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沈彬

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两高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新华社在报道中特别点出，《规定》“明确非法证据，不得强迫证实自己有罪”等等。

这些“排除非法证据”的硬措施，对于公众来说，可能是眼前一亮。但其实，《规定》中很多是既有2012版 《刑事诉讼法》的内容，以及既有的相关司法规定，并不是“创新”。一定意义上说，现行的2012版 《刑事诉讼法》杜绝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保障当事人权益方面的规定，已经相对完善，关键是怎么去落实既有的法律规定，并对违法的司法人员进行严厉追责。

我国法律虽然一直明文禁止刑讯逼供、暴力取证，但之前采取的标准是“宽禁止，严排除”，即，虽然禁止刑讯，但往往对通过刑讯取得的证据——“毒树之果”，不实施严格排除。因为非法取得的证据还能用，结果个别基层公安往往不愿严格守法取证，在近年轰动一时的赵作海、浙江叔侄等冤案中，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落实非法证据排除机制，成为近年司法改革的重要抓手，特别是2013年施行的新版《刑事诉讼法》，明确提出“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甚至对“非法取证”实行“有罪推定”。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那么，这次由“两高三部”联合发布“排除非法证据”的重磅规定，其意义在哪里呢？

首先，这部规定的“规格很高”，也是在落实之前中央深改组的部署。《规定》不是由两高公布的司法解释，而是由两高，加上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这意味着落实非法证据排除，不仅是由检察院、法院在做事后审查，公安在办案过程中就要杜绝，同时要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所以有司法部参与）。而且，今年4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两高三部”的《规定》是对中央深改组部署的及时落实。

其次，这部规定对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不在于“新”，而在于“细”，堵上了基层机关“打擦边球”的漏洞。比如，“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这其实是《刑诉法》既有的规定，这次《规定》进一步明确：“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应当不间断进行”。

再比如，“看守所收押犯罪嫌疑人时，应当进行身体检查”，这是既有的法律规定，这次《规定》进一步细化为：“检查时，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可以在场，检查发现犯罪嫌疑人有伤或者身体异常的，看守所应当拍照或者录像”。

这种“细化”也反映了某种无奈：皇皇的法律没有得到坚决执行，本该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一直在被“打折扣”。在司法过程中，真正启动“非法证据排除”并不简单，当事官员“压力山大”。

比如，2015年8月曝光的“漫画刑讯冤案”中，山西中阳县刘仁旺在坐了5年牢之后，最终被无罪释放。他还请人用漫画描绘被刑讯经过，包括吊打、电击、关铁笼、开水烫、锥刺十指……但此案得以平反的关键是，山西吕梁中院顶住压力，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机制，认定讯问地点不合法，均在看守所之外，刘还有2次被提出看守所，一次无体检记录……但是，像这样因为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而得以翻转的，还只是个案。

刘仁旺出看守所后找人画的“受刑图”

今天还有媒体报道，湖南冷水江８年前发生一起“奸师”疑案，一名女老师在自家楼顶被袭击，抢救无效死亡，同小区的两名高中生成为嫌疑人，并最终被判无期徒刑。但两名少年事后一直申诉，称遭到刑讯逼供，是被冤枉的。而从调查来看，该案确实是靠被告口供定罪，缺乏足够的物证。这是不是又一起“强迫证实自己有罪”，还有待后续调查。

整体而言，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现行《刑事诉讼法》以及规定已经够用了，真问题是法律怎么刚性运行、不打折，不让恪守法律的司法人员感到压力。目前“两高三部”的《规定》是一个风向标，但真正要刚性贯彻，还需要严厉追责敢于非法取证的官员，这个大旗要树起来。

“非法证据排除”不能只是重申、“细化”，“好法律”进入内心，必须以追责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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