒绝是出于伦理考虑，认为这是一种生物殖民主义｡

对我来说，比使用“后数字”这个术语的认识论优势更重要的是该词的伦理意涵｡此处要吸取的教训是，我们不能将社会的偶然性误认为是我们社会中的决定性力量，这一力量对我们看待现实的方式施加霸权化的影响｡哪些决定性是最危险的呢?在我看来，与贫困､不平等相关的资本主义和气候危机必须被列入这一名单｡我想我们都同意，存在一些调控结构(structures of mediation)，这些结构影响我们如何理解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如何在特定历史时刻构造这些结构｡不存在位于可被反驳的理论之外的世界中事实(facts-in-the-world),除非我们试图寻求一个存在于物质领域之外的形而上学存在——如此我们又回到了“填补空缺的上帝”｡的确，科学须要放弃发现终极真理的直接特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经常谈论真理体制(regimes of truth),而不是寻求终极真理，以及为什么我们应该考虑,在福柯之后,知识和真理如何被权力构造所调控的原因｡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后数字这一概念仅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的最新控制策略，或是终极真理体制的一种新应用?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将我们与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生产的社会关系绑定在一起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the microphysics of power)吗?会出现一个叫做后数字马克思主义的新领域吗?

也许是的｡我们能从中吸取的教训是:我们须摒弃科学观察——无论是模拟､数字还是后数字——与现实是同构的这一观点，同时，也将19世纪版本的科学或21世纪版本的科学可以成为社会问题的“自然的”仲裁者这一信念扔进垃圾桶｡问题不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在历史和认识论上先于人类认知并独立于人类认知的唯物主义世界，而在于外部世界是否独立于认知的社会特性(Stanley Aronowitz[1980]就此主题写过文章)｡我们可以对人类存在的社会特性做出伦理判断｡这是后数字理念可以启发性地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一种方式｡

根据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2021)的说法，我们当前正处于后数字封建主义或技术封建主义时代｡他描述了当今资本主义不断变化和流动的结构形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结构越是有力地与当代社会的神经系统相结合，如同一个控制论的蜂群思维，就越不容易被人察觉｡瓦鲁法基斯(2021)的基本假设是:“如今，全球经济由中央银行不断发行的货币推动，而不是由私人利润驱动｡与此同时，价值的提炼越来越多地从市场转移到像脸书(Facebook)和亚马逊等数字平台上，这些平台的运营不再像寡头垄断企业,而是更像私人领地或庄园｡”

这些新的领地如同电视连续剧《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中的那样残酷，甚至更加灾厄;他们构成了由MANGA(Meta､Apple､Netflix和Google)公司领导的全新技术宰制｡这些企业拥有一种对当今真实数字领域行使整全权力的不可思议之能为｡这一权力使这些企业能够干预地方和国际政治,并对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命运产生有害影响,就因为他们控制着媒体､大数据和顶级平台｡它们的掠夺本性使它们不仅占领大片的虚拟数字领地，增加对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控制，而且经常从事游说､违抗税法和垄断控制等不法活动(Tandon 2021)｡强大的计算能力､集中在CEO手中的空前经济实力､构建自身运作其中的社会之意识形态范畴的潜力，使它们成为超级反派的首选,每位都寻求足以摧毁中土世界的最终“魔戒”(Tolkien 2020)｡

是的，如果我们愿意把技术-封建主义看作一种后数字经济的形式，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强有力的论据｡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将后数字的概念扩展到哲学等其它领域，从而我们将有后数字唯心主义､后数字理性主义､后数字唯名论､后数字唯实论和后数字怀疑主义?这得由哲学家们决定｡只要我们记住“活体生物的行为结构永远不能充当一个‘客观’世界的论断基础以及一个或许先于经验的世界”(Von Glasersfeld 1984:4)｡

我们对世界如何运转所做的决策总是源自“对主题的定性评定——通常是无意识的评定”(Wilden 1980:104)｡这仅仅意味着我们应认识到，在研究者和他或她的对象之间，总是存在对所有原始事件的转码或重新编码｡若是我们想将转码过程称为“后数字”，以及如果了解我们的基因被后数字技术修改的方式或者了解我们的脊柱与互联网平台融合的方式，就能够帮助我们重构或重新“认识”现实,从而帮助我们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那么这是可取的｡只要我们不陷入某种新的“后数字”伦理,在这种伦理中，我们将在不久的将来被某种人工智能机器审判｡

编辑：刘磊明

审核：董标、王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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