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陶短房

新加坡已故前领导人子女间矛盾，自去年开始公开化，近期颇有愈演愈烈之势。

6月14日，李光耀的次子（新加坡民航局主席李显扬）和女儿（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院长李玮玲）联名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发布长达6页的《李光耀的价值观哪去了》文章，称对其长兄、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领导能力丧失信心，指责李显龙蓄意栽培其子李鸿毅，并表示会“在可预见的将来”去国离乡。

李显扬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发布文章

尤为醒目的是，李玮玲、李显扬姐弟以“父亲遗嘱”为由，坚持应拆毁李光耀故居，并指责李显龙执意反对拆除故居，系与其“借故居的存在以继承父亲公信力”、以及着意栽培李鸿毅的念头有关。这实际上不加掩饰地表明，此次“宫斗”实际上是“李二代”间围绕家族权力“分红”矛盾激化的反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去年3月25日，即李光耀逝世周年纪念日后仅两天，李玮玲便在网络社交平台公开发文，表示反对新加坡政府（当然，这主要是总理李显龙的意见）大张旗鼓举办李光耀逝世周年纪念活动，文中充斥“过犹不及”、“造神运动”、“父亲健在不会认同”等激烈言辞，此后她还指桑骂槐抨击《海峡时报》“甘当走狗”，不点名批评李显龙“打算弄出个朝廷来”，当时引发轩然大波和激烈争议。此次李玮玲、李显扬姐弟索性把话挑得更明：李显龙想日后传位给“李三代”李鸿毅；他们反对隆重纪念亡父，是不希望李显龙父子借亡父衣钵巩固权力；他们还担心自己挑明“真相”会遭到政治报复。

李玮玲、李显扬姐弟在一些问题上并未“假传圣旨”，李光耀生前曾多次公开表示“不要造神”，他拒绝为自己建造雕像、纪念碑，要求死后拆除故居“以免有人将这里当作圣地”的说法，也是公开的、许多人直接或间接听到的。但不论作为总理、内阁资政或“普通退休者”，他都是新加坡政坛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人物，这一点在他生前从未动摇；他对李显龙的培养不遗余力、持之以恒且煞费苦心，后者自军界而政界，每一步都经过周密安排，甚至，在“两位李总理”之间，还巧妙地插入了一位“老臣子”吴作栋来过渡。很显然，让李显龙接班，同样是李光耀的真情实感，这点李显龙同样未“会错情”。

从左到右分别为李显扬、李显龙、李玮玲

换言之，李显龙保留亡父故居、大事声张纪念李光耀，固然有违背亡父生前遗愿、“拉大旗作虎皮”之嫌，但李玮玲、李显扬姐弟借李光耀遗嘱影射李显龙父子，也未必真能百分百代表李光耀的心愿。作为新加坡“国父”和李氏“家长”，李光耀既真心希望子孙“有出息”，也真诚希望自己能留下“不搞个人崇拜”、“高风亮节”的美名。

凭借一手缔造新加坡国家及其繁荣神话的功绩、威望，李光耀生前至少在新加坡国内完美地兼顾了上述“两难”，既成功为李显龙“保驾护航”，又未引发国内、家中太多公开不满和抱怨。尽管对“新加坡模式”外界见仁见智，但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李光耀是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无论如何也算做到了父慈子孝、国泰民安。

李光耀旧时与夫人柯玉芝（右一）和子女李显龙（左起）、李显扬和李玮玲在欧思礼路住家的合照

但这种“两全其美”、“无人挑战”，是建立在李光耀个人在国内、家内无可比拟的威望基础上的，并非人人都满意，但无人敢冒险公开质疑“国父”、“家长”的安排。李光耀栽培李显龙的“动静”绝不小于李显龙栽培李鸿毅（事实上此前很少有人关注这点），但当时李玮玲也好，李显扬也罢，都未公开吐半点异议。如今李光耀已矣，李显龙在姐弟俩（恐怕远不止他们俩）心目中并不具备李光耀那样的权威性和压服力。同样的矛盾，在李光耀时代不是问题，但如今就很可能是问题、甚至大问题。

李光耀生前不需要雕塑，不需要纪念碑和纪念故居，因为他自己就是“活的权威”，而相对缺乏权威的李显龙就不得不通过树立这些亡父纪念影像去“借权威”。这道理就和《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生前并不需要放在四轮车上的木雕塑像，但他死后，“惟工书法”、能力和德望平平的儿子诸葛瞻守绵竹，就需要借助这样一件道具，是同样的道理。

一些新加坡问题专家担心，李氏家族“宫斗”的公开化，会严重动摇其权威和凝聚力，动摇公众对李家的尊敬和信心。这种担心恐怕把问题弄反了：不是“宫斗”的公开化会削弱李氏家族凝聚力、公信力和权威性，而是随着李光耀的离世，李氏权威性不可避免地衰减，导致了李氏家族“宫斗”的公开化。

2015年，李光耀逝世后李显龙与李显扬出席追悼活动

尽管“宫斗”震惊新加坡内外，让许多围观者大跌眼镜，但此事恐怕暂时不会对新加坡政局构成实质性影响。如前所述，“宫斗”是果不是因，“李二代”的新加坡注定不可能保持“李一代”的风格，该发生的（包括“宫斗”），事实上都已经或正在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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